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对50、60年代文学的认识和体会

关仁山:真诚面对读者，替中国农民代言。

贾兴安:文学应使人"感动"。

于卓:文学是我们的精神与昨天、今天，还有明天对话的一种特殊途径。

胡学文:我作品中的人物无论处在怎样艰难的境地，我都要竭力抒写他们内心的美好，他们积极的生活态度。

刘建东:文学是让心灵透明的一束阳光，是给精神解放的一剂药。

刘燕燕:人生残酷，也许需要文学的温暖和照耀，这是文学的力量。

李春雷:文学就是要表现一种永恒的人类理想和历史关怀，这是文学的方向。

河北作家曾经在现当代中国文坛上创造过令人炫目的辉煌，田间、梁斌、孙犁、徐光耀等一代文学大家们就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以孙犁、刘绍棠和从维熙等人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更是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津津乐道。改革开放后铁凝和一些中老年作家，如陈冲、梅洁、姚振函、一合、张立勤等及“三驾马车”的何申、谈歌、关仁山成为河北文学创作的中坚，他们持之以恒的创作一直受到广大读者关注。今年，引人关注的是以胡学文、刘建东、李春雷、刘燕燕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家们的迅速崛起，他们群体性卓有成效的写作点燃了河北文坛的希望之灯。

“六十年代作家群”崛起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一批“六十年代作家”就已经在中国文坛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比如马原、孙甘露、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与他们相比，河北“六十年代作家”的成名要晚了近十年的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开始在文坛上活跃起来，但真正形成气势是在去年和今年。

胡学文，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就是这样一个还不广为人知的作家，近两年却用一种近乎平面轰炸的方式，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十月》等全国各大文学杂志发表了十几个中篇，其中大部分都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

刘建东，自1995年在《上海文学》发表处女作以来，已在《收获》、《花城》等发表长、中、短篇数十万字。但是给刘建东带来巨大声誉的，还是2002年在《收获》发表的长篇小说《全家福》，这部小说被国内众多评论家认为是当年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刘建东也因这部小说而被人们称之为“都市奇迹”的书写者。

李春雷，作为一个不经意间走上报告文学创作的人，他无疑受到了缪斯女神的青睐。《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和今年创作出版的《赤岸》……一部部重量级的长篇报告文学的问世说明了李春雷的实力。

刘燕燕，曾被贴上“美女作家”的标签，也曾被误认为与棉棉、卫慧等人同属于七十年代作家，在《阴柔之花》、《不过如此》、飞鸟和鱼三部中篇之后，2003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你我如此完美》，以及长篇散文谁是我们的敌人受到青年读者的好评。

与上述四人不同，关仁山、贾兴安、于卓等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作家成名要早一些，尤其是“三驾马车”之一的关仁山，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在中国文坛上享有广泛的声誉了。随着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刻和写作技艺日臻成熟，他们的创作开始步入巅峰状态。关仁山在长篇小说《天高地厚》之后，今年又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执政基石；贾兴安今年发表了4部中篇3个短篇；于卓今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长篇小说互动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红色关系》也引起了反响。

一代人的共同经验

评论家李洁非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作家群”有轰轰烈烈的战争生活为标记，“反思作家群”有政治运动冲击为标记，“知青作家群”有充满理想主义的上山下乡命运为标记，而这一代作家们则失去了显著的、为同时代人所广泛认同的社会事件“标记”。那么，“六十年代作家群”到底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标记”性事件呢？

刘建东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他说，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标记，与以往不同的是，要找到能表现当下的标记似乎变得困难了，因为时代在飞转，它停不下来，无法让人们慢吞吞地去抓住一个把柄，而这正是这个时代的标记。

胡学文的回答则简单明了：这是一个生活多元的时代，这也算是标记吧。

的确，现实是复杂的，生活是多变的；但是，梳理一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这段历史，剔除那些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意义不大的琐屑事件，我们就能从现实生活表象的虚幻下，透视出这代人的标记性事件，这些也就是属于他们的共同经验。

