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与“海派”小说各有哪些艺术特色？

京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三: 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1、梦幻乡土 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棋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构成了庞大的“乡村中国”的身影。在京派小说中，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主要内容。在京派作家看来，现代文明的都市道德虚伪，人性异化，压抑束缚着自然生命的发展，于是他们在回归自然的企图中以梦幻般的心态描绘着一幅幅自在自足的乡土图景。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等作品写了乡村中翁妪男女自然相处的和谐情景，勾勒出一派“世外桃源”图。沈从文的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通过对原始态的生活与“文明社会”的契约分工和政治状态的生活相对立隔膜的述说，表现出作者对“乡下人”自然、热情、勇敢、诚实等高贵性格的讴歌。与乡土民间和谐纯真的人性民情相联，京派作家或热衷于不表现社会底层人民生命力的强盛，如沈从文柏子中的水手任意而快活，林徽因文珍里的丫头大胆地求生，萧乾邓山东中的小贩憨厚而刚直；或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对优美纯洁女性的关注，如沈从文的翠翠（《边城》）、三三（三三），废名的阿毛（桃园）、琴子、细竹（《桥》），林徽因的钟绿（钟绿）、绣绣（绣绣）；或在飘忽的回忆中追寻着儿时的天真烂漫，如萧乾的《篱下》、《放逐》，凌叔华的弟弟、《小哥儿俩》，汪曾棋的戴车匠。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家们的一种共同的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2、悲悯人生 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凌叔华的小刘、李先生、《春天》等描写女性的作品中，都有一种由对人性的反讽而产生的轻曼的悯惜和忧伤的悲剧审美效果。京派作家还善写残缺的美的命运悲剧，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中父亲在一片远暧的自然宁静中悄然而逝，而三姑娘只能在自然光色的轻抚中长成一个乖巧美丽的姑娘。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京派小说中尚有一类表现美丑、善恶对立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鲜明的爱憎取舍的人生悲剧，如沈从文的菜园、丈夫等；萧乾的作品这种特点更明显，他崇尚虽败尤荣的人与命运的搏战，因此，他的悲剧中具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因素，这在邓山东、小蒋、印子车的命运中都可以看到。 3、诗意抒写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竹林的故事》以竹写青春气息，浣衣母、河上柳以杨柳喻乡村的古朴，桃园、《桥》以桃树言理想境界。与诗性追求相应，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废名的菱荡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从多个视角描摹了陶家村的自然风光和人性之美，从而为主人公“菱荡人”设置了一个“恰当”、“和谐”的生活背景，于是古朴宁静的自然脱化出了菱荡人的达观自如与世无争的生存观念，这样菱荡意境就成为了整篇小说的核心，而且作者还把禅境中的静观、顿悟等引入到小说中，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意境化。伴随诗性意境而来的是京派作品结构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倾向。京派小说往往取一种形散而神聚的结构，而这正是典范的散文体结构，人们称京派作家都是遗像文体家，主要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废名的四大等难于区分出是小说还是散文，林徽因的小说笔致活络自由，于看似平淡松散中见出功力。后起的汪曾祺的作品亦无波澜，几乎全无高潮，反映了他对“不像小说的小说”最早期的追求。 总之，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很有特色同时又是在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一个流派。它疏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在获得较大文学成就的同时也表现出某种在追踪社会时代脉搏上的滞后特点。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在追寻人文理想、承接文学传统、融合艺术新机、开拓小说新文体等方面为现代小说走向成熟提供了多样的发展途径。

海派

在我国，小说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直到近代，梁启超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才改变小说的地位，使之逐渐出现空前的繁荣。民国初期，以“游戏”、“娱乐”、“消遣”为旗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盛极一时，垄断了上海文坛。其实，鸳鸯蝴蝶派并不局限于言情小说，还涉及社会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黑幕小说等。鸳鸯蝴蝶派著名人物包天笑、周瘦鹃等，都被视为重要的海派作家。从小说发展史角度来看，鸳鸯蝴蝶派宣扬“以己身为读者”，关注大众接受心理及特点，为文学走向大众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鸳鸯蝴蝶派属都市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其创作意识而言，仍坚持晚清“改良小说”的思路，因袭着传统的观念。美国学者林佩瑞（Perry Link）曾在论一、二十年代传统样式的都市通俗小说中指出：“‘五四’作家认为，鸳鸯蝴蝶派这一种‘坏’文学是中国特有的弊病，因此对它之所以能够做到真正的普及化感到困惑不安。其实不然，在英国，同鸳鸯蝴蝶派风格相差无几的通俗小说也随着工业革命而大量地产生。”由此可见，鸳鸯蝴蝶派的一些作家，只是处于海派作家的边缘。

京派小说”：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活跃于北方文坛的一个重要流派。北京较少受南方激荡的政治风云的冲击，进入一个黑暗的相对沉静的历史时期。一部分对社会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便潜心于文学天地，去追寻理想的境界和个性的发展。新文化运动批评与否定的锋芒指向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政治、伦理道德，对民族的文化范式、审美心理等深层积淀却未有触动。“京派小说”的重要特征以独特的审美意识对生活进行主观化的过滤与净化，展现具有古朴美、清纯美的人生图景。代表：沈从文《边城》。王向辰、凌叔华、林徽音、废名《竹林的故事》、萧乾等。

京派文学是五四新文学分支、发展的结果。京派小说源来于五四小说，同时又不同于五四小说。五四小说的主体构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小说（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和创造社的浪漫抒情小说。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