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写的《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中国的小说，也和世界各国一样，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有人说我国小说有很多起源，如寓言、史传、诸子散文等等，其实源只有一个，那就是神话传说。神话是把神人化，传说是把人神化，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确切划分。

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起的名字，我觉得概括得很恰切。神话传说也好，志怪、志人也好，都是作为一种史实记载下来的，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因此叫作“志”。“志”是记录的意思，而不是创作。所以最初的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比如穆天子传是个神话传说，可史书上却把它归于帝王“起居注”一类；《山海经》也是神话传说，《汉书》中却把它归于“地理志”中。

直到梁代萧统编《文选》，才第一个要把文学和历史区分开来。他在序中提出他的文学定义，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但这时他所指的文学只包括诗、文、赋，并不包括小说。我国的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还是进入唐代之后的事。唐代的文化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文人的思想也有所发展、开阔；这时传奇小说应运而生，如陈鸿写的长恨歌传、白行简写的李娃传，都是依照传说创作而成，不再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唐代小说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富于想象虚构与讲求文采，这就同过去的作品有所区分。参照萧统的文学定义看，虚构、想象正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正是讲求文采。从此，小说便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传统也并没有中止。



传奇小说发展到宋代就衰落了。宋代的小说大致是根据史事记载完成的，没有什么虚构和富有文采的创作加工，同唐代小说大不相同。后来人们写了各个朝代的历史小说，大多走了宋代传奇的路子，即按照史书的记载编写，作为文学作品是失败的。

这时随之兴起的是话本。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大都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进行再创作的。话本是民间“说话”艺术的底本，它是经过说书艺术的千锤百炼才产生、流传的。它以描绘精彩动人的情节场面和塑造生动活泼的人物性格见长；这就与专供人阅读的小说有了明显的不同风格，因为它们是植根于讲给人听的说书艺术的。

由这里再发展，便成为文人的独立的创作。这时不再拿民间的东西来加工了，而主要是自己创作。这一类代表作是《金瓶梅》，它在小说发展史上开辟了一条新路。无论《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是《西游记》，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或者不寻常的英雄；而《金瓶梅》开辟了一条写平凡人和日常生活的道路，通过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长足发展。沿着《金瓶梅》所开创出来的道路，《红楼梦》问世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中国小说发展的脉络及特点，大致就是如此。

在这里还可以发现我国小说发展的几条规律。

其一是：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

在封建制度的上升时期，《诗经》、乐府、神话传说都是政府为了解民情，从民间搜集来的；“小说”本是“稗官”从民间搜集来，供施政参考的。志人志怪小说也是文人学习、参与民间创作的成果。唐代文人自感文意枯索，转向民间学习，从而开拓了小说创作的新境界，丰富了我国的传统文化。“说话”艺术出现后，民间的话本如三国志平话等，既粗糙又不准确，不能代表说话艺术的成就，也不能作为流传的读物；而其中的错误、疏漏、粗糙之处，后来在文人再创作的《三国演义》中都得到了改正与润色、丰富，从而取得了更高的艺术成就。这是具有规律性的情形。



文人与民间创作结合的创作方式，使得中国古典小说呈现了重视情节的特点。重视写情节并不意味着忽视写人物，而是要通过情节表现人物，以外在的情节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所谓传奇，就包含了要以情节动人的意蕴。小说发展到文人独立创作之后，重视情节的特点仍然保留了下来。虽然这时的小说已不再用让人惊奇的情节来吸引人了，目的是描绘人物；但中国小说总是不静止地叙述人物的内心活动，而往往偏重通过人物的外部言和行的表现使读者体会到人物的内心活动。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不同于外国小说的一点。还有一条规律，就是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总结了史传文学的经验，其中说：“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要晓得它有缺点，恨它而要晓得它有长处。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一方面有善恶、是非之分；另一方面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古典小说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上。

民间文学写人往往是好坏分明，坏人无好处，好人便没有坏处。史传文学作品如《左传》《史记》等则采取“实录”的态度写人物，写得真实丰满、有血有肉。我国古典小说中真正地吸收史传文学写人艺术经验的第一部作品，是文人参与创作的《水浒传》。据说明代士大夫案上总摆两部书，一部《庄子》，一部《水浒传》，认为《水浒传》笔法好，首先表现在它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的高明的写人艺术上。这就使中国小说的人物描写大大推进一步。从《水浒传》开始，而后才有《儒林外史》《红楼梦》。史传文学不是源，而是流。

再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中国为群众长期热爱的古代小说，其创作多是立足于现实，不脱离现实，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任何神话都产生于现实，由于现实问题的触发而幻想出来的。幻想一旦脱离了现实，神话也就不易广泛流传。小说创作也是如此。



举《西游记》为例，书中写的虽多是神怪奇幻的境界，但唐僧“八十一难”中遇到的所有魔怪、各种磨难都是现实生活中有的。明代没有宰相，大臣地位很低，主要的政治权力落在太监手里。太监大多没有文化，只要权力与财物；而他们作为皇帝的代表，驻守全国各地收税纳捐，权力极大。福建有一个太监高寀，权倾一时。他身边的卫生顾问说，如果吃一千个小孩脑子，他的生理就能恢复正常。吓得民间小孩心惊胆战。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写要吃小儿心肝的“小子国”，便不是没有现实根据的。再如明代危害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锦衣卫，也遍布全国，朝野恐怖。《西游记》中所写的魔怪总是从神佛那里来，而在被孙悟空打得快死时又总被神佛收去使用，都不是没有现实根据的。一部《西游记》，孙悟空先是大闹天宫，而后陪唐僧取经，降魔伏怪，实际仍是继续同统治势力作斗争。孙悟空的胜利总是大快人心，正是辛辣地挖苦与讽刺了神佛即现实统治势力。吴承恩在他的志怪小说禹鼎志序中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正是因为《西游记》这样立足于现实，才引起当时的轰动并得到广泛流传。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表现了民族感情，正是立足于现实的民族矛盾的表现。书中以汉、宋为正统，这不是历史观，而是现实的反映，不能以历史的标准来要求。正是作者立足于现实的创作精神，才使作品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另外，中国小说受封建统治文化的压迫摧残，发展极为艰难。明清人士更以写小说为耻辱，以致许多伟大的作家生活、创作条件都无保障；许多伟大的作品不知道作者是谁。从这里可以感受到封建文化对小说创作的残酷扼杀；也更可以感觉到那些古典现实主义大作家和他们的不朽作品的崇高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