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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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桥：赵州桥非常雄伟。桥长五十多米，有9米多宽。平时，河水从大桥洞流过，发大水的时候，河水还可以从4个小桥洞流过。这种设计，有建桥史上是一个创举，这座桥不但坚固，而且美观。

1、1978—1999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预热期。

这一阶段，我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对文化产业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是文化可不可以产业化、文化能不能够产业化、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是否构成生产力等问题。

2、2000—2005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初创期。

在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为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概念提了出来，强调：“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3、2006—2011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改革攻坚期。

这一阶段，我国基本完成了出版、影视制作、发行、广电传输、一般国有文艺院团、首批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等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政企、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逐步推进。

扩展资料：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的未来趋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对于我国文化产业来说，新时代意味着我国文化产业将从粗放的铺摊子式的发展模式向高质量、高层次、精细化发展模式转变。

这就要求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好未来发展蓝图；突出创新、创意、创造性发明和原创知识产权掌控，坚持内容为王；推动互联网、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与文化、审美、艺术的高度融合，大力培育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跨界运行，创造出一批适应市场化运行的新形式；注重以文化产业新业态、新形式催生文化消费新模式。

参考资料来源：

1985年之前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全面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中国的国民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并取得初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公众开始在思想上冲破极“左”牢笼的束缚，渴望了解新生活、新知识和新观念，社会公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也得到了复苏。在此宏观社会背景下，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性发展，尤其是娱乐业逐渐地从无到有开始起步。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国外盒式录音带和录音机开始涌入中国，这一新兴录音设备和制品，由于使用方便而深受消费者的欢迎。80年代初，中国开始建立录音制品出版社，与此同时，海外录像机和录像带大量传入中国。1983年，上海市和广州市在全国城市中首先进行录像的生产和经营，自此开始，音像业在中国城市中迅速地得以发展。1979年，上海市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部电视报道剧永不凋谢的红花——张志新、第一条国内企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和第一条外商广告“雷达表”，1984年出现了第一家营业性的卡拉OK厅，以后又出现了第一家音乐茶座、第一家营业性舞厅等，建立了最早的文化演出公司，恢复了外国音乐的广播节目，使群众的文化消费市场逐步得到恢复。[1]尽管由于当时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机制还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文化商品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基本处于求大于供的状态，但这一时期中国文化领域的实践，无疑有力地冲击了中国社会公众原有的价值观念。比如，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西方传播学进入中国尤其是进入科研机构和大学课堂，不仅引发了中国新闻界的一场大论辩，而且也使中国的传媒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新闻媒介究竟是以传递信息为主还是以宣传为主”、“信息传播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等方面。在此过程中，“信息是抽象概念”，“信息传播无视信息的阶级性”等反面意见接踵而来。然而，在国际新闻媒介参与信息革命和国内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诸如“新闻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事业”等提法终于开始在中国城市中流行；在学术界，这样的提法逐渐成为共识和普遍的学术用语。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城市文化领域的崭新实践，给中国城市公众的思想观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们逐渐地开始意识到，文化不仅仅只是政治宣传(像文化大革命时期表现的那样)，只具有教化的功能，而且也是一种娱乐品，更是一个经济门类；文化行业不只会花钱，而且还能赚钱。

1985年到1992年是中国文化产业的逐步扩展阶段。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文化部门也开始积极探索改革的路子，文化工作者的生存意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等显著增强。面对日渐发育的文化市场，文化工作者逐步摸索出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等多种经营模式；开始尝试性的调整和转换文化体制，为克服中国文化部门中普遍存在的政企不分、政文不分、效率低下等问题，进行了文化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领导建制的转换试验，如在剧团实行院长、团长负责制，在报社、出版社实行社长负责制等；许多城市文化部门开始在实践中寻求改革“大锅饭”分配模式的途径，如1987年沈阳市电影公司对其所属的12家电影院实行了“三挂钩”承包经营。诸如此类的改革举措，使中国的文化领域在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锐意进取的态势。同时，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比如，上海市人均GDP在1990年达到5910元人民币，1992年则上升到8652元人民币。上海市居民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70%左右逐渐降低到60%左右，人均每年文化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80年代的4%以下逐渐增加到1992年的7.8%，成为市民家庭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2]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无疑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不仅产业化的浪潮扩展到了中国文化的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领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以营利为宗旨的文化企业 和广告公司，而且文化产业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比如，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中国已有图书出版社200多家，出版图书品种1.5万种，总印数33.74亿册。到1986年，出版社增加到446家，比1978年增长一倍以上，出书品种5.2万种，总印数52.03亿册，与1978年相比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与此同时，1985年以后中国文化领域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中国公众的文化消费特征越来越朝着娱乐型、多样化、可参与性的方向发展，在中国社会公众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形态，几乎都是娱乐性的、消遣性的消费文化。如1986-1987年的崔健摇滚乐；1988年风行的卡拉OK；1989的汪国真诗歌；1990年的电视连续剧《渴望》；1991年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等等。顺应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性的文化需求，1985年以后，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则是各种文化娱乐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0年，京、津、沪、黑、吉、辽、皖、苏、浙、闽、川、粤等19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有歌厅、舞厅、卡拉OK厅共6966家，台球厅37201家，电子游戏厅17039家。[3]1992年，单是上海市就有娱乐场所2000多家。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1988年，在政府体制改革，许多国家机构被精简的情况下，文化产业司却在文化部机关大精简中脱颖而出，成为文化部唯一新成立的司。这一引人注目的重大举措，表明文化产业已得到了国家的正式认可，也标志着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新的历史阶段。

