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刘以鬯,1948年赴港,一直是香港文学的象征。很多人对他的认识,仅限于王家卫的《
花样年华》,这明显低估了他在华语文学史上的地位。说起香港,很多人称之为文化沙漠,这种说法不但自大,而且荒唐。一百多年来的香港,一直是中西交融之地,文化的碰撞最容易产生具有质感的文化。又因大时代的变迁,众多文化人选择南下香港。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有人戏称,在香港楼上扔砖头下去,必然砸中有名气的报人与编剧——这是知识分子当时最热衷的两个行业,张爱玲就曾在电影公司做过一段时间的编剧。因为商业发达,经济转型早,自由度较高,所以香港传媒业发达,给知识分子提供了足够的土壤。别的不说,当年香港报纸的专栏,拿到今天也依然好看,可当年内地知识分子写的东西,现在还能看吗?刘以鬯不但自己写小说,也是老传媒人。战后香港的跌宕,经济的腾飞,香港意识的崛起(标志是西西的小说《
我城》问世),刘以鬯均适逢其会。香港纯文学确有艰难之处(可大陆何尝不是如此),但刘以鬯不仅自己坚持,也提携、激励了无数年轻人。难能可贵的是,当年的刘以鬯,在香港经济尚未起飞之际靠卖文为生,一度同时为十几家报馆供稿,每日一万多字,但他从未放弃纯文学的创作。更可贵的是,在出版著作时,他放弃了大多数作品,不但精挑细选,还对“入选作品”大加删改,将长篇砍成短篇是常事。如《
岛与半岛》,当年原作六十多万字,出版时只剩十万字。在上海走上文学道路,深受“新感觉派”滋养的刘以鬯,一生都对商业社会有着极深的体会。摩登的上海,中西交融的香港,使得刘以鬯的小说具备了深入骨髓的都市感。但与此同时,他从未放弃中国传统文学的滋养。在我眼中,这种交融是最难得的。也正因为这种交融,在我眼中,他的作品要比同时代的内地作家好看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