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郭主簿·其二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
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
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
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
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
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
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
①清凉素秋节:渐进凉秋节气
②肃景:当作夙景。早晨景象
③陵岑:高岭
④开林耀:当作耀林开。与冠岩列对文。江淹《杂诗》:“时菊耀岩阿,云霞冠秋岭。”与此句法同
⑤卓:独立的样子
⑥幽人:高隐之士
⑦抚尔诀:抚,持,把握。尔,指松菊。诀,秘诀,要道。是说过去的隐士千百年来都把握着松菊傲霜之道。陶以松菊自励节操。
⑧检素:书信。展,开书信。检素不获展,谓未能展阅对方书信。方东树《昭昧詹言》:“言不通讯问也。”陶注释为自检平素,有怀莫展,亦通。
(晋)陶洲明著,逯饮立 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5-1:61-62
《和郭主簿》第二首主要写秋色。写秋色而能独辟溪径,一反前人肃杀凄凉的悲秋传统,却赞赏它的清澈秀雅、灿烂奇绝,乃是此诗具有开创性的一大特征。古诗赋中,写秋景肃杀悲凉,以宋玉《九辩》首肇其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往后秋景与悲愁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汉武帝的《秋风辞》、汉代《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曹丕的《燕歌行》、祢衡的《鹦鹉赋》、曹植的《赠丁仪》、《赠白马王彪》、《幽思赋》、王粲的《登楼赋》、阮籍《咏怀·开秋兆凉气》、潘岳的《秋兴赋》、张协的《杂诗·秋夜凉风起》等等,或触秋色而生悲感,或借秋景以抒愁怀,大抵皆未跳出宋玉悲秋的窠臼。而陶渊明此诗的秋景却与众迥异,别开生面。首句不写秋景,却写春雨之多,说今春调合的雨水(和泽)不断,遍及了整个春季三月。这一方面是《诗经》中“兴”的手法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把多雨的春和肃爽的秋作一对比,令人觉得下文描绘的清秀奇绝的秋色,大有胜过春光之意。往下即具体写秋景的清凉素雅:露水凝结为一片洁白的霜华,天空中没有一丝阴霾的雾气(游氛),因而益觉天高气爽,格外清新澄澈。远望起伏的山陵高岗,群峰飞逸高耸,无不挺秀奇绝;近看林中满地盛开的菊花,灿烂耀眼,幽香四溢;山岩之上苍翠的青松,排列成行,巍然挺立。凛冽的秋气使百卉纷谢凋零,然而菊花却迎霜怒放,独呈异采;肃杀的秋风使万木摇落变衰,唯有苍松却经寒弥茂,青翠长在。难怪诗人要情不自禁地怀想这松菊坚贞秀美的英姿,赞叹其卓尔不群的风貌,誉之为霜下之杰了。
善于在景物的写实中兼用比兴象征手法,寄寓强烈的主体情感,是此诗的又一显著特征。诗人对菊举杯饮酒(衔觞),由逸峰的奇绝,松菊的贞秀,自然联想、怀念起那些与逸峰、松菊颇相类似的孤高傲世、守节自厉的古代高人隐士(幽人),他们千百年来一直坚持着(抚)松菊(尔)那种傲然特立的秘诀要道,其高风亮节真是可钦可敬。这里,赞美企慕“幽人”的节操,也寓有诗人内在品格的自喻和自厉。然而这只是诗人内心世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却是“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或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宏图壮志。《杂诗》之二已作于五十岁左右,但仍感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晚年所作《读山海经》中,还义愤填膺地大呼:“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赞扬“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咏荆轲》中又歌颂:“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一切都说明诗人终其一生,也未忘情现实;在向往“幽人”隐逸的同时,内心始终潜藏着一股壮志未酬而悲愤不平的激流。这种出处行藏的矛盾心情,反映在此诗中,便逼出结尾二句:诗人检查平素有志而不获施展,在清秋明月之下,也不由得老是厌厌无绪了。
由此可见,写秋景的清凉澄澈,象征着幽人和诗人清廉纯洁的品质;写陵岑逸峰的奇绝,象征着诗人和幽人傲岸不屈的精神;写芳菊、青松的贞秀,象征着幽人和诗人卓异于流俗的节操。从外在联系看,以秋景起兴怀念幽人,又从幽人而反省自身,完全顺理成章;从内在联系看,露凝、景澈、陵岑、逸峰、芳菊、青松等意象,又无不象征着“幽人”的种种品质节操,无不寄寓着诗人审美的主体意识,真是物我融一,妙合无痕。而在幽人的精神品质中,又体现了诗人的精神品质;但“有怀莫展”之叹,又与那种浑身静穆的“幽人”不同。
以松菊为喻写人或以松菊为象状景,前人早已有之。《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但这只是单纯取喻说理。屈原《离骚》有“夕餐秋菊之落英”,虽有象征,但只是抒情中的想像借喻,并非景物写实。曹植《洛神赋》中“荣耀秋菊,华茂春松。”是用菊松喻洛神的容光焕发,所比仅在外貌而非内在品质,且仍非写实景。左思《招隐》有“秋菊兼餱粮,幽兰间重襟。”是化用《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和“纫秋兰以为佩”二句,性质亦同。其《咏史·郁郁涧底松》中喻寒门才士受抑,亦非写实。至于钟会、孙楚的《菊花赋》虽是写景,却并无深刻的象征意义。真正把景物写实与比兴象征自然巧妙地融为一体的,当自渊明始。苏轼评陶云:“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选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冷斋诗话》引)读这首诗,深知苏评确非溢美。
《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495-498页
中国古代有不少因维护人格,保持气节而不食的故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东晋后期的大诗人陶渊明,是名人之后,他的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于苍生”之志,可是,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年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
为了生存,陶渊明最初做过州里的小官,可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那一套恶劣作风,不久便辞职回家了。后来,为了生活他还陆续做过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
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家境越来越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甚至连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是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的。他原本可以活得舒适些,至少衣食不愁,但那要以付出人格和气节为代价。陶渊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获得了人格的尊严,写出了一代文风并流传百世的诗文。在为后人留下宝贵文学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成为中国后代有志之士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