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买房难吗？为什么杜甫只能住草屋？

不是他不买，是他装逼。文青病而已

中国人历来有房子情结，所谓“居者有其屋”，自古以来人们就把房子当成安身立命之所，到如今，买房也成为人生中头等大事。

汉书·元帝纪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

《资治通鉴》就曾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可见土地房产在古时的地位同样不亚于现代，有了房子就有了生活的保障，同时也代表着阶级和地位。

同事不只一次抱怨说，真羡慕古代那个“居住自由”的时代，可古代真的“居住自由”吗，如果了解一下中国数千年的“买房史”，就不难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就算我们穿越回古代，买房并不会简单很多，或许变得更难！

最早时候，本没有房，人类都住在山洞里，为了躲避野兽，就在树上筑巢，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经济适用房”。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鲁班根据龙宫里的房子图形，用树木做出了适合人居住习惯的屋子，后来，智慧的人类就一代一代的改进和完善，最终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房子。

有史可查的最早一次“买房”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周懿王3年也就是公元前897年前后，一个叫矩伯的人向裘卫索取了价值贝80朋（朋为计量单位，一朋有五贝、十贝之说）的瑾璋，答应给裘卫土地10田。

矩伯后来又向裘卫索取了两件赤琥及其他物品，共计贝20朋，答应再给裘卫土地3田。执政大臣命令主管官，把矩伯的田授给裘卫。

也就是说，一个人用了两块玉，一个鹿皮棉袄和一个带花的围裙，就换来了矩伯的1000亩地。

土地即房产，自这次交易之后，也顺利的开启了一个新的市场，叫做房地产。

汉朝时期，经历土地改革实行“均田制”，按人头分配土地，如果你想住大房子，那就多生孩子。

西汉吕雉吕太后当政时，朝廷颁布了一条规定：“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意思就是说，你想要买房，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买的房子必须紧挨着你现有的房子，非紧邻的居民之间不能进行不动产交易。

当时集体主义和理想化的色彩还很浓，宅基由政府统一分配，一户一房。为了方便管理，严格限制土地兼并，遏制贫富差距，控制买房交易，在当时，就已经有了一定的“限购”政策。

东汉开始，中央政权衰落，限购形同虚设，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固化，房价也跟着一路飞涨。在东汉后期，汉中城内房舍便宜1万钱一处的，也有2.5万钱和7万钱一处的。按后汉书·百官志，等级低的官员，每年也能领到96斛米，折合9600钱。这样的年薪刨去开支，两三年下来在大城市里买一小套大概不成问题。

到了南北朝时期，房价已经是一般居民收入的几千倍，这个时代的房价最不靠谱，贫富相差极为悬殊，普通居民年收入只有几千钱，房价则是几百万。按《南齐书》记载：其民资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

按照现代说法，当房价当房价超过居民年收入的6倍时，就会对居民的幸福构成威胁。

而当时，民间开始出现了当铺。

缺钱时，就会拿东西到当铺，按照市场价的七成或更低换出钱来，以解决急用，堪称是历史上最早的“抵押贷款”。

至唐之后，直到唐中期，房屋的价格没有迎来大幅度增长，当然也主要是靠政策的“压制”，唐会要中记载：天下诸郡…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

简单说就是“求田问舍，先问亲邻。”意思就是在不动产的买卖中优先考虑亲属，在同等条件下，亲属和邻居能够优先购买。

这一政策的实行有效压住了房价上涨，哪怕是在盛世的时候，买房还是很便宜的，玄宗年间，碑文上记录，一座占地1700平米的大别墅，只需138贯，相当于人民币40万！

但是，经过一场动乱之后，房价直接翻了个倍，房地产市场迎来一次高潮，直接受到影响的便是在朝的那些官员。

杜甫一年搬了四次家：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

到了后来，甚至住上了茅屋：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官至京兆尹，相当于首都市长，还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然而他到晚年，才买了一处小户型：

白居易在京城飘荡20余年，直到50岁，才终于在长安买下第一所房子：

由此看来，“蜗居”不仅仅是现代人才有的窘境。

宋朝崇尚市场经济，干脆不再限购，加上两宋经济繁荣，房价继续急速飙升。

唐代白居易攒了二十年，能买下一套房子，若要生在宋代，恐怕还得攒十年。

一代名臣陆游，做了二十多年官，在杭州还是买不起房子，他在杭州做官时，只是在砖街巷南头一个大杂院里跟七个儿子租房住。

北宋代表人物三苏，也可谓是为房子所累的代表了。

苏洵一生布衣，买房自然是不可能，儿子东坡26岁正式成为一名公务员，月俸4500钱，后来他当上了水部员外郎，相当于副市级。但是那时候既要为亲爹苏洵还房贷，又想着赈灾做慈善，苏东坡并没有为自己买房子。