1992年以后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全面扩张阶段。这一时期，中共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这个宏观背景下，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开始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从“办文化”向“管文化”、从“小文化”向“大文化”等转变。如天津市对直属艺术表演团体采取了三个层次的管理模式。第一层次是对少数重点剧团规定艺术生产指标，经费由国家拨款予以重点扶持。第二层次，对多数剧团实行“定额补助，一次包死，超支自负，盈余归己”。第三层次，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上海市在1997年至2000年的新一轮改革中，根据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要求，对市属艺术院团布局结构和管理模式进行重新定位，把它们分为政府重点投入院团、政府部分资助院团、社会办团、民间职业剧团等四个层面，在文化生态上形成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状结构。并在确保重点院团的前提下，鼓励社会办团，规范并发展民间职业剧团。在探索城市文化经济宏观管理新路子的同时，一些城市也大刀阔斧地对文化机构及其队伍进行“消肿”。如上海、哈尔滨、沈阳、天津等城市通过合并、撤销等方式对多余的剧团进行了精简。上海市文化局原有剧团18个，经过重新布局结构和撤并后，到1998年还有15个市文化局直属艺术团体。为了“消肿”，上海市文化局从1992年开始在各艺术院团实行全员聘任制的改革，即在对全体演职人员进行全面考核的基础上，确定各个工作岗位，自主安排演职人员上岗或待岗下岗，自1997年以来，上海市文化局又开始新一轮的艺术剧团体制改革，中心内容是实施全员聘任合同制，改国家用工为单位用工，改固定制用工为合同制用工。这一改革是全员聘任制的发展，为解决人员能进能出问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4]

这一时期，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力刺激下，社会力量和外资参与中国文化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也已开始形成。这尤其集中体现在社会各界对文化产业的大量投入上。以文化艺术、娱乐、音像书刊发展为例，1997年国有文化部门创办的文化经营单位只占整个文化经营单位的10%左右，而非国有文化部门创办的已占88.6%。[5]在北京，“民营国营同台竞争”，甚至成为一大新景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和文化中心之一。不仅汇聚了一大批中央级的文化机构，而且由于首都行政机构、军地部门多，文化层次多，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多元制衡的体制现象，给多样性的文化产业投资者提供了非常大的生存空间。在北京，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由20万文化人组成的“北飘集团”(意为在北京自由漂流和随机组合)，无疑与这种多元制衡的弹性体制空间密切相关。北京“民营国营同台竞争”的一个典型案例，是1993年由民营企业家钱程与中央乐团签约，出资45万元承包了北京音乐厅。承包方除保证中国交响乐团演出场地以外，主要以出租场地、承办国内外演出为经营方向。自承包以来，音乐厅大胆探索演出市场规律，其改革成效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规范秩序，增加演出，收齐场租；广泛吸收社会投资；投资创新性剧目。2000年初，北京市与钱程签约，同意他以自然人的身份，承包由政府投资上亿元刚改建完毕的北京标志性文化建筑——中山公园音乐堂。一位民营企业家使国营音乐厅职能“复位”显示了民营资本在激活文化市场和发展文化产业方面的独特功能、地位和作用。据统计，2001年，北京地区全年共有音乐演出3000场，其中仅北京音乐厅和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演出场次就达700场。品种繁多的音乐会既包括了古典音乐，又有流行音乐和现代音乐，基本可以满足观众不同的欣赏口味。2001年，在北京音乐厅和中山公园音乐堂系列演出的带动下，北京地区的许多演出一系列的方式推出，降低了成本，取得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在上海，1999年初开始，平均每天都有十多家企业申办中外合资娱乐场所，它们希望在上海未来娱乐市场大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此情形下，上海出现了和新型的大商厦建设结合起来，把娱乐场所建设在综合商厦内，将消费与购物休闲融为一体的新趋势，如徐家汇的港汇广场、汇金百货、东方商厦等，已经以一流的商厦硬件作基础，以“错位消费”的经营方式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娱乐消费圈。[6]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1992年以来，中国文化市场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按照文化经济学理论，现代文化市场一般包括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文化要素市场三大部分，它们是连接文化产业和居民文化消费的桥梁和纽带。1992年之前，在文化面向市场的背景下，文化市场中的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服务市场已经在中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文化要素市场如文化资金市场、文化艺术设施市场、文化艺术人才和劳务市场、文化中介市场、文化产权市场、版权市场等的成长却一直十分迟缓。1992年以来，在中国的一些中心城市，不仅文化市场中的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服务市场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前阶段发展滞后的文化要素市场也开始逐渐地孕育和生长。这里仅以文化要素市场中的文化中介市场发展为例说明之。

