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古代文学。论述题。汉赋发展经历了那些阶段？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采，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

王国维曾将汉赋作为标志汉代文学成就的“一代之文学”。但是自扬雄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以来，倡导文学“为人生”者，因其“劝百而讽一”而轻之，而“为艺术”的一派也不为其堂皇沉滞而重之。人们多认可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元曲，而汉赋和六朝骈文似被革出文学（韵文）精品的殿堂。数十年间，各种文学史对汉赋多评价不高，相应地研究论文亦较少。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首先肯定了汉赋作为汉代艺术的主题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之后论汉赋者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