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充国

——(明代冯梦龙智囊(选录)

  【原文】

  先零、罕、开皆西羌种,各有豪,数相攻击,成仇。匈奴连合诸羌,使解仇作约。充国料其到秋变必起,宜遣使行边预为备。于是两府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边,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斩千余级,诸降羌悉叛,攻城邑,杀长吏。上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无逾于老臣者矣。”充国时年七十余。上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方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阵。及明,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旁。充国意此骁骑难制,且恐为诱,戒军勿击,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也。”

  遣骑候四望峡中,亡虏。夜引兵至落都,谓诸校司马曰:“吾知羌无能为矣。使发数千人守杜四望、峡中,兵岂得人哉!”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边批:节节持重。)初罕开豪靡当儿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先零将反。”后数日,果反。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都尉赵充国即留雕库为质。充国以为亡罪,遣归告种豪:“大兵诛有罪,毋取并灭,能相捕斩者,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所捕妻子财物与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虏谋。酒泉太守辛武贤上言:“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天子下其议,充国以为:“佗负三十日食,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据前险,守后阨,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患。且先零首为畔逆,宜捐罕开暗昧之过,先诛先零以震动之。”朝议谓:“先零兵盛而负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则先零未可图。”(边批:似是而非。)天子遂敕充国进兵。充国上书谢罪,因陈利害曰:“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即罕羌欲为寇,宜简练以俟其至,以逸待劳,必胜之道也。今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愚以为不便。先零羌欲为背畔。故与罕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亦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其计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食足,击之未见利,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以坚其约。党坚势盛,附者浸多,臣恐国家之忧不二三岁而已。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则罕开不烦兵而服;如其不服,须正月击之未晚。”上从充国议,充国引兵至先零,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阨狭,充国徐行驱之。(边批:又持重。)或曰:“逐利宜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曰:“善。”虏赴水溺死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兵至罕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罕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豪靡忘来自归,充国赐饮食,遣还谕种人,时羌降者万余人。充国度羌必坏,请罢骑兵,留万人屯田,以待其敝。

《智囊(选录)》
智囊(选录)《智囊全集》初编于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全书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历代智囊故事1200余则,是一部中国人民智慧的创造史和实践史。书中所表现的人物,都在运用智慧和谋略创造历史。它既是一部反映古人巧妙运用聪明才智来排忧解难、克敌制胜的处世奇书,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篇幅庞大的智谋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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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简介

  冯梦龙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1574年),卒于1646年。他生下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濛初(1644年),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1645年),阮大钺、王思任(1646年),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1647年)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异族入侵的铁蹄下夭折了。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生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冯梦桂)弟(冯梦雄)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雄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除了写诗文,主要精力在于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他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广笑府》、《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而以选编“三言”的影响最大最广。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


  冯梦龙从小好读书,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麟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屡试不中,后来在家中著书。因热恋一个叫侯慧卿的歌妓,对苏州的茶坊酒楼下层生活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他的《桂枝儿》《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时创作的。


  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年)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


  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在清兵南下时,他除了对反清积极进行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之外,还以七十高龄,亲自奔走反清大业。冯梦龙是一位爱国者,在崇祯年间任寿宁知县时,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之因。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忧愤而死,一说被清兵所杀。


  在思想上,冯梦龙受李卓吾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情史》卷一《总评》)强调真挚的情感,反对虚伪的礼教。


  在文学上,他重视通俗文学所涵蕴的真挚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他认为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叙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他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说序》中,认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这些见解对鄙视通俗文学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纵览他的一生,虽有经世治国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狂放,他对“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与歌儿妓女的厮混,他对俚词小说的喜爱等都被理学家们认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难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长期沉沦下层,或舌耕授徒糊口,或为书贾编辑养家。


  冯梦龙所编纂的这些书,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实用。他的那些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的那些解说经书的辅导教材受到习科举的士子们的欢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为书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得冯梦龙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的特色。在《智囊》一书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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