卷二十一

——(南北朝萧子显南齐书

  文惠太子

  文惠太子长懋,字云乔,世祖长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为太祖所爱。姿容丰润,小字白泽。宋元徽末,随世祖在郢。世祖还镇盆城拒沈攸之,使太子劳接将帅,亲侍军旅。除秘书郎,不拜。授辅国将军,迁晋熙王抚军主簿。事宁,世祖遣太子还都。太祖方创霸业,心存嫡嗣,谓太子曰:“汝还,吾事办矣。”处之府东斋,令通文武宾客。敕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军悉受长懋节度。我虽不行,内外直防及诸门甲兵,悉令长懋时时履行。”转秘书丞,以与宣帝讳同,不就,改除中书郎,迁黄门侍郎,未拜。升明三年,太祖将受禅,世祖已还京师,以襄阳兵马重镇,不欲处他族,出太子为持节、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左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

  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户。江左未有嫡皇孙封王,始自此也。进号征虏将军。先是,梁州刺史范柏年诱降晋寿亡命李乌奴,讨平氐贼杨城、苏道炽等,颇著威名。沈攸之事起,柏年遣将阴广宗领军出魏兴声援京师,而候望形势。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乌奴劝柏年据汉中不受命,柏年计未决,玄邈已至,柏年迟回魏兴不肯下。太子虑其为变,乃遣说柏年,许启为府长史,柏年乃进襄阳,因执诛之。柏年,梓潼人,徙居华阳,世为土豪,知名州里。宋泰始中,氐寇断晋寿道,柏年以仓部郎假节领数百人慰劳通路,自益州道报命。除晋寿太守。讨平氐贼,遂为梁州。柏年强立,善言事,以应对为宋明帝所知。既被诛,巴西太守柳弘称启太祖,敕答曰:“柏年幸可不尔,为之恨恨!”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盗以把火自照,后人有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是时州遣按验,颇得遗物,故有同异之论。会北虏南侵,上虑当出樊、沔。二年,征为侍中、中军将军,置府,镇石头。

  穆妃薨,成服日,车驾出临丧,朝议疑太子应出门迎。左仆射王俭曰:“寻《礼记·服问》‘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妇’,言国君为此三人为主丧也。今鸾舆临降,自以主丧而至,虽因事抚慰,义不在吊,南郡以下不应出门奉迎。但尊极所临,礼有变革,权去杖绖,移立户外,足表情敬,无烦止哭。皇太子既一宫之主,自应以车驾幸宫,依常奉候。既当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帻行事。望拜止哭,率由旧章。尊驾不以临吊,奉迎则惟常体,求之情礼,如为可安。”解侍中。上以太子哀疾,不宜居石头山障,移镇西州。四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世祖即位,为皇太子。

  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讽诵,以为口实。即正位东储,善立名尚,礼接文士,畜养武人,皆亲近左右,布在省闼。永明三年,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以擿句令太子仆周颙撰为义疏。

  五年冬,太子临国学,亲临策试诸生,于坐问少傅王俭曰:“《曲礼》云‘无不敬’。寻下之奉上,可以尽礼,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总同敬名,将不为昧?”俭曰:“郑玄云‘礼主于敬’,便当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来通,则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须另称。”俭曰:“尊卑号称,不可悉同,爱敬之名,有时相次。忠惠之异,诚以圣旨,孝慈互举,窃有征据。《礼》云‘不胜丧比于不慈不孝’,此则其义。”太子曰:“资敬奉君,资爱事亲,兼此二涂,唯在一极。今乃移敬接下。岂复在三之义?”俭曰:“资敬奉君,必同至极,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虽同,深浅既异,而文无差别,弥复增疑。”俭曰:“繁文不可备设,略言深浅已见。《传》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书》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经典明文,互相起发。”太子问金紫光禄大夫张绪,绪曰:“愚谓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并同。”太子曰:“敬虽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称。《尚书》云‘惠鲜鳏寡’,何不言恭敬鳏寡邪?”绪曰:“今别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总开记首,所以共同斯称。”竟陵王子良曰:“礼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谓非嫌。”太子曰:“本不谓有嫌,正欲使言与事符,轻重有别耳。”临川王映曰:“先举必敬,以明大体,尊卑事数,备列后章,亦当不以总略而碍。”太子又以此义问诸学生,谢几卿等十一人,并以笔对。

  太子问王俭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说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义岂相主?”俭曰:“《乾》健《震》动,天以运动为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运动为德,君自体天居位,《震》雷为象,岂体天所出?”俭曰:“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万物出乎《震》,故亦帝所与焉。”

  俭又谘太子曰:“《孝经》‘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贤方尽其致,何故不授颜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虽德惭体二,而色养尽礼,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规教,义在于此。”俭曰:“接引非隔,弘宣虽易,去圣转远,其事弥轻。既云‘人能弘道’,将恐人轻道废。”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废言,而况中贤之才,弘上圣之教,宁有壅塞之嫌?”临川王映谘曰:“孝为德本,常是所疑。德施万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岂因积习?”太子曰:“不因积习而至,所以可为德本。”映曰:“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大孝荣亲,众德光备,以此而言,岂得为本?”太子曰:“孝有深浅,德有小大,因其分而为本,何所稍疑?”

