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不断尝试从文官手里夺权，为何最后还是以文官获胜告终？

这个问题我有一点思考。

权力的失衡

文官和皇帝争夺权力。

这看起来是权力问题，其实是利益的分配问题。

拥有的权力代表能分配的利益

利益分配不存在绝对的公平，那么就绝对会出现纷争。

明朝时，皇帝和文官抢权的主要原因，是权力两极化。

没有第三方权力来做平衡。

中国古代发展的好的王朝都是权力三极化的架构。

皇帝喜欢分化臣子，使得臣子之间内斗，无暇顾及对皇位的争夺。

举几个例子。

秦始皇奋六世余烈统一六国后却二世而终

这“六世余烈”之时，就是秦国政治结构最健康的时候。

这个时候因为商鞅变法，耕战兴起。

因耕战而出现的军功贵族和过去的血亲议会的老旧贵族集团矛盾日深。

秦王作为中间的平衡力量可以很好的控制全国。

秦国这个时期的国力也是在上升的。可以惠及到广大的老百姓。

但到了秦始皇时期，老旧贵族集团已经被消灭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皇权就要直接去面对耕战军功集团的矛盾和诉求。

军功集团只有一个愿望：打仗！谁不让我打仗我就打谁。

秦王如果强行压制或者摧毁了军功集团，六世改革的成果也就付诸东流。

这个时候当然只有把矛盾往外推了：统一天下！

很快就在这种情况下秦国平推了六国。

这时新建立的秦朝只有两个权力集团，皇权和军功集团。

军功集团天然的本性就是求战，当已知是世界的敌人都被消灭占领后。

无战可打，只有修长城，修直道，远征南越各国。

但是还不够，军功集团永远处于饥饿的状态。

这个时候嬴政溘然长逝。

公子扶苏的政治主张宽厚仁慈，这是绝对不符合军功集团的利益的。

秦朝这个是时候的权力结构已经紊乱了。

赵高轻轻松松的就指鹿为马，让胡亥当上了秦皇。

赐死了公子扶苏，断了蒙恬长城军团的补给。

大泽乡一声怒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秦遂亡。

这就是典型的权力结构不平衡导致的。

再说一个。

汉武帝北击匈奴

西汉时汉景帝到武帝时期。

这是西汉最强大的时候。

结束了七王之乱，国内的权力刚刚经过洗牌。

藩王势力被消灭的七七八八了。

但此汉朝的朝堂上只剩下了两个权力极：皇权和贵族文官集团。

贵族文官集团就算不想推翻老刘家，那也是要吃肉的。

搞搞贪污受贿，玩玩土地兼并，这要是天怒人怨了老刘家也坐不稳皇位。

这时突然发现北方还有个匈奴。

正好跟匈奴新仇旧恨都来了，也正好在对匈奴的战争中打出卫青，霍去病这样的英雄人物。

汉武帝干脆全国都给我打匈奴，打赢了喝酒吃肉，打输了就去死。

这就是变相的秦国耕战系统。

卫霍军事集团每次出去大胜而归，其结果就是分封楚无数的新权贵。

这个新的权贵集团为了权力，为了下一场战争的胜利，自然而然和老旧的贵族官僚们斗得你死我活。

不然霍去病怎么年纪轻轻的死了？

霍去病的弟弟霍光在霍去病死后装孙子装了20多年，直到武帝驾崩，才蹦出来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消灭了匈奴的威胁。