直到50岁那年从弟弟苏辙那里借了三千贯才在江苏常州买了首套房，前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

苏辙，虽位极人臣，谈到房子却也满是辛酸，他在诗中自嘲，同时也告诫子孙不要忘了买房置地：“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

直到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又卖掉一批藏书。而后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百余间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

官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不用多说，虽经济繁华鼎盛，但流动人口大，“蜗居”者众，占半数以上，和当今北上广深无异。

元朝靠战争建国，十室九空，无主的房子都归了公，国家手里房子太多，于是就给各级官吏都分了“福利房”，这和近现代的一些政策有些相似。

当然分到的房子大都是“经济适用房”，很多官员嫌弃房子太小，便出现了强买强卖甚至杀人夺舍的现象，民怨极大。

元世祖忽必烈就出台了一个很特殊的“限购令”：当官的不能买房。

不是说所有官员都不能买房，而是特指那些蒙古官员不能在前南宋那些地方买，像江苏，浙江，福建等地。

明朝的时候，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一直有着“人人有房住”的理想。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众，鳏寡孤独废疾无依者，多旧养济院，隘不足容，命于龙江择闲旷之地构260间以处之。从之。”

什么意思呢，就是逼着官员给普通百姓建房，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政策，势必坚持不了太久，为了防止百姓炒房，他还实行了“找房款”政策，也就是说，如果甲花10万买了乙的房子，后来房价涨到一百万了，那么，乙还可以向甲追要90万的房产差价。

果不其然，明太祖之后，这种制度并没有延续下去，各大城市的房价逐渐上涨。

到了清朝，房价终于有了逆天的好转，一个七品官省吃俭用两年就可以在新街口买套房了。

史料记载，乾隆时期，清朝公务员的薪水为：一品岁支银180两，二品150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31两有奇。

以上这些仅仅是基本工资，称“正俸”；而“京员例支双俸”，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贴；也就是说一个七品官的年薪为90两，90两是什么概念呢？据记载，当时新街口附近的房子85两，也就是说一个小小七品芝麻京官，省吃俭用刨去生活开支，大概两年收入也足够在京城买一套私宅。

民国初期，同比下来，应算是房价最为“友好”的时期了，当时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四合院一处瓦房十一间，售价一百五十块大洋。民国十六年，宣武门西大街四合院一处瓦房十八间，售价两千五百块大洋。民国二十二年，崇文区东柳树井一处房产瓦房十间的四合院，大洋两千九百五十块，折算成今日价格，每平方米约合六百块，百平米的房子只需六万元就能拿下。

动荡不安的时代，房价最贵的不是在市中心，而是在租界。

鲁迅在《中国人的生命圈》中写道：最安全的地方到底还是在上海的租界里。

可鲁迅纵然稿费可观，却也还是租不起租界的房子。

纵向看完几百年的“买房史”，不管是哪个朝代，在城市“买房”似乎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值得一说的是，古代买房都是全款的，到清朝末年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抵押贷款买房，到了民国才有了按揭贷款买房。

所以说，纵然当下买房不易，可无论你“穿越”到哪个朝代，其实都无济于事，上述例举皆是名人重臣，而作为更为平常的普罗大众，其买房的辛酸可想而知。

从古至今，人类生存的两大主题：土地和生意。

住的问题和钱生钱的问题一直是我们两大难题。

古代房子照样很贵的，特别是首都的房子尤其如此；所以买房子一定要买好地段，也就是人流、物流、信息流集中的地方，千万不要去生僻的无人区去买房子。

杜子美能住得起茅屋真的不错了，没有收入，靠着资助困难过活。为什么学者艺术家科学家大部分过着贫困的生活？这也是社会的悲哀。

真正将兴趣爱好和生意模式结合到一起的，毕加索是一个干才。

杜甫来到成都身无分文，连车钱都付不起，访友人家歉他贫没见他，所兴遇到斛斯融给他解了围，斛斯融携起杜甫手向西城浣花村走去，来到这里杜甫就愛上了这里，茅屋错落，竹树葱茏，前枕锦江，侧倚溪水，朝朝暮暮鸟声啾啾，只有八九户人家的材落，杜甫可望自己能有座茅屋，以农种药，过眼前这荒乱岁月。斛斯融把杜甫一家安排草堂寺借了两间僧舍，暂時居住可寺里人见他贫，找差，后来斛斯融的帮助下为某县新修客館写了篇唐兴县客馆记得了四十余两銀子，在浣花溪筹建茅屋，杜甫日夜忙碌十分辛苦，心里却感到非常欣喜，伎得一家老小得以安居