毫无疑问，文化中介机构是文化生产、供应、销售、消费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文化经纪人往往既有极强的市场繁感性和相当程度的文化艺术造诣，又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独有的供销渠道，可以在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充当重要的桥梁角色，能成功地把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可以预见，随着文化生产和经营专业化、社会化水平程度的提高，未来的中国文化市场将是一个非常依赖文化中介机构和文化经纪人的市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已形成了一种以中介机构、经纪人为主体的文化市场体制，如图书出版业的经纪人最早出现在英国和美国，现在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几乎任何一个稍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经纪人。适应世界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发展的这一潮流，1992年以来，国内一些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也在发展文化中介市场方面作了许多积极而成功的探索。例如，上海市建立了多家正规的中介服务的文化实体，逐步覆盖了演出市场的大部分领域，向要素市场的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跨出了一大步。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上海市演出公司、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公司、上海市演出总公司、上海文大演出中心、上海广电演出有限公司等。其中，A.上海市演出公司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演出公司之一。它专门经营境内外各类文艺演出，同时经营演出广告、舞台设计、展览、演出器材等相关业务，其特点是初步形成集约化的经营机制，实现了整体运作。到1999年初，已经举办演出15000多场，演出足迹遍布了全国100多个大中小城市，并与美、英、法、德、日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演出团体进行了合作。B.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公司。它是上海市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是上海唯一授权组派国内文艺团体、美术团体包括个人赴海外演出或展览的专业服务机构。C.上海市演出总公司，是上海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一类专业演出经纪机构，专业经营境内外各类文艺演出，同时兼营演出广告、舞美设计、音像灯光器材等。D.上海文大演出中心。它是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演出中介机构，专门承接境内外各类文艺演出，策划、运作大型演出活动，承接各类文艺培训和文艺比赛及提供与文艺演出有关的咨询活动。E.上海广电演出有限公司。它是从事演出经纪的专业公司，特别是举办与广播、电视、电影相关的文艺活动，负责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系统商业性文化演出活动。[7]

包括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文化要素市场在内的中国文化市场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具有相生相长的关系。文化产业的发展会刺激居民的文化消费，从而促进文化市场的发育；文化市场的发育能够促进各类文化产品和要素在交易活动中的自由流动，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拓展文化产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文化市场逐步繁荣，以及文化产业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背景下，9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产业已被一些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列入发展战略和规划之中。1996年，北京市提出要“重新认识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迅速壮大北京的文化产业”，“使其成为北京的支柱产业，使北京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1999年，上海市提出的文化产业发展目标是：体现上海高档次、多样化、开放型的文化发展水平，形成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多元化的产业格局，成为增强上海中心城市功能的重要支柱和推进文明城市建设的强大动力。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这一时期不仅中国文化产业化的浪潮，从多种所有制进一步扩展到了国有大型骨干文化单位，而且文化产业也逐渐由流通业向制造业、服务业扩展并出现了文化企业集团化的趋势。比如，上海的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北京紫禁城影视公司、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中心等等，都是中国文化企业集团化过程中的产物和成功案例。

在上述诸因素的作用下，1992年以来，中国文化产业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1999年5月北京市统计局统计，文化行业与旅游行业所创造的增加值约为281.2亿元，占全市GDP的14%。[8]1996年，分布于中国各大中城市的报纸共2202种，与1978年的186种相比，增长近12倍。适应居民消费性的、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报纸的种类也大大的增加了，由原来以党委机关报为主发展到多种报纸并存，出现了经济类、国际时事类、文化类、休闲类、生活服务类、法制类、文摘类、观点类、学习类等报纸，出现了周末报、体育报、星期刊、都市早报、都市晚报、都市快报等。报业的经济利润也十分可观。1996年全国报业广告总收入为77.6亿元，占全国广告营业额的21.2%。其中广州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的广告收入高居榜首，均超过5.5亿元，许多报社新建的办公楼成为当地城市的新景观。[9]从印刷手段和技术设备看，目前全国绝大多数报社都采用了激光照排和胶版印刷等先进技术。少数大报社实现了微机联网，逐步将采编手段推向现代化。自1980年至1998年，分布于中国大中小城市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分别从原来的106家、38家增长为1244家、880家，分别增长10.7倍、22.2倍；电视人口覆盖率从49.5%增至87.5%，增长37.9个百分点。有线电视网已遍布中国绝大部分城市，初步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覆盖全面的有线广播电视专用传输网。1992年以来，中国的音像制品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1998年10月至1999年3月全国35家光盘加工复制厂，近百条光盘生产线，一直满负荷运转，仍不能满足订货需求。音像业的发展不仅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流行音乐和卡拉OK的发展，而且也拓宽了所谓的“后电影市场”，使电影除了票房收入以外，还可以制成音像艺术品来获取经济利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互联网业发展也非常迅速。据调查，在中国，1999年上网计算机146万台，其中专线上网25万台，拨号上网121万台；上网总人数400万，其中专线上网76万，拨号上网256万，两者兼备68万；互联网站点数约9906个。从用户的地域分布看，居前三位的是北京、广东、上海，分别占21.02%，11.77%和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