这个时期，汉朝国内的皇权，老旧贵族官僚集团，新兴军功贵族集团互为制肘。、

直到昭帝时期，霍光挟制幼帝，军功集团独大，消灭匈奴，威震西域。

这时西汉的高光时刻。

但也给后来的王莽篡权埋下了伏笔。

北击匈奴，凿穿西域

说回明朝的情况。

明朝立国之初，权力设计的时候是有想法的。

军队功臣的军功勋贵集团。文官功臣的文官集团。再就是皇权集团。

但是朱元璋时期就发现勋贵集团和文官集团有联合起来的迹象。

蓝玉案和胡惟庸案就是典型的代表。

朱元璋是靠残暴的方式遏制了这两者合流。

而朱棣也和朱元璋性格相近，对勋贵和文官们的管制都比较严格。

直到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失败被俘虏。

文官在于谦等大臣的领导下，拥立新皇帝，成功夺权。

虽然明英宗回后经夺门之变夺回了皇位。

并且杀死了于谦等文官。

但此时因为土木堡之变的原因，武将勋贵集团早就风吹雨打去

要治理这个国家还是要靠文官集团

此时的文官集团已经一家独大了，皇权要直面他们的威胁。

明英宗被俘

此时的明朝朝堂已经回到了权力两极化的时刻。

皇帝要和文官们抢夺权力，但是却力不从心。

于是皇帝只有把目光放在了另一个群体的身上：太监。

让特务和太监站到台前来跟文官争抢。

明朝皇帝先后成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厂这些特务机构。

想要打造明朝权力架构中的第三极。

但这第三极的权力集团天生就是“残疾”、

这些特务机构依赖皇权，也依赖文官，导致他并没有自己的政治诉求。

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给皇帝当差可以捞钱。

其设置的过程也是可笑：

东厂是为了监视锦衣卫。

西厂是为了监视东厂

内厂是为了监视西厂

如果明朝没灭亡，之后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个厂出来。

但这个残疾的第三极权力集团不但没有给明朝续命。

更是使得明朝的后期党政激烈，是明朝覆灭的引子。

魏忠贤

以上是我的回答，如果觉得可以请点赞关注，谢谢。

草莽出身能成功上位的皇帝基本只能靠抱世家望族的大腿，上位的过程中方方面面的权利早就被世家望族们吞的渣都不剩了

也不能说文官获胜了，只能说是双方斗了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然后明朝灭亡，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先过来对官员来一个追缴助饷，后来居上清朝再来一个奴才养成计划，这群官员还有其他人才知道他们所抛弃的明朝，是多么的可爱，于是乎有清268年，反清复明活动是延绵不绝。

接下来宋安之来大概说说。

今天也不深层次的说了，就说说崇祯朝那些事儿。

众所周知崇祯帝登基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除掉魏忠贤，被当时人称之为圣主。客观来说崇祯当时17岁，能拿下魏忠贤，东林党等官员出了不少力。

东林党为什么会痛恨魏忠贤呢？

因为自明朝太祖、成祖以后，文官地位高涨起来以后，明宣宗开始喜欢以太监部门司礼监来制衡文官集团。

在崇祯帝之前，崇祯帝的哥哥天启帝就是学习老祖宗如法炮制的起用魏忠贤，以阉党来打压当时的文官集团代表东林党。

所有崇祯帝继位以后，除掉魏忠贤，东林党可谓是功不可没。但是之后事情就不是那么完美了，东林党顺势蛊惑崇祯帝将厂卫制度取消，免得再出现下一个魏忠贤。

崇祯帝比较年轻，可能也知道东林党是蛊惑他，但毕竟是年轻人喜欢挑战，所以就觉得没有厂卫，自己依旧可以驾驭东林党独揽大权，权力说不得会更大。

于是虽然厂卫没有被取缔，但已经成为一个空壳，起不到监督百官的作用，更是辅助不了皇权。

但是呢，结果是崇祯帝根本玩不过东林党，所以我们看看这时期的历史，多是崇祯帝气急败坏的杀大臣记载，所以崇祯一朝五十相，内阁首辅如走马观花一般，总督更是被杀七人、巡抚被杀十一人，这背后除了崇祯帝生性多疑以外，肯定还有着因为驾驭不了东林党，所以气急败坏的原因。

等到崇祯帝回过神来，重用的太监监军等，想重新恢复厂卫以制衡文官集团，并且大权独揽，结果却用的多是阴险狡诈之辈，诸如明末名将卢象升就是被太监高起潜和大臣杨嗣昌合伙害死。

