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框架怎么做？打算坚持写点小说？

小说的框架是这样的，开头，中间，结尾。每个故事都有。头尾要呼应。比如写爱情，相识，相恋，相连。中间再加点曲折，有个第三者插足。

三、艺术手法：细节铺展与直观性的表达

“直观”是《秦腔》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表达形式。德国的语言学家洪堡在谈论古代希腊艺术特征时说过一段话，我觉得对于解读《秦腔》的文本很有启发：“虽然有关个性的感觉需要以一种更为内在的、不受现实世界限制的精神状态为前提，而且只能从这一精神状态中发展起来，但这种感觉并不一定会导致生动的直观转变成抽象的思维。相反，由于其出发点是主体本身独特的个性，这种感觉激发了将事物高度个性化的要求，而这一个性化的目标只有通过深入把握感性认识的所有细节，籍助表述的高度直观性才能够达到。”（注：洪堡论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14页。）洪堡所阐发的艺术创造过程，不是“感性——抽象思维（推理和证明）——理性”的一般思维过程，而是“感觉——把握细节和直观性的表达——高度个性化（即内在的精神）”的感性认识的升华。这是形象思维的要求，也是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精华所在。事物的高度个性化，并非是指作家主体“本身独特的个性”，而是指艺术塑造的对象的高度个性，即在主体精神的独特关照下，对象被赋予的一种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任何外在要素不能替代的，必须由其自身的内在精神所决定。文学创作要求写出事物的高度个性化，也就是要求写出事物的内在精神。《秦腔》里叙事者引生有一种特异功能，能够从每个人头上的火焰苗子的强弱来判断其生命状态，这是象征的手法，各人头上都有一片火焰，象征了人的内在精神之火，也是生命力的征兆。

贾平凹曾说：“我并非不想找出理念来提升，但实在寻找不到。最后我只能在《秦腔》里藏一点东西。”（注：贾平凹、郜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载《上海文学》2005年第7期，第61页。）既然找不到理念，那他“藏”在小说里的就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与此相对立的东西，即紧紧依附于具体形象的高度个性化的体验（即精神内涵）。《秦腔》所要表达的事物的个性，当然不是某个人某个村的个性，而是中国当下农村的变化趋向及其传统文化的衰败的状况，揭示其内在的精神。贾平凹要表达这一社会总体的精神高度，不是靠故事情节的发展来推断，不是靠人物性格的发展来征象，更不是靠外在的概念说教来帮忙，而是用无数的日常生活细节的展示来显现，这也就是洪堡在讨论古希腊艺术经典时所说的，深入把握感性认识的所有细节。洪堡以荷马诗歌为例，说明这些诗歌是如何把自然的画面逼真地展示在我们的眼前，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例如盔甲的披戴也作了细腻的铺叙，但是荷马诗歌在最外表的细节描绘中，依然会让人联想到其内在的精神特征。而从细节到精神之间的沟通桥梁，正是洪堡所说的直观性的表达。同样，《秦腔》的这一艺术创作手法与洪堡的艺术概括有惊人的暗合之处，在《秦腔》中，细节的铺张与直观性的表达是并存的，细节的铺张是作家感觉现实世界的基本材料，而直观性的表达正是作家从细节指向高度个性化境界的一条途径。

直观是一种思维形态，它要求主体迅速排除笼罩在事物表面的现象和逻辑推理，直接把握事物真相。然而文学的特点恰恰与此相反，文学是具象的，它不可能以抽象的方式直达事物本质。但是洪堡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矛盾。他把文学细节的充分描述与直观性的表达结合为一体，作为达到艺术世界高度个性化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直观必须与文学细节的铺展结合起来，使细节的充分铺展与直观性的表达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过程。何谓“细节的铺展”？我们如果把文学画面视为一个“看”与“被看”的交合点，那么日常生活细节的铺展就是一个被看世界的展示过程，而直观的升华则由此产生。何谓“直观性的表达”？我的理解是，直观作为一种表达形态，主要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直面相对，通过“看”这一动作来改变主客体的关系。“观”这一动作是带有强烈主体生命信息的，通过主体的全神贯注的观看，将生命信息投射到对方，从而使被观的客体发生某种改变。文学的精神力量应该是隐藏于其一瞬间的改变之中。然而，作家要把这样一个“观”的过程真实地展示出来，只能通过逼真的具体的细节描写，在最充分的细节刻画过程中，营造出这一精神力量突然展现的必要条件，使描写对象突然发生某种改变。因此，细节的铺展与直观性的表达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细节的铺展表示了被“观看”这一动作的延续，它是一种量的积累，但是在直观下主体精神导致客体变异的瞬间里，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而所有细节的意义都可能被粉碎和消解，而直达真正的高度个性化的艺术本质。

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必须具备的艺术特点。如果现实主义文学一味偏重于细节的铺展堆积，必然会导致平庸乏味的纯客观主义；如果过于强调直观性的表达方式，而舍弃具体的细节刻画，也将离开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艺术规范，成为其他现代艺术（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的样本。《秦腔》作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艺术手法上把这个辩证过程成功地运用在文学写作里，不断让人在阅读中感受到意外和震撼，从而使小说的精神容量得以成倍地扩大和丰富。这是《秦腔》所实践的巨大艺术成就，也是它所代表的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就。

