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 寇准 陈康伯

——(明代冯梦龙智囊(选录)

  【原文】

  曹操既得荆州,顺流东下,遗孙权书,言:“治水军八十万众,与将军会猎于吴。”张昭等曰:“长江之险,已与敌共。且众寡不敌,不如迎之。”鲁肃独不然,劝权召周瑜于鄱阳。瑜至,谓权曰:“操托名汉相,实汉贼也。将军割据江东,兵精粮足,当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又今盛寒,马无藁草;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险,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周瑜也。瑜请得精兵五万人,保为将军破之!”权曰:“孤与老贼誓不两立!”因拔刀砍案曰:“诸将敢复言迎操者,与此案同。”竟败操于赤壁。

  契丹寇澶州,边书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骇。寇准不发,饮笑自如。真宗闻之,召准问计,准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边批:大言。)愿驾幸澶州。”帝难之,欲还内,准请毋还而行,乃召群臣议之。王钦若,临江人,请幸金陵;陈尧叟,阆州人,请幸成都。准曰:“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敌当自遁,奈何弃庙社远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溃,敌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帝乃决策幸澶州,准曰:“陛下若入宫,臣不得到,又不得见,则大事去矣。请毋还内。”驾遂发,六军、有司追而及之。临河未渡,是夕内人相泣。上遣人瞷准。方饮酒鼾睡。明日又有言金陵之谋者,上意动。准固请渡河,议数日不决。准出见高烈武王琼,谓之曰:“子为上将,视国危不一言耶?”琼谢之,乃复入,请召问从官,至皆嘿然。上欲南下,准曰:“是弃中原也!”又欲断桥因河而守,准曰:“是弃河北也!”上摇首曰:“儒者不知兵。”准因请召诸将,琼至,曰:“蜀远,钦若之议是也,上与后宫御楼船,浮汴而下,数日可至。”众皆以为然,准大惊,色脱。琼又徐进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边批:此举全得高公力,上所信者,武臣也。)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则城中别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将归事其主,谁肯送陛下者,金陵亦不可到也。”准又喜过望,曰:“琼知此,何不为上驾?”琼乃大呼逍遥子,准掖上以升,遂渡河,幸澶渊之北门。远近望见黄盖,诸军皆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气夺,来薄城,射杀其帅顺国王挞览,敌惧,遂请和。

  金主亮南侵,王权师溃昭关,帝命杨存中就陈康伯议,欲航海避敌。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闻之,已自宽。明日康伯入奏曰:“闻有劝陛下幸海趋闽者,审尔,大事去矣!盍静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诏曰:“如敌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诏而后奏曰:“百官散,主势孤矣。”帝意始坚。康伯乃劝帝亲征。

  〔评〕是役,准先奏请,乘契丹兵未逼镇、定,先起定州军马三万南来镇州,又令河东兵出土门路会合,渐至邢、詺,使大名有恃,然后圣驾顺动。又遣将向东旁城塞牵拽,又募强壮入虏界,扰其乡村,俾虏有内顾之忧。又檄令州县坚壁,乡村入保,金币自随,谷不徙者,随在瘗藏。寇至勿战,故虏虽深入而无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补失,未战而困。若无许多经略,则渡河真孤注矣。

  迟魏之帝者,一周瑜也;保宋之帝者,一寇准也;延宋之帝者,一陈康伯也。

《智囊(选录)》
智囊(选录)《智囊全集》初编于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全书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历代智囊故事1200余则,是一部中国人民智慧的创造史和实践史。书中所表现的人物,都在运用智慧和谋略创造历史。它既是一部反映古人巧妙运用聪明才智来排忧解难、克敌制胜的处世奇书,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篇幅庞大的智谋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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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简介

  冯梦龙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1574年),卒于1646年。他生下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濛初(1644年),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1645年),阮大钺、王思任(1646年),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1647年)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异族入侵的铁蹄下夭折了。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生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冯梦桂)弟(冯梦雄)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雄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除了写诗文,主要精力在于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他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广笑府》、《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而以选编“三言”的影响最大最广。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


  冯梦龙从小好读书,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麟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屡试不中,后来在家中著书。因热恋一个叫侯慧卿的歌妓,对苏州的茶坊酒楼下层生活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他的《桂枝儿》《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时创作的。


  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年)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


  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在清兵南下时,他除了对反清积极进行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之外,还以七十高龄,亲自奔走反清大业。冯梦龙是一位爱国者,在崇祯年间任寿宁知县时,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之因。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忧愤而死,一说被清兵所杀。


  在思想上,冯梦龙受李卓吾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情史》卷一《总评》)强调真挚的情感,反对虚伪的礼教。


  在文学上,他重视通俗文学所涵蕴的真挚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他认为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叙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他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说序》中,认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这些见解对鄙视通俗文学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纵览他的一生,虽有经世治国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狂放,他对“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与歌儿妓女的厮混,他对俚词小说的喜爱等都被理学家们认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难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长期沉沦下层,或舌耕授徒糊口,或为书贾编辑养家。


  冯梦龙所编纂的这些书,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实用。他的那些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的那些解说经书的辅导教材受到习科举的士子们的欢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为书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得冯梦龙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的特色。在《智囊》一书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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