于是明朝最后那十多年，虽然是内忧外患，但也是皇帝与文官集团斗的如火如荼的时刻，最后双方离心离德，崇祯帝还有明朝被抛弃，文官集团代表东林党迎接新的未来，但是先是被大顺政权追缴助饷，严刑拷打，抄没家产，后来清军入关以后，更是被排斥于满洲集团之外，老老实实的接受奴才养成计划，所以看似崇祯帝死了，没有斗过文官集团，其实双方可以说是两败俱伤，谁也没好过…

谢谢观看宋安之独家原创回答，欢迎吐槽、点赞、关注～

所谓“文官集团架空皇帝”是明粉炮制的神话。事实上明朝文官士大夫从来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集团”，衙门和衙门之间，朋党和朋党之间，个人之间，一直有斗争，互相牵制，这才符合朱元璋的本意。内阁也从来不是文官集团的代表，而是皇帝的近臣，跟外朝六部特别是吏部尚书存在权力冲突，又受到司礼监的制约。最后，明末也不是只有一个东林党。万历争国本时，东林书院还没成立，当时支持太子朱常洛的文臣，除了日后的东林人士（魏忠贤东林点将录盖章认证的），还有浙党等东林党的对立面。所以笼统地说明末文官都是东林党，东林党都主张不收工商税，魏忠贤打压东林党是为了多收税抵御后金，崇祯亡国是因为除掉阉党失去对东林党的制衡力量，这些在网上流行的说法都不符合史实，很容易被史料证伪。为什么明粉愿意相信并传播？因为他们一直想证明，明亡纯属偶然，是某些人的主观失误，让满清捡了大便宜，而不是数百年敝政腐败积重难返的必然结局。

真正符合明粉所描绘的那个理想国的，不是明朝，而是李氏朝鲜。朝鲜国王受制于两班贵族，权力不大，党争激烈，连康熙都知道朝鲜是“主弱臣强”。而棒子慢慢悠悠过了五百年，也没发展出什么“君主立宪制”来，而是亡于日本。

中国封建帝王时代，不是被文臣玩死就是被武将玩残。明朝朱元璋起于微末，得天下之后对武将集团是猜忌和打压的，只能扶持文臣集团平衡双方势力，但靖难之变和土木堡之变，让功勋武将集团彻底崩盘，从此文臣集团彻底把握话语权，明朝皇帝虽然认识到了，并用太监集团抗衡，但只能一时占上风，并不是长久之计，明朝皇帝死的也很蹊跷，总是在关键时刻死翘翘了。

俗话说：明亡于党争。其实，明朝最大的矛盾却是皇帝与文官之间的权力斗争。皇权与相权之争延续千年，但朱元璋一咬牙一跺脚，把丞相制度给废了，表面上看起来集大权于一身，但实际上皇帝不得不亲自处理大量事务，朱元璋这个工作狂可以做到，但他的子孙后代就不一定了。

1.内阁制的构造实际上强化了文官的力量

胡惟庸以后，明朝再无宰相，取而代之的是朱棣始创的内阁制。内阁大学士起初品级较低，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帮助皇帝起草文件，上传下达。随着时代变迁，像朱元璋、朱棣这样的权威帝王鲜少出现，内阁顺理成章拥有票拟权，直接参与决策，很可以像三省六部制那般封驳审议，直接退回皇帝的决定。

此时内阁首辅带领下的内阁更像是一个小丞相，他不足以统率百官，使得百官可以绕过他们直接攻击皇帝，而皇帝却没有抓手可以惩戒百官。如杨廷和、杨慎会带头对抗皇帝，而像申时行、方从哲则是在皇帝与百官间和稀泥，完全无助于君臣关系好转。