  太子以长年临学,亦前代未有也。

  明年,上将讯丹阳所领囚,及南北二百里内狱,诏曰:“狱讼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贰,宜时详览,此讯事委以亲决。”太子乃于玄圃园宣猷堂录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书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视。

  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风韵甚和而性颇奢丽,宫内殿堂,皆雕饰精绮,过于上宫。开拓玄圃园,与台城北堑等,其中楼观塔宇,多聚奇石,妙极山水。虑上宫望见,乃傍门列修竹,内施高鄣,造游墙数百间,施诸机巧:宜须鄣蔽,须臾成立;若应毁撤,应手迁徙。善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光彩金翠,过于雉头矣。以晋明帝为太子时立西池,乃启世祖引前例,求东田起小苑,上许之。永明中,二宫兵力全实,太子使宫中将吏更番役筑,宫城苑巷,制度之盛,观者倾京师。

  上性虽严,多布耳目,太子所为,无敢启者。后上幸豫章王宅,还过太子东田,见其弥亘华远,庄丽极目,于是大怒,收监作主帅;太子惧,皆藏匿之,由是见责。太子素多疾,体又过壮,常在宫内,简于遨游。玩弄羽仪,多所僭疑,虽咫尺宫禁,而上终不知。

  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见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镌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临视,有忧色。疾笃,上表曰:“臣地属元良,业微三善,光道树风,于焉盖阙,晨宵忷惧,有若临渊。摄生舛和,构离疴疾,大渐惟几,雇阴待谢。守器难永,视膳长违,仰恋慈颜,内怀感哽。窃惟死生定分,理不足悲,伏愿割无已之悼,损既往之伤,宝卫圣躬,同休七百,臣虽没九泉,无所遗恨。”时年三十六。

  太子年始过立,久在储宫,得参政事;内外百司,咸谓旦暮继体。及薨,朝野惊惋焉。上幸东宫,临哭尽哀,诏敛以衮冕之服,谥曰文惠,葬崇安陵。世祖履行东宫,见太子服玩过制,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以东田殿堂为崇虚馆。郁林立,追尊为文帝,庙称世宗。

  初,太子内怀恶明帝,密谓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悦此人,当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后明帝立,果大相诛害。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寿夭悠悠,尚嗟恒事。况夫正体东储,方树年德;重基累叶,载茂皇家;守器之君,已知耕稼,虽温文具美,交弘盛迹,武运将终,先期夙殒,传之幼少,以速颠危。推此而论,亦有冥数矣。

  赞曰:二象垂则,三星丽天。树嫡惟长,义匪求贤。方为守器,植命不延。

《南齐书》
南齐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撰,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南齐书》热门篇章

【萧子显】简介

  史学是萧子显所酷爱的事业,在他的四十九年的生命历史上,撰写了五部历史著作:《后汉书》一百卷,《晋史草》三十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他撰《齐书》,是向梁武帝请示并得到梁武帝的批准的。萧子显撰写和完成《齐书》的时间,按照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说法,是在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年)。如果刘知几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话,那么《齐书》的撰成当在天监八年(509年)至十八年(519年)期间,即萧子显二十岁以后至三十岁以前这十年当中。果然如此,那真是一位青年史学家了。除了《齐书》以外,萧子显的其他著作包括文集二十卷都已不存。后人为了区别萧子显的《齐书》和唐初李百药所撰的《齐书》,把前者称为《南齐书》,后者叫做《北齐书》。


  萧子显在撰写《南齐书》的过程中,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和思想还是不少的。早在齐明帝时,史学家檀超和江淹奉诏修本朝史,他们制订了齐史的体例,但没有最后完成修撰工作。此外,还有熊襄著的《齐典》、沈约著的《齐纪》、吴均著的《齐春秋》和江淹著的《齐史》十志。萧子显的撰述工作,在史书体例上“本(檩)超、(江)淹之旧而小变之”;在史书材料上汲取诸家成果,终于著成《南齐书》六十卷。


  《南齐书》包含:帝纪八卷,除追叙萧道成在刘宋末年的政治活动外,主要记萧齐皇朝(479—502年)二十三年间的史事。志八篇十一卷,其中有的上承刘宋,有的起于萧齐立国,断限比较明显。传四十卷,其中不少是记少数民族地区史事的,而以《魏虏传》记北魏史事,这在性质上同《宋书·索虏传》是一样的。序录一卷,刘知几都不曾见到,说明它佚之甚早,故全书今存五十九卷。上面讲到,萧子显既是萧齐皇朝的宗室,又是萧梁皇朝的宠臣,所以他撰《南齐书》一方面要为萧道成避讳,一方面又要替萧衍掩饰。例如他写宋、齐之际的历史,就不能直接写萧道成的篡夺之事,只能闪烁其词,微露痕迹;他写齐、梁之际的历史,则用很多篇幅揭露齐主恶迹,以衬托萧衍代齐的合理。这是他作为齐之子孙、梁之臣子的“苦心”,也反映出他在史学上的局限性。


  《南齐书》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就了八篇志,确乎难得。这里面无疑包含了江淹的首创之功。《南齐书》有些传,显示了萧子显在历史表述上的才华。如:他于《褚渊传》,先写褚渊在宋明帝时受到信任,而在宋明帝临死,则写他也参与“谋废立”,违背宋明帝的意旨;于《王晏传》,先叙其与齐高帝、齐武帝的密切关系,继而写其在齐武帝死后也参与“谋废立”的事;于《萧谌传》,先说其受到齐武帝、郁林王的信赖,后写其在协助齐明帝夺取郁林王皇位的政变中竟然领兵作前驱;于《萧坦之传》,先烘托其受到郁林王的殊特信任,以至“得入内见皇后”,后写他成了废郁林王而拥立明帝的关键人物;等等。萧子显在写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时候,都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前后史事的对比来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说:“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用顾炎武的话说,这种写历史人物的方法叫做“于序事中寓论断”,司马迁写《史记》最善于运用这种方法。萧子显学习司马迁表述历史的方法,并取得一定的成就,被后代史学家称为“良史”,这是很自然的。


  《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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