我们来看前面举过的例证：清风街贸易市场开张前发现了土地公婆的石像，小说用一系列细节铺展其大吉大利，舆论都倒向君亭一边，但这时疯子引生冷冷地插了一句：“说不定是君亭事先埋在那里的。”气氛顿时急转直下。这句话是引生对清风街权力斗争长期观察后突然爆发的一个表述，就是一种直观式的表达。表面上看是无来由无逻辑的疯话，但一下子把前面一系列生活细节营造起来的意义全部消解了，令人惊悚的效果在逆向对撞中产生出来。另有一次，满庆请饭，君亭和村干部们聚在一起喝酒，本来是高高兴兴的场面，引生帮着君亭喝酒，偶然说起果园承包给了别人，引生与君亭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引起两人的肢体较量。小说写到引生被硬拉回去以后在家里发疯病：“我不知怎么就在清风街上走，见什么用脚踹什么，希望有人出来和我说话，但没人出来，我敲他们各家的门，他们也不理我，清风街是亏待了我，所有的人都在贱看我和算计我。”这种强烈的悲愤心理，原来在小说里是非常隐蔽的，引生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没心没肺、人见人爱的无事忙，除了爱白雪而不得外，没有什么伤心的地方。但是这段突如其来的内心独白，既是前面一系列故事细节的自然发展，又在霎那间把叙事者与叙事对象之间的微妙关系公开了，许多隐没在历史岁月里的故事也被强烈地暗示出来。类似典型的直观表述及其艺术效果，在《秦腔》的故事里俯拾皆是。

直观性的表达同样制约着艺术审美的效果。《秦腔》中排闼而来的日常生活细节看似琐碎庸常，甚至反复出现吃喝拉撒的描写，但在民间审美的光照下，作家用直观的方式表达其背后的精神性。民间的审美理想是包藏在藏污纳垢状态中的，它以生活中不洁不雅的现象为外衣，但隐藏于其中的精神所在却不可忽视。小说的第一段，叙述引生跟踪在地里劳动的白雪，引出一个不雅的细节：“她还在村里的时候，常去包谷地里给猪剜草，她一走，我光了脚就踩进她的脚窝子里，脚窝子一直到包谷地深处，在那里有一泡尿，我会呆呆地站上多久，回头能发现脚窝子里都长了蒲公英。”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描写，虽然有些粗俗不文，却很符合农民的感情要求。小说多次写清风街的农民对粪便怀有珍惜的感情，大小便排泄自人体，归之于土地，滋养着庄稼，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肮脏可言。这个场景是白雪在读者面前亮相，剜猪草，走泥地，在包谷地里撒尿，很准确地把一个村姑的伧俗形象烘托出来。白雪在清风街人的眼里美若天仙，其实她只是一个村姑和民间艺人，并不如现代城市人观念下的时尚美眉，她首先给男人的感受，就是引生感觉里的“热乎乎的香气”。这一段写得极好，一个光脚印在另一个脚窝子里，热乎乎的生命痕迹叠合在一起，满含了生命的活力。而且，这段描写的时间概念是模糊的，究竟是多次发生的还是一次性发生的，叙事人没有明确交代，引生痴痴久久地伫立和“回头”一看，发现蒲公英花在脚窝子里长出来了，一下子把时间抽象地拉长了，就有了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直观性表达的魅力，蒲公英的出现，显然是把前面所描绘的凡俗性和粗鄙性彻底消解掉了。

从全书的结构而言，引生与白雪的爱情故事仍然是主线，但是与《红楼梦》的结构相似，他们之间的爱情线索被无数的生活矛盾和冲突所淹没，潜伏在全书布局里若隐若现不得彰著。但是，我们可以把全书的细节铺展与最后的直观性的表达看成一个漫长的观看过程：小说开始时，白雪是罗敷有嫁，引生是个疯子，两人之间谈不上任何缘分；而在结尾部分，两人相遇在在七里沟山体大面积滑坡时，终于出现了直观性的大爆发，从而改变了两人的关系。他们最后一次相遇是这样的：

我一抬头看见七里沟口的白雪，阳光是从她背后照过来的，白雪就如同墙上画的菩萨一样，一圈一圈的光晕在闪。这是我头一回看到白雪的身上有佛光。我丢下锨就向白雪跑去。哑巴在愤怒地吼，我不理他，我去菩萨那儿还不行吗？我向白雪跑去，脚上的泥片在身下飞溅，我想白雪一定看见我像从水面上向她去的，或者是带着火星子向她去的。白雪也真是菩萨一样的女人了。她没有动，微笑地看着我。……

这是小说的最后一个段落，一个是菩萨一样披着阳光迎面站立，一个是在飞溅的泥土中狂奔向前，波浪与火星是飞溅的泥土的转喻，如一驾自由之舟，载着爱情之神飞驶而来。疯子引生与白雪的精神恋爱终于升华为神圣。为此，我对小说结尾突然爆发的山体滑坡似另有所解，民间艺术细节的多义功能在这里被运用得非常丰富：这场山崩地裂，对夏天义为代表的几千年农民的传统土地观念和生存方式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而它对引生与白雪这对伟大的恋人来说，却是大自然为他们的精神爱情颁发许可证——正如汉乐府民歌《上邪》所歌颂的爱情：山无陵，江水为竭！小说的整个结构在逆向冲撞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