2.明朝皇帝十分孤独

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宰相被废以后，反倒是出现了许多九千岁，例如刘瑾、魏忠贤，这与他们手中的勾红权利有关。明中期以后，皇帝越来越懒，连最起码的朱批都不愿意亲自动手了，形成了内阁拟定意见—秉笔太监按皇帝意思同意与否。如此一来，宦官便成为皇帝最亲近和信任的人，若是皇帝年幼或者天真，真的就会被宦官或者权臣蛊惑。例如王振，带着年轻的英宗送死，陪葬的是大明的二十万精锐；即便聪明绝顶如嘉靖帝，严嵩父子、徐阶也可以摸透他老人家的意思行事，贪污腐败、祸国殃民不亦乐乎。

到了万历，前十年，张老师（张居正）和大伴（冯保），一个提出意见，一个勾红批准，方才保证了改革雷厉风行地推行。明朝在很多时候，都需要这两者处于一种平衡，国家才能正常运转。到了天启时期，东林党抱团，与魏忠贤的阉党势不两立，熹宗不会对任何一方赶尽杀绝，因为让谁势大，都会使得权力失去控制，他既需要靠文官治国，又要靠宦官鞭策他们，有时还得收收矿监税弥补财政（文官已被东南富商士绅收买，不愿纳税）、外出监军替皇帝了解前方战报。崇祯不懂这个道理，一上台就灭了阉党，导致东林党一家独大，一群文人天天瞎比比也不干事，奏折片子满天飞却无一字涉及实事，最终自食其果自缢亡国。

文官与皇权的斗争在中后期尤为激烈，明末三大案均集中发生在万历、天启的二十年间，皇帝用罢工、权杖、任用宦官，都无法对抗团结的文官群体，皇帝身边缺乏得力的助手，无论宦官还是锦衣卫，文化水平显然都没有文官那么高，政治斗争也只会简单粗暴地下诏狱，因此也被越描越黑。

3.理学占绝对领导

汉武帝通过“天人感应”确定了君权神授，历朝历代都以皇权为尊。但是到了宋代，国家面临强敌，被欺辱百年最终亡国灭种，给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程颐、朱熹为首的大儒研究出了理学，重新定义儒家理论，认为天地有永恒不变的道义，哪怕改朝换代、天崩地裂，也是不容改变的，放在社会上是纲常礼教，天理可存，人性得灭，通过每个人都克制自己的私欲，天下就能实现道统。

显然，这是个理想的社会。只不过太过于理想，是不能实现的。

到了明朝，理学得到进一步发展，集中表现为文臣与皇帝的对立。他们通过垄断科举保证了所有的官吏都是由完整的理学教育产生，他们不畏惧权杖，也不害怕皇帝的特务，他们敢于与皇帝的宦官斗争，因为他们认为是正义的，必须得这么做。有时这样的坚持确实可以帮助国家度过难关，比如土木堡之变，于谦率残军败将击溃了瓦剌，保住了国家的半壁江山。但到了后期，严苛的纲常礼教与物质财富的极大满足形成尖锐的矛盾，社会道德沦丧，礼义廉耻不知为何物，使得明亡之时，为国殉难的大臣竟然比靖难时还要少，最典型莫过于东林领袖钱谦益，想自溺，却嫌水冷。

这些文臣为自己卖主求荣、贪生怕死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即为天道而生。因此他们在对抗皇权时前赴后继，他们要争取通知的话语权，因此如果皇帝乖乖听话，那么史官会把他描述成千古明君；如果皇帝很有个性、想靠自己有所作为，那么估计就会被写成玩物丧志、荒淫无度。典型的对比是宪宗和孝宗，实际上宪宗的治下人民幸福程度高于孝宗，不然成化犁庭这样的千古战绩怎么会发生在宪宗时期。

明朝皇帝和文官夺权。很多人都认为夺的是天下大权，实际上天下大全一直在皇帝手上，即使是面对幼帝，文官集团也一直对皇权产生不了任何威胁。那么文官集团夺的是什么呢？文官集团夺的是相权，通俗来讲就是市长的权利，书记的权利文官集团不敢碰。另外一个是话语权，就是舆论的权利。下面我来论证我的观点。