在古代房屋没有商业化，其实倒回20年前，我们现在的房屋也没有商业化，所有的房屋交易都是私下私人交易的。

古代不需要买房，就如同20年前房改前一样，有功名的人朝廷会分配府邸，有钱的商人地主可以自己修房子，建楼阁，一句话，古代对地皮控制的很松，古代只对可耕种的良田有管理，未开垦的处女地没人管。我们的古代比现在的美国更霸气，动不动就吞并周边小国，扩大地盘，看谁不爽就直接大军伺候。所以古代我们的地盘比现在大得多。人口又比现在的人口少得多，因为古代没有杂交水稻，没有优良的农产品种子，连基本的肥料，农药都没有，所以大片的土地没人要，种也种不出庄稼啊，一是种植的品种不行，一亩地都产不了几斤稻谷，二是，种植全靠天吃饭，没有直接水源灌溉的地方送给人家都不要。

那么杜甫的唐代，他老人家跑到成都来，简直弱爆了，因为正值动荡时期，他的老家也是没有吃的，根源还是没有杂交水稻，只要老天爷大旱或久雨，全部都没吃的，田地再多也然并卵，颗粒无收在历史上经常出现。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袁隆平大爷，是他解决了吃饭问题，解决了一切科技的根本问题，如果一个人连饭都没吃的，谈什么其他科技？所以袁老是唯一值得尊敬的专家，他才是真正的专家。那么话又说回来，杜甫兵荒马乱又没钱，跑到成都一个外地人，没住的那是肯定的，因为当时大家都穷啊，都没吃的，有钱人可以买点米吃，没钱人只有饿死。幸好他有老基友救了他，借了点钱，给他在浣花溪修了一个茅草屋。当时普通百姓都住茅草屋，除了有功名的官员有府邸，其他都是自己修，有钱修好一点，没钱全是茅草屋。直到解放前，我们的绝大部分人住的也是茅草屋哈。那时候的茅草屋也是相当于现在的高楼大厦，那些楼阁庄园要么是当官的，要么是地主才有的，也就是那样的房子相当于现在的别墅，都是非官即富的人才有。

所以，自古以来，房子就不贵，只有现在我们的房子贵

杜甫虽然和李白并列为盛唐时代声名最显赫的大诗人，但是杜甫运气不怎么好。李白好歹还被玄宗皇帝点名召见过，即使后来不待见他了，赐金还乡，那笔钱想来也不是小数目。所以李白花钱如流水，也挥霍了许久，还在诗中说道“千金散尽还复来”，杜甫可没有这个底气。

杜甫的父亲作过中级军官，杜甫青少年时期生活安逸，优哉游哉。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光景就日渐艰难了。他很早就努力过，二十出头参加乡试，榜上无名。到三十多岁，日子已不好过，玄宗皇帝广纳天下贤才，凡是“通一艺者”都可到京城长安会考，杜甫也去了。不料宰相李林甫告诉皇帝，大唐在您的治理下是空前绝后的盛世，“野无遗贤”，只要是人才都已经被录用了，剩下的没人才了。结果所有考生白费力气各回各家。

杜甫为寻找机会，在京城一呆就是十年。他的名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云韵”就写于此时。诗中说自己“读书破万卷，落笔有如神”，然而生活困顿，吃不饱穿不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沦落到吃人家残羹剩饭的地步。他凭文才四处推荐自己，想借高官权贵之手谋个官做做，一直难以如愿。直到十年后，杜甫被授予了一个看守武库的微末小官，这时候杜甫已经四十好几了。

不久安史之乱爆发，玄宗皇帝跑了，肃宗李亨接班。杜甫投奔新君，当上了左拾遗，品级虽不高，也是皇帝身边的言官。但好景不长，被宰相房琯排挤，将他打发到部队当小官去了。过了两年，杜甫辞官西去，在成都结识了他的贵人、剑南节度使严武。严武推荐杜甫担任了工部员外郎的虚职，这就是“杜工部”称号的由来。工部员外郎虽是虚职，官阶五品，待遇已经不错了。杜甫同时还留在严武身边作参谋。可能不喜欢这种生活，没多久，杜甫又辞职了，继续四处漂泊。

761年，杜甫已经五十岁，在古代是老头子了，依然生活艰辛。他辗转来到成都，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盖了一座茅屋，就在那条因他而闻名的“浣花溪”边。听上去看上去都很美，溪边别墅。可惜茅屋脆弱，到了秋天大风一吹，茅屋被毁，大雨又至，老人家显然吃足了苦头。一代大文豪的境遇如此，实在可叹。杜甫的千古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作于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