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如何发展的？

‍‍小说的起源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盛。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是指那些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后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与《庄子》所说的“小说”含义虽不完全相同，但在古代，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始终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二者仍然是接近的。东汉班固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诸子略共4324篇，小说就占了1380篇，是篇数最多的一家。班固据七略辑略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他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这虽是小道，尚有可取之处。班固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对认识中国小说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追溯中国小说的起源，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神话传说。尽管古代文献对神话传说的记载十分简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这两种重要的小说因素。神话传说原先在口头流传，有的被采入正史，遂逐渐凝固；有的继续在口头流传并不断丰富发展，分化出一些新的神和英雄，增添了新的故事情节。这些继续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传说一旦记录下来，就成为具有浓厚小说意味的逸史。从神话传说到小说的这根链条中，逸史是关键的一环。甚至不妨说逸史是中国小说直接的源头，逸史中最接近小说或竟可视为早期小说的，莫过于穆天子传和燕丹子。前者对周穆王周行天下之事多有细节描写；其中的西王母与《山海经》中的记叙相比，减少了神性增加了人性。后者写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与《战国策》和《史记》相比，不仅增加了细节描写而且突出了燕丹这个复仇者的形象。（明）胡应麟称此书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四部正讹），不为无见。其次是寓言故事。例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韩非子》中保存寓言故事最多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明白地用“说”来标目，也透露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寓言故事可以看作小说的源头之一。第三是史传。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小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唐代传奇小说多取人物传记的形式，《三国志演义》径直标明是史传的演义，都证明了史传是小说的一个源头。在传统的目录学著作中，有些书或归入子部小说家类或归入史部杂传类，这两类缺少严格的区别，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史传对小说的影响之深。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15家，均已亡佚。今存题为汉人所著的小说，其实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伪托汉人的作品，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和十洲记，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很多，重要的如（三国魏）邯郸淳笑林，（西晋）张华《博物志》，（东晋）干宝《搜神记》，（宋）刘义庆《幽明录》、《世说新语》，（北齐）王琰冥祥记，（梁）沈约俗说，（梁）殷芸《小说》等，包括后人的辑本，共约五十种，足见其兴盛的情况。

‍‍

‍‍中国古典小说起源于古代的神话传说。魏晋时代，有一些文人或佛教徒，用古代的神话传说作材料，进行加工，创作了许多神仙鬼怪小说。到了唐朝，小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相当完整的短篇小说的形式。唐朝的传奇小说，不仅篇幅比以前扩大了，而且注意到结构的安排和人物的性格描写、形象塑造，内容也由志怪述异扩展到人情社会的广阔生活领域。从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小说都是用文言写的。宋代开始出现白话小说——“话本”。白话文体的运用，在唐代的民间文学里已经萌芽。

到了宋代，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需要，民间艺人的说书活动——“说话”日益活跃。由于听众大多是平民，说话人就采用当时最流行的白话来讲述故事。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的话本，就是白话小说。到了元末明初，一些文人也开始用白话创作小说，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和章回体的长篇小说。元末明初，我国的白话小说进入了成熟阶段。

‍‍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指的是不合大道的琐屑浅薄之言。作为专类文体名称的“小说”，始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属诸子略所记“九流十家”之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虽然这里所说的“小说”，与唐宋以后作为文学样式的传奇小说、话本小说、长篇章回小说等还不是一个概念，不过还是透露出其文体起源及早期价值的某些信息。

我们在前文提到，文学艺术发源于劳动，“小说”也不例外。早在远古时代，劳动群众就根据劳动和生活实践，以“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方式创作了大量反映自己生活或理想的神话传说或故事。当文字发明以后，被记录了下来，这就是后世小说的源头。这些‘小道”之说虽然在总体上被认为不能体现统治阶级提倡的“大道”，但是其中的某些内容却引起统治阶层人物的注意，认为可以辅助政治教化。如西汉刘向采摭周秦佚闻编成的《列女传》，在述及古代妇女妊娠期生活的注意事项时说：“古者妇人妊子，寝不测，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这里所谓“正事”，应当就是取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冲有关妇德的杂说。故事等；“道”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进行妇德说教。这正可以作为孔子所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的注脚。

大概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战国秦汉以还，宫廷中的“徘优侏儒”们称说“街谈巷语”、“里巷风俗”的记载多了起来。他们往往用诙谐戏谑的语言谈述这些杂说琐议，以供帝王们取乐，有时也意寓讽谏。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衣冠”，就是著名的表演故事。而西汉的东方朔更是大名鼎鼎，《汉书》说他的事迹流传于民间，“重儿牧竖，莫不眩耀”。魏晋时喜好并能亲自演述者扩展至统治阶层成员，陈思王曹植一次就能“诵排忧小说数千言”（参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又如南史·始兴王叔陵传载始兴王“夜常不卧，执烛达晓，呼召宾客，说人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统治阶级的嗜尚，刺激了文人创作的加人；写作文言小说几乎成为一种风气，作品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这时的文言小说，通常按内容分为两类：一类是“志怪小说”，以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一类是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志人小说”，以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

有了这些发展的铺垫，到了唐代，一种真正接近后来独立的文学样式的小说——“传奇”诞生了，这意味着我国小说的发贷进入新的阶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兴起，与唐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科举考试的“温卷”风气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等，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它对于宋元话本小说及明清章回小说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意识和艺术方法两大方面。在思想意识方面，传奇小说是第一批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矛盾的小说作品，其作品的主人翁有不少是下层市民男女，所表现出的情感也比较接近普通民众的立场和愿望，因此，虽然为文人创作，却大多具有“市民意识”，被视为“市人小说”，这为此后小说向通俗化的方向发展，并取得极大成功，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和基本道德趋向。在艺术方法方面，传奇小说大多以人物为中心，却又跳出了真人真事的限制，有很大的虚构性，所以是文人有意的创作。在此基础之上，它设计出生动感人或紧张曲折的情节，具有完整的故事性，注重通过真实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用优美富丽的语汇词藻连缀成章，某些传奇作品还兼用诗赋、议论等多种文体。所有这些，都被后代的小说创作所借鉴。

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是承继传奇小说之余绪，又借鉴其他多种艺术表演形式和手法，为适应当时进一步繁荣的城市经济和生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最初以说讲的形式向公众表演，“话本”就是说话时所用底本。“说话”在北宋时期已相当兴盛，当时的勾栏瓦舍、茶馆酒楼、宫廷私宅、甚至街道空地等，到处可见说话艺人的踪迹。他们依据各自的专长有所分工，于是话本在内容上又有“讲史”、“说三分’、“说浑话”、“小说”等分类（参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四章“说话的家数”，中华书局，1980）。这类话本小说，在元明清时代基本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是直接导致文人拟话本作品的出现，著名者如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潆初的《二拍》；另一条是启发后人在此基础之上改革体制、扩展规模，最终创作出我国的长篇章回体小说，这大约是元末明初的事。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