第一：权利一直在皇帝手中，以文官和宦官来举例即便是张居正、魏忠贤等大众认为权势滔天的人也是一样皇权始终在皇帝手中。

张居正推行一系列的政策，治国理念都是皇权在背后作为支撑，例如一条鞭法之后许多权贵都纷纷发对张居正，皇帝渐渐开始不信任张居正，离开了皇权支持的张居正马上被撕成碎片。

魏忠贤可谓是权臣了吧，崇祯皇帝要你三更死你就活不过五更天。归根结底这些人拥有的权利不过是在职务上的权利，离开了这个职务便人走茶凉。这和我们大众理解的权利可能有出入，举个例子曹操算是权臣吧，即使曹操没有了任何官职，曹操依旧是权势滔天。

第二：我们的历史中一直以来都是相权与皇权的互相压制。从历史上的御使大夫到门下省审议驳正无一不彰显了相权对君权的制约。明朝自老朱杀胡惟庸之后便废除了宰相制度，可是天下毕竟皇帝一个人治理不过来，于是明朝发明了内阁制度以此来代替宰相，但这个内阁制度实际上是以内阁之名行宰相之权。其次明朝的科举制度以及官员的上升制度都发展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这为文官集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文官集团代表的不仅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更是代表着天下士大夫和读书人的利益与价值，这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皇帝一直与之争夺的是这个治理权的大小。

（可能我的表述不是很清楚，在我们历史上一直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权需要受到约束这是许多开国帝王和读书人的共识，在制约过程中皇帝为了减少约束必然会与相权发生冲突。在面对政治强人的时候相权衰弱，在面对弱主的时候相权得到加强，而皇权在正常情况下始终掌握在皇帝手里。）

明朝后期皇帝们想了一招，就是扩大司礼监的权利，司礼监实际上拿到的是批红权（内阁大臣们经过商议形成方案，再把方案（也叫票拟）交由皇帝审批（也叫批红），审批通过便形成政令），而太监利用这个批红权对内阁事务形成干涉，对文官集团形成了有效的制衡。当司礼监话语权较大时就形成了阉党，当内阁话语权较大时就形成了东林党。

第三：下面我们来具体探讨一下这个东林党（文官集团），当时他们是读书人里面的佼佼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权威。

例如一个企业里面有很多专家，当老板每次开会的时候这些专家们纷纷发表意见，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即使老板有不同意见也要顾及到这些专家的影响，毕竟他们是权威。决策权在哪里？在老板手上，话语权舆论权在谁手里？这些权威专家的手上，所以崇祯皇帝临死时说东林祸国。实际上还是崇祯皇帝没有一直坚持下去自己的主张，太害怕舆论的压力。

例如我们结婚找对象的事情，明明自己有喜欢的人，却碰到父母的强烈反对，甚至以自杀断绝关系等作为要挟，而七大姑八大姨也纷纷举出谁谁谁嫁了之后不幸福，谁谁谁娶了个新娘家里一团糟。这个时候决定权在谁手上呢，在自己手上，只不过现实之中我们选择了向舆论和权威低头。

明朝自始至终即使主少国疑，都没发生过文官涉及皇权，从司礼监拿批红之后皇帝始终掌握着天下大权。所以我认为“明朝皇帝不断尝试从文官手里夺权，为何最后还是以文官获胜告终？”这个题目不完全成立，如果说有一点成立那么就是皇帝与大臣在争夺政治正确的战场，又顾及权威和舆论所以一直被圣母们压得喘过气来。

导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个人感觉根子在宋朝，再加上明朝初立的时候太祖为拉拢文人提出优待读书人的观点造成明朝中后期文官系统一支独大，皇帝大权旁落。洪武万岁时候有一条寒门读书人可免除赋税也徭役。就是这条规定在文官的刻意曲解下导致了文官操纵朝政和明朝的覆亡。（一家之言，不喜勿喷）

个人认为根子还在宋朝提出的天子与士大夫公治天下的说法。文人感觉高人一等，只有他们可以唱明东华门。尤其北宋施加的以文驭武的政策，使得文人打压武将有了先例可循。动不动就打着防止唐末藩镇出现的语气，明目张胆的打压武人。赵宋的帝王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文官主导的风潮。这种制度的结果就是国家的国防政策基本都是防守，被动挨打。