文革。虽然上世纪六十年代人都经历了文革，但是文革只不过是他们“童年记忆中的一个投影”罢了，他们虽然存在，却是一种缺席的存在。文革对他们的影响介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但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影响。正如刘燕燕所说的那样：“对于文革的记忆，因为出生的时间导致的已经不是亲历，而是一个背景。但历史是血脉相连的，在我的童年、青年的成长中，这个背景下的人和事物从来没有在记忆里淹没过。”

改革开放。尽管我们的作家一直在自觉地守护着传统文人的操守和道德，但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却是他们所无法避免的。如果说他们出生在一个充满“乌托邦”理想主义的年代的话，那他们则完全是在一种“现实主义”的语境下成长的。在这个意义上，关仁山认为六十年代人的标记性事件就是改革开放。

此外，还有大学教育。这代人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较系统的文化知识，其中大多数人还是中文系毕业，有着良好的语言基础和文化修养。正如李春雷所说：“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经历和文学思想大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奠定的，尚实少，务虚多，额头上和后背上或深或浅地烙印着一个个鲜明的学院派胎记。”

以年代命名的背后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在一次提到“80后”的现象时说，这种用年代来划分作家的方式首先说明命名能力的丧失，我们无法从理论的概念、从一种流派、从一种艺术本身的特质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作出概括。这种说法是诚实的，它同样适用于“六十年代作家”这一命名。但是在年代命名的背后，这些作家的创作确实又存在着很多相通的东西，他们的文学立场和话语方式是基本一致的。

生活是创作之源。这批人，尤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人，都有深厚而丰富的生活基础，构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源泉。关仁山曾在唐山丰南渤海湾渔村挂职副村长深入生活四年之久，从那里开始了他的“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的创作。于卓刚满16岁就成了一名石油工人，大西北那几年的生活，那种苍凉的工作环境和远离家乡的孤独感受，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时有流露。影响贾兴安创作的，最初来源于乡村，乡村的文学资源很少，能看到的书大多是五十年代出版的几本名著，而更多的时候，是晚上坐在街边上听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的说古，因此贾兴安在最初非常喜欢民间文学，也写过一些民间故事。

宏大历史与个人记忆。有评论家认为，六十年代作家的写作从表面看多是表现个人，注重成长中的个人记忆，而实际上作家在文本之中却往往是对社会、历史或时代的宏大主题的阐释，或是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对这个问题，刘建东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反对观点。他说：“我不大同意那种把六十年代作家简单地归为成长记忆的描述者。我想，任何写作都不可能脱离社会，就像树，它不会生长在空中。即使是个人记忆的东西多一些，文本意识更强烈一些，但是对社会的焦虑也更多一些，思考也更复杂一些。”刘燕燕则认为：“从我们的个人记忆出发，才能到达别处。个人和社会、历史不是对立的，是盘活的，从个人出发不是一种反动，恰恰是一种进步，一种正常。但不是围绕个人绕圈子。从某种角度说，文学就是人学。”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有人说“朴素的理想主义和社会历史关怀仍是他们许多人意识深处的选择”。关仁山认为这个问题与六十年代作家经历有关。他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现实主义成分多一些；但我们心中也有理想，不是“乌托邦”式理想，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全面洞察和批判之上的理想。于卓则认为不是六十年代生人选择了朴素理想主义和社会历史关怀，而是朴素理想主义和社会历史关怀锁定了我们这些六十年代的作家。李春雷说：“随着复杂的人生体味，和各种各样灰色的莫可名状的苦恼和无奈的增多，我感觉自己的笔越来越沉重了，越来越现实了。”

虽然我们以“六十年代”命名了这些作家，但是这只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是为了分析和概括问题；其实真正的文学创作是属于个人的，他们对生活也有着不同的认知角度，而这些也必将突破群体性概念的束缚，突现出独属于作家自己的特色。因此，要想真正认识这些作家，还需要去直接关注他们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