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1940年代文学的总体特征

对1940年代的文学思潮，更多的是关注延安文学，正是它决定了以后中国文学的走向。除延安文学外，还有其它文学思潮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

抗战初期的文学思潮，即1930年代的最后几年，少有异声存在。当时的作家几乎都成了“民族主义者”，都集中统一于抗战的大旗之下。文坛上不会出现“只有苏联是我们祖国”的声音，尽管有“两个口号的论争”。冯雪峰于抗战时期脱党两年，是因为他接受不了一些共产党员纷纷去国民党政府做官。只有此时，作家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对“抗战无关论”的批评恰恰来自刚刚被收编的左翼作家。他们借助官方进行“公报私仇”，批判梁实秋。郭沫若即是一例。而不是来自官方的宣传部门或文化官员。

此时的文学风格与文学面貌因为抗战而发生了重要变化：文学为达到宣传的目的而必须走向通俗，必须大众化。这里，要强调一点，即对“大众化”的误用。大众化本就不是用来形容文学风格的，而是用来描述立场问题。所谓的大众化，即是知识分子“工农兵”化。因此，应该将通俗化与大众化区别开来。

抗战爆发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可用“民族化”和“大众化”来概括，出现了“民族形式”的讨论。

葛一虹与向林冰成为不同观点的代表。向林洋的态度与陈伯达、胡乔木的基本一致。

1930年代，左翼文学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瞿秋白否定五四文学，提倡全新的革命文学；冯雪峰则是另一种态度，他不愿彻底否定五四和鲁迅，但却愿意彻底否定胡适。他想继承并超越五四，把革命文学解释为五四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周扬尽管与冯雪峰个人关系不和，但他继承了冯雪峰的观点。而实际上，五四文学与当代文学并无多少联系。当代文学的源头是延安解放区文学。冯雪峰只是不愿割舍五四，放弃五四文学，才把五四文学与当代文学牵强地结合在一起。

到了延安文学，要求文学的尺度是“大众喜闻乐见”，这样必然要排斥欧化。而五四文学与知识分子都是“西化”的产物，因此也必然在被排斥与批判之列。

当抗战进入1940年代以后，尤其是珍珠港战争爆发后，文坛上固有的矛盾变得明朗起来。此前，民族主义作家也好，左翼作家也好，自由主义作家也好，尽管所主张的立场不同，他们分别主张民族的立场、阶级的立场和人的解放的立场，但还都能够聚于“抗战文学”的大旗之下。皖南事变及珍珠港事件后，抗战必然胜利已为大家所共知，马上涉及到的是如何刮分胜利果实即“由谁来摘桃子”的问题。政权利益分配已经提上日程，作家的分化也势在必然。

抗战尹始，热血知识青年纷纷走上前线。但国民党政府确实让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青年们失望。韦君宜曾说：是国民党把当时的青年逼到了延安。丁玲等作家怀着希望去了延安，但到后却大失所望。在这里，并未找到她们所希望看到的民主、自由、平等，实际上“抗战民主根据地”并不民主。当时的延安报纸控制得还不是特别严格。宣传部长是张闻天。丁玲、王实味等人便写文章揭露延安的阴暗面。当时延安的男女比例为10：1，男女差别之大可想而知，同学们去读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就会知道。当时的延安在精神上排斥西方，但在生活上却并不排斥西方，如跳交际舞等。当知识分子将这种不满与失望表现出来时，毛泽东很生气，结果王实味身死，丁玲因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而得到保护，萧军则逃离了延安，去了东北。民间的文学成为工农兵文学的主要形式，如赵树理的创作。但民间的文学尽管新鲜活泼，但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大国庙堂的需要，在建国后，赵树理仍受到批判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1950年代，文学风格越来越政治化的时候，赵树理的作品遭到批判是必然的，而柳青、梁彬等的作品则成为最受欢迎的典型代表，文学的政治化达到了高峰，同时也就意味着走向了绝路

20世纪40年代文学特征相当明显，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孤岛文学。

国统区文学整体呈现出开放的现实主义特色：首先是对黑暗的诅咒与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的否定，其次是知识分子在新时代到来之前的自我内省与历史总结。从作家创作内容看，里面笼罩着时代大转折时期所特有的氛围：紧张、愤激、嘲谑和痛苦，希望、期待、焦躁与不安，从而呈现出繁复的音响，但仍可看到讽刺的主调，突出的现象是讽刺暴露性的喜剧蜂起。极具特色的是，文章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而且通过许多途径迅速及时地反映出人民的爱憎，喊出人民的心声；符合广大群众的阅读需求，具有大众化的讽刺幽默艺术特征；文学风也格十分多样化。

国统区讽刺文学具有独特价值：切中要害的战斗作用；勇于剖析民族的痼疾，勇于批判的可贵文学精神；充实了现代文学的内涵。

解放区文学的总特点是审美意识与主题意蕴的现实化，人物形象的类型化，问题形式的大众化，创作的基调为明朗、素朴，表现在处理作品题材、主题以及人物描写方面有其鲜

明的特点。作家们很少再写以往新文学中常见的知识分子个人的情感生活，甚至也很少注意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黑暗的揭露，所替代的是对新社会新制度的赞美以及对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热情描绘。解放区文学叙事中主题表现在革命伦理，。总体文学内涵彰显了革命战争年代崇高的革命意识，并通过与文学叙事的有机结合，参与了现代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

沦陷区的作家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他们只能在夹缝中进行艰苦的挣扎，坚守着文学的阵地。从注重人生斗争、飞扬的一面转向注重人生的和谐与安稳，从用“斩钉截铁”的“强烈的对照”写“极端的人”转而用“参差的对照”写“不彻底的人物”；从追求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的悲壮转向追求苍凉的人生与审美境界。这样的从时代中心主题向“日常工活”与“永久的人性”的转向，所形成是更靠近社会现实的"反英雄、反浪漫"的倾向，具有浓郁的抒情特征。

范围很小的上海“孤岛”，在1937年11月随着国军西撤，“孤岛”正式形成。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特殊的时空段，“孤岛”文学也以其鲜明的独立性凸现于现代文坛。上海的沦陷以及大批新文人内迁，使上海失去了战前新文学中心的地位。然而政治的变动与经济的畸形繁荣，反而生成出一个别有风致的孤岛文学空间。它们共同承接“五四”以来新文化的传统，有着同属“40年代文学”的共性方面，但又因为不同区域社会制度与政治文化背景直接的影响和制约，导致了各个区域文学面貌的不同，而40年代突出的主题表现在：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的不同文学形态与表现，这种多元格局的文学，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发展。

1940年代的中国文学被包含在一场民族自卫战争之中,多元的大众化样式已成为文学的时代特征。解放区文学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演变成为＂农民大众文学＂,出现了秧歌剧兄妹开荒、新歌剧《白毛女》、新编京剧、街头诗、墙报、通俗故事、赵树理小说等通俗易懂、耳熟能详的农民文学。而沦陷区、国统区则出现了都市大众阅读类型文学,即以张爱玲、徐訏为代表的＂市民大众文学＂。于是,在1940年代,农民＂大众化＂与市民＂大众化＂发展到一起,出现了农民大众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并存的新局面,促使民族文学走向现代化和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