明太祖时期胡惟庸案，使明太祖取消了左右丞相的称谓。设置殿阁大学士用于咨询、顾问，加强了皇权。到靖难成功成祖朱棣上位时，设置内阁协助处理国家大事。由于这两位帝王都是马上皇帝，身经百战熟知民间疾苦，所以还能压制住文官系统。这两位帝王通过不断的对外征战，对于有功的武勋进行加官进爵来。用武勋和文官打擂台来维持朝廷权利的平衡，再加上帝王的锦衣卫来监察百官。

到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后，江山安稳。武勋长久不经战争，逐渐废弛。文官开始利用仁宗多文官的好感来施加影响。润物无声的就把大明的国策由积极开拓变为保守；废弃下西洋的国策，逐渐靖海。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废除武勋。因为只有武勋不在开拓中保持战功，武勋就会安逸享乐不会在帮帝王平衡文官系统。朝廷大权自然会落到文官手上。到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延续了仁宗时期的政策。继续休养生息，虽然赢得了仁宣之治的称号，但是皇权逐渐旁落文官。

这里不是说朝臣不贤能，宣宗时期的夏原吉、蹇义、三杨等都是忠臣，操守和能力都没的说。但是他们和皇帝是有冲突的，那就是权利。皇帝身负天下，希望的明朝的国家利益。虽然文官们也提倡忠君爱国，但是首先维护的文官自己的利益。甚至在文官系统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文官首先维护的事自己的利益。所以文官夺权的事实就发生了。比如：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提出贫寒读书人可以免交赋税和免服徭役。咱们看清楚了，这指的是贫寒读书人。但是整个文官系统从仁宗时期逐渐的将范围扩大到所有有功名的读书人头上。这样就发生了一个结果：当读书人有了功名以后，无数生活不好的平民都会把土地托给读书人或者缙绅叫做投献。因为这样是两全其美的事，读书人得了土地，农民可以不给国家缴税。因为土地已经是读书人的了，平民就可以交给读书人相对较少的赋税就可以了。这是典型的损公肥私。

因此，才有了明朝读书人上进的积极主动。那当然了，只要十年寒窗苦读考中后，立刻变地主啊。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国家赋税的征收范围在缩小，文官系统这是在大明的机体上吸血。王朝的前期由于人口基数逐渐增大，所以这种赋税流失的情况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到了中后期，这就成为亡国之源。文官系统越来越富有，整天嚷嚷让皇上节俭。崇祯皇帝为了平乱，皇后自己都亲手纺织，也没见文官逃出一两银子。要多征税，只能摊派到自耕农身上，加剧了社会矛盾。最终李自成、张献忠等揭竿而起，大明轰然倒塌。可气的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抄家都抄出七千万两白银，这就是明末的文官嘴脸。

说远了，再拉回来说宣宗朱瞻基要和文官掰手腕怎么办？武勋已经废了，只知道赚钱攒家底儿。没办法之下，只能启动自己的家奴-宦官。培养他们读书认字，处理文件。这就开启了明朝宦官之祸的开端。宣宗利用他们来牵制文官系统。到明英宗朱祁镇时期武勋废弛，宦官和文官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大明大伤元气的土木堡之变。蒙古险些再次入主中原。

虽然后来的明武宗和嘉靖等帝王也曾努力想收回夺权。但是都失败了。明朝的文官系统已经有了世家的影子，忠于的是允许他们免税的朝廷，不是国家。王朝可以更替，只要政策不变就行了。所以明末清初才有那么多读书人争抢着投降大清。

我是历史纵横帝，欢迎您的关注；如有瑕疵，劳烦斧正。

明朝只有一个和臣民抢权利的皇帝。

崇祯_为了抢权导致失衡加快了灭亡的进程

想象一下现在的某些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别人的行为指手画脚，说的他们是对的，而你是错的，你还没法反驳。明朝皇帝面对的是有知识的"流氓"，博古通今，知识面极广，批判皇帝常常站在圣人的角度，引经据典，用道德来约束。皇帝如果想做某件事，群臣看看之前的皇帝有没有过先例。没有就喷口水。有就看看这件事和不和礼仪。他们认为皇帝的职责就是在宫中批阅文件祭祀宗庙等。

