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羊长史·并序
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
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
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
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
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
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
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
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
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
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
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
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
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
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
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
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
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
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
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
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
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
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
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
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
这诗是陶集赠答诗中的名篇。诗中念古伤今,流露着作者对时局的观感和政治态度,也体现了“君子赠人以言”的古训,对友人进行讽示、忠告,大有别于一般伤离惜别、应酬敷衍之作。羊长史,名松龄,是和作者周旋日久的友人,当时任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的长史。这次是奉使去关中,向新近北伐取胜的刘裕称贺。秦川,今陕西一带。
刘裕在消灭桓玄、卢循等异己势力之后,执掌朝政,功高位尊,已怀有夺取司马氏政权的野心。公元416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率师北伐,消灭了羌族建立的后秦国,收复了古都长安、洛阳。自永嘉之乱以来,南北分裂,晋师不出,已逾百年。这次北伐胜利,本是一件大好事。无奈刘裕出兵的动机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所以才得胜利,便匆匆南归,去张罗篡位的事了。他一心只是“欲速成篡事,并非真有意于中原”。南北统一的希望,终成泡影。三年之后,他便代晋成了依然偏安江左的刘宋王朝的开国之君。
对刘的意图,作者是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对北伐胜利和羊长史入关称贺,他都表现得十分冷漠,只在序里淡淡地说了一句“衔使秦川”而在诗中又委婉地讽示友人,不要趋附权势,追求驷马高官。这一切,都显现出这位“隐逸诗人”对现实和政治还是相当敏感、有所干预的。 因为诗所涉及的是很敏感的时政问题,所以其表现也十分隐约、含蓄。全诗分四节。首节八句,悠徐地从“千载外”说起,说是自己生在三季(夏、商、周三代之末)之后,只有从古人书里,得知些黄帝、虞舜之世的事,不禁慨然长念——那时真风尚存,风俗淳朴平和。言下之意,三季之后,就只剩下欺诈虚伪,争攘篡夺了。这自然是对刘裕的隐隐嘲讽。既提到“古人书”,就以它为纽带,自然地转入下文:也正是从书里,知道了贤圣余迹,多留存在中都(指洛阳、长安)一带。点到“贤”字,目光便已遥注到下文的“绮(里季)与甪(里先生)”;而“圣”,则上应“黄虞”。自己是一直向往“贤圣”们所作所为的,所以始终盼望着去那里游骋心目;只是限于关山阻隔(实际是南北分裂的代用语),没能如愿而已。这样缓缓说来,既说出自己对“贤圣”的崇仰心情,也以宾带主,渐渐引入羊长史的北去。思路文理,十分绵密。
次节四句,转入赠诗。现在九域(九州,指天下)已经初步统一起来了,诗人下了决心,要整治船只车辆,北上一行。听说羊长史要先走一步,自己因身有疾病,难以联袂同行,只有赠诗相送。作者早衰多病,五十以后即“渐就衰损”(《与子俨等疏》),“负疴”当然是实情;但“不获俱”的真正原因,还应在于羊长史是奉使向刘裕称贺,而自己却是要“游心目”于贤圣遗迹,目的既不同,当然也不必同行了。
“路若经商山”以下八句,是赠诗主旨所在。到关中去,说不定要经过商山,那正是汉代初年不趋附刘邦的绮、角等“四皓”(四个白首老人)的隐栖之地。作者很自然地借此向友人嘱咐,要他经过时稍稍在那里徘徊瞻仰,并多多向四皓的英灵致意:他们的精神魂魄又怎样了呢?相传他们在辞却刘邦迎聘时曾作《紫芝歌》:“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而畏人兮,不若贫贱之肆志。”(见《古今乐录》)如今,紫芝有谁再采呢?深谷里也大概久乏人迹、芜秽不堪了吧?——多少人已奔竞权势、趋附求荣去了。作者在这里说“为我”,流露出自己是有心上追绮、角精魂的人,同时也示意友人要远慕前贤,勿误入奔竞趋附者的行列。接着,他又化用《紫芝歌》后段的意思警醒友人:“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高车驷马,常会遭罹祸患;贫贱相处,却可互享心神上的欢娱。是讽示,也是忠告,朱光潜在《诗论》中曾举到这首诗说:“最足见出他于朋友的厚道。”正指此处。
《紫芝》一歌,可看作这首赠诗的灵魂。篇首的“慨然念黄虞”,已化用了“唐虞世远”之意;直到结尾,作者还郑重写出“清谣(指《萦芝歌》)结心曲”,深慨绮、甪长往,人既乖违,时代亦疏隔久远,自己只有在累代之下,长怀远慕,慨叹无穷了。“言尽意不舒”,见出作者对时世慨叹的多而且深,也示意友人要理解此心于言语文字之外。
此诗对刘裕不屑涉笔,意存否定,却对不趋附权势的绮、甪崇仰追慕,这些都显示出他崇高的人格修养。在写作上,虽从远处落笔,却紧扣正意,徐徐引入,最后才突出赠诗主旨,手法都很高妙。无怪方东树《昭昧詹言》云:“《羊长史》篇文法可以冠卷。”
沈德潜论赠答诗,谓“必所赠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复以己之情性流露于中,自然可咏可读。”(《说诗晬语》)此诗应是此论的一个好例。
中国古代有不少因维护人格,保持气节而不食的故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东晋后期的大诗人陶渊明,是名人之后,他的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于苍生”之志,可是,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年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
为了生存,陶渊明最初做过州里的小官,可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那一套恶劣作风,不久便辞职回家了。后来,为了生活他还陆续做过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
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家境越来越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甚至连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是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的。他原本可以活得舒适些,至少衣食不愁,但那要以付出人格和气节为代价。陶渊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获得了人格的尊严,写出了一代文风并流传百世的诗文。在为后人留下宝贵文学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成为中国后代有志之士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