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日本作家的作品如何？比如东野圭吾、村上春树？

对于日本作家我除了这两个作家，就看过川康端成的作品，处于看热闹的水平，无法做出对比

大正十年(1921)谷崎润一郎的鹤唳中妻子问：“支那是好地方吗?”夫答：“好地方哟，像画一样的国家。”这种对中国的憧憬谷崎而外，夏目漱石、森鸥外、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之类的文人都对中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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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对汉籍有着很深的造诣，但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却并不都是来自中国正面的消息。然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关心却持续在夏目漱石的一生中。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月十日，中国的武昌发生了辛亥革命，夏目漱石经常在他的日记中谈到这个革命。因病中断已久又重新写起的十一月十一日的日记，详细记述了在医院中偶尔遇到的两个来自武昌和汉口的中国学生的谈话，此后他又记述了对“革命”的一些感情。“最近的报纸始终谈到的是‘革命’二字”，夏目漱石首先介绍了当时的新闻工作等情况，认为“所谓‘革命’作为一种不祥的语言，多少肯定会引起一些忧虑和担心的，现在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这件事，表明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同情革命党”。当清王朝濒临灭亡之际，夏目漱石谈到“与其说感到痛快，倒不如说感到有一些恐惧”。

对于这次革命，夏目漱石常常写到“我们应该吸取与对法兰西的革命采取坐壁上观的英吉利的同样的教训，以避免类似的命运重新上演”，这大概是他超越了对革命赞成与否的一种沉重的心情，或许也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一种忧虑吧！虽然漱石曾经去过东北和上海，但在他的作品中，所占比重较大的当然是他从古典文化世界中所获得的对中国的印象。对此，夏目漱石从现实中国体验得到的印象未免太过渺小。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

芥川龙之介在大正十年(1921)作为大阪每日的海外视察员．去中国旅游。关于这一时期的芥川．江口涣后来这样写道，芥川在湖南省长沙市的女子学校参观时．被中国的排日抵抗精神所倾倒。女学生们在教室也好．在家庭也好．绝对不使用日货。钢笔、墨水、笔记簿均不使用。……忍受着各种不便，将抵抗坚持到最后。……当芥川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一坚强的决心与斗志时．深受感动．差一点儿都要流出眼泪来了，后来他对我说：“中国这个民族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现在我看到了。现在，你要记住．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国家的。”(江口涣著：我的文学半生记．青禾文库¨68年版．第2 1 1页)

芥川的支那游记本身．却是以更复杂的面貌展开的，在支那纪行中，他追求文人的诗情，对名胜古迹的俗恶是皱起双眉来看的。侵入中国的欧洲和对此默默忍受的中日．然后在大陆横行霸道的日本人．这一幅幅画面．都给了芥川一种异样的冲动。这种“模糊不清的不安”之中．不正是深深地印刻在大正时期日本思想界的苦闷吗？支那游记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心理．不得不说在某一点上反映出了这一时代的日本对中国认识观念上深深的裂痕。

森鸥外与中国

明治37—38年日俄战争爆发。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两大巨匠之一的森鸥外（1862—1922年)在1904年作为日本陆军第二军医部长出征中国满洲。自4月份随军队在候儿岛登陆后，转战各地，在满洲度过了严寒的冬季，并在翌年2月底参加了奉天大会战。当年9月份日俄签订和约。但是森鸥外所在的部队又度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季之后才在1906年元旦前后凯旋回国。

在长达一年半的战地生活期间，森鸥外在繁冗的公务和战斗的间隙，以新体律诗、长歌、旋头歌、短歌及俳句等形式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受记录下来，并标明日期。这些诗歌以“歌日记”为中心，分为“歌日记”“陨石”“梦语”“杂诗”“无名草”五部分。其中“歌日记”是在战场创作的，其他四个部分则是回国后增补的。明治40年(1907年)9月，这些诗歌集结成一部诗集出版，题名为歌日记。在歌日记的5个篇章中，占据全篇中心地位的“歌日记”一章与现实最为贴近，从中可以看出森鸥外对战争的看法和对中国的印象。

森鸥外在创作“歌日记”时，他同时拥有军官和文人的双重身份。森鸥外是一位学贯东西、才华横溢的杰出作家，有自己的文学触觉和艺术良知，他有时会摆脱作为军官的外壳，以隐晦的形式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森鸥外的歌日记中有多处写到东北的景物，充满诗意的激情，苍凉悲壮。在歌日记中，森鸥外投向中国的目光基本上是友善的，这与当时的国际局势不无关系。与上一次的日清战争不同，在这一次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敌人是俄国，中国只不过是战场，日军的军粮等物品的补给还要依靠中国。鉴于这种关系，森鸥外在歌日记并没有刻意丑化中国的倾向，反而是向中国投去了友善的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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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崎润一郎对中国及中国人，抱有一种桃源乡一样的憧憬与向往之情。他从小时候就向往中国，喜欢阅读中国古典作品，在来中国之前发表过《麒麟》、《秘密》、美人鱼的叹息等中国题材的短篇小说。其中，《麒麟》(1910)取材于《论语》，从《论语》的“子见南子”的记述中敷衍出了孔子被卫灵公及其美丽而骄横的妃子南子召见的故事。

怀着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憧憬，1918年，谷崎润一郎来到了中国。初次来中国共逗留三个月(1918年10月10日至12月10日)，谷崎润一郎对中国名胜古迹、自然风景、民俗民情，传统戏剧、饮食文化还有中国女人，都怀有极大的兴趣。虽然对中国的脏乱差颇有微词，但总的说比起芥川龙之介来，谷崎尚能忍受这一切，而且从华北到华南，越玩越有兴致。在苏州纪行中，他赞美苏州的水乡景色，“刚看了第一天，就完全喜欢上了苏州”。他认为和苏州的文化与景观不相称的是，那些声称“多给支那人一分钱都觉得心疼”的在苏州作导游生意的日本人，显得那样“野卑”；在庐山日记中，他记述了九江城的游览，抒写了“才识庐山真面目”的快意。除了游山玩水，谷崎润一郎在中国的最大诱惑是“食”和“色”。他在随笔支那的料理中一开头就写道：“我从小时候就喜欢支那料理，东京有名的支那料理店偕乐园的主人，是我小时候的同窗，我经常去他家玩，并品尝美味佳肴，我至今清楚记得那菜肴的美味，至于日本料理的滋味我是到后来才品出来的。我认为比起西洋料理来，支那料理要美味得多。”“我甚至比长期生活在支那的日本人更熟悉支那料理。”他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菜的五花八门的种类、名称和味道。他最后写道：“读了崇尚神韵缥缈的支那诗篇，就不由会感到那种风格的诗歌与味道浓重的料理之间存在着显见的矛盾。我认为将这两种矛盾的东西调和并立．正是支那的伟大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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