集生杀大权于一身，期望江山万万年，最后一样落得家族被屠一尽，一切归零的悲惨结局，印证了那句古：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欠帐还钱，杀人还命。

皇帝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从文官手里夺回来的权力，总要交给另一批自己信任的文官，就是把权力从一个党派转移到另一个党派手里，本质上他们还是文官，

明朝正式形成文官集团体系和皇权进行抗衡，是在隆庆年间。此前历代明帝或多或少对朝政的控制力还是很强的，他们稳坐钓鱼台，看各派系的文官互相争斗！

当然这不代表文官集团势力弱。事实上，从成化帝开始，文官已经坐稳了天下道统领导者的位置，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儒家发展的必然！

当然，这一切还是明太祖朱元璋自己设定的政治制度！

朱元璋起于微末，出身贫寒，他经历了元末大乱和军阀混战，从而建立了大一统王朝。

站在他的角度，自然希望自己的王朝能够千秋万代，就如他所言，元宽政而失天下！所以他必须为自己的大明帝国设计一个一劳永逸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重塑社会逻辑道德体系！

在这样的思维下，朱元璋限制民间自由迁移，严格执行路引制度，故而洪武朝民间的生产力是恢复了，但商品经济远不如万历朝那么兴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壮大于明朝的徽商此时都躲在徽州的大山里读书，而不敢大批量的外出经商。

在政治制度下，朱元璋对大明朝的官场监控很严厉，几次对开国功臣进行打压，但并不是对文人一网打尽，反而给他的后继者（懿文太子朱标，后是太孙朱允炆）留下了方孝孺这样的读书人领袖！

为什么是方孝孺？

因为在朱元璋眼里方孝孺就是维护天下道统的利器，因为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的道德信念。

而方孝孺这种思想，早在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就在其著作深虑论中完美体现，此时方孝孺才17岁。

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方孝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封建王朝能不能实现以及怎么实现长治久安、千秋万代，重要讲述的是建立道德体系并掌握改体系话语权的重要性！

方孝孺的文章让朱元璋看到一个问题，即大明帝国要想实现千秋万代，离不开文官的治理，但又不能放任文官壮大而不顾，这个道德体系的话语权必须掌握在皇家手中。

老皇帝的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

所以，方孝孺试图成为天下道德体系的建立者和话语权的掌握者注定要失败！

所以尽管有洪武帝给他“此庄士，当老其才”的评价，但遇到靖难上台的永乐帝，坚持道统秩序的方孝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但尽管如此，明朝的文人们并没有放弃对天下道统体系话语权的争夺！

在古代“天地君亲师”的架构下，皇帝固然是天下最尊贵的人，但孔圣的位置是不能忽略的，能代表孔圣在人间行使权利的人，就是读书人，就是朝堂上的文官们，这是时代赋予的特性！

如：仁宣时期和正统初期的三杨，景泰朝的于谦，天顺时期的李贤，成化朝的商洛，弘治正德时期的刘健、李东阳、谢迁、王阳明等，这些历朝明皇的文人们，都是在和皇权的并存中极力去争夺大明社会伦理道德体系话语权，这也是明朝皇帝依重宦官势力对抗文官集团的原因。

所以从隆庆朝高拱上位开始，文官真正掌握了话语权，这也是万历帝后来为什么不愿上朝的原因。

当然也有人问，既然文官集团如此可怕，那张居正为什么会被清算，1.张居正已经死了，2.文官也分派系的，各派系都想争夺话语权。

而这也是顾宪成为什么要创建东林书院的原因。

所以很多人很难理解东南一隅的无锡东林书院，凭什么可以揭起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风暴。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东林君子们已经掌握了部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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