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家族复仇的传统审美心理？（小说红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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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谱》：从家族复仇到阶级斗争

《红旗谱》同时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朱老忠为父亲复仇的故事，另一个则是朱老忠作为农民反抗地主冯兰池的斗争。前者是传统的“家族复仇”的故事，后者则是现代的“阶级斗争”的故事。两个故事、两种话语的并置凸显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而从家族复仇到阶级斗争的叙事逻辑的转换则书写了中国农民所经历的艰难的现代转型。

故事开始时，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为了保卫河神庙前的四十八亩官地奋起反抗地主冯兰池，最后被冯兰池“调虎离山”，活活气死。临终前，他嘱咐儿子虎子（朱老忠）：“要记住，你久后一日要有一口气，就要为我报仇……”二十多年之后，朱老忠就是在这种家族复仇的道德律令的召唤之下重返柳林镇的。

在乡土中国的家族文化当中，父亲既是家族的族长也是家族的象征，父亲的被杀意味着作为儿子的合法性的丧失。因此血亲复仇的观念是极其重要的传统叙事伦理原则。礼记·檀弓记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

朱老忠重回柳林镇，为的就是替父报仇雪恨，因此他首先是一个传统的为家族复仇的英雄。如果说，小说的创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话，那么朱老忠是无法成为《红旗谱》时代的典型形象的，这个家族复仇的英雄形象只是朱老忠成长的一个起点。归来的朱老忠——立志为父报仇的传奇英雄无论在相貌上还是在性格秉性上都让人想到他的英雄的父亲——既属于传统的血亲复仇的英雄小说的叙事伦理原则，同时又超越了这一原则。

朱老忠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乃是因为他从一个以为父报仇的家族英雄成长为了一个真正的“阶级战士”。在这个过程当中，重归的英雄朱老忠意识到了自己超越家族仇恨的阶级使命，获得了真正的阶级意识。

小说从家族复仇向阶级转变的叙事方式完整地再现了中国农民从自觉的反抗到自为的反抗的过程，再现了“阶级”在中国农民身上的觉醒过程。这一过程事实上在老一辈农民朱老巩、严老祥等人的身上已经有所萌芽。朱老巩在临终前已经意识到“土豪霸道们，靠着洋钱堆上长起来的，咱是脱掉毛的光屁股鸡，势不两立！”

在共产党人贾湘农等人的启发下，朱老忠身上的这种朴素的阶级意识萌芽觉醒了，他意识到了自己作为受苦人与天下农民和受压迫阶级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这里的“受苦人”显然是一个超越了地域和血缘的现代政治范畴。与此相应，这个受苦人的政治敌人——以冯兰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主了。

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地主乡绅一般是依靠自己的文化权威来“觉民行道”，组织乡村自治。清代中叶以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出现和加速，国家政权开始向乡村扩展。像冯兰池这样的乡绅开始成为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为一身的乡村统治者。

与此同时，乡绅的道德威权和文化作用日渐衰落，政治功利性大大增强。国家权力扩张的后果就是乡绅借助自身的政治权力来牟取经济利益，将各种开支都压在了本已凋敝不堪的农村经济的头上。

故而《红旗谱》中的农民与地主的冲突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血亲复仇的传统层面而演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冲突。无论是冯兰池对公田的霸占还是朱老忠领导的反割头税斗争都是这一现代政治冲突的体现。

在朱老忠的成长过程当中，中国农民的现代转型的悖论性特征就体现出来了：一方面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有其建立在血缘和地缘等自然关系之上的传统伦理依据，另一方面农民阶级意识的获得又是对这一传统伦理的克服与扬弃。

同时，作为一种现代政治意识，阶级意识的获得一方面是靠主体对自身经济地位的确认，另一方面也要靠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行为来表达。

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要靠讲述革命的起源来不断唤醒广大劳苦大众的阶级感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劳苦大众才能创造自己共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旗谱》的写作和传播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新中国合法性的来源——革命的起源的重述，同时也是新中国农民创造自己的历史的一次宝贵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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