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写的什么？

二○○○年出席北京大学举办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初会马幼垣教授，马公治学的主要范畴是中国古典小说和海军史，原来他与“小查诗人”还是“中表之亲”。会间马公提议编一部金庸词典。或许大学教授生得好命，凡筹划研究项目，总会想到要先解决经费问题。结果“镛表哥”对“垣表弟”的建议并不热衷，于是乎金庸小说研究史上的第一部大型词典编纂计划，就给扼杀于萌芽阶段。但是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开始为金庸小说作注，这可以说是编一部小型金庸词典的先期准备工作。 陈志明金庸笔下的文史典故和金庸笔下的文史典故续编分别在○七、○八年由东方出版社刊行，两编都分上下册，书介言道：“这是国内金庸研究者中第一次有人从这个角度对金庸作品进行全面笺释，数据丰富，具有相当工具性和收藏性。”出版商强调其工具书的作用，那也可以算是一部小词典吧。 金庸小说进军中国内地已近二十年，到了今天仍有不少论者歧视之为“通俗小说”而菲薄之。金庸小说实是“典雅小说”，笔者常想，假如有机会与此辈面谈，或会不客气的问：“小说中的典故，十成中你懂得几成？有几成是你知道出自何经何典？”我深信那些没有细看过小说而妄发谬论的人定必为之语塞，若说懂得多，则一经考校就会黔驴技穷；若言知的少，还凭甚么评金庸小说为“通俗”？那就等于投降认输。 陈志明这两编四册可以让读者加深了解金庸小说的典雅，数据尚算丰富，发前人未发之议的不在此多作介绍，读者可自行体会，不过此书仍有不少缺失。首先是体例欠妥。可能是作者的写作计划在通俗可读与学术谨严之间游移不定。大部分条目引用小说原文过长，这样虽然可以便利记性不好的读者，但作为工具书就显得浪费笔墨。一些条目只摘引原典出处而不作注解，微嫌躲懒，有失为普罗读者注释典故的本意，这在互联网上已有网民评及。正编和续编出版相隔只一年，两编分收的条目漫无准则，读者想找一个典故，实不知该在正编还是续编检索，足见出版安排欠缺周详规划。编次亦非常混乱，竟然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来排列，收条目又不按书中出现顺序。如此种种，作为消闲读物仍属有趣，若作为工具书则翻查不便。例如《射雕英雄传》中全真七子，丘处机的一条排得很后，那是迁就被成吉思汗召见的一节，其余六子则系在初次出场。浅见以为当以出版顺序或历史先后来排，现在以《飞狐外传》先行的排法未免媚俗。 作者的著述野心可不小，自序声称：“『文史』二字，在这里取其广义，大凡诗词典赋、琴棋书画、山川风物、典章制度，各类『典故』，皆包罗其中。”如此自许未免过于托大，包罗二字尤见轻率，如果能够稍自谦抑，于篇名后加上“举隅”两字，就不至于言过其实。 比如人物条目，《书剑恩仇录》花国状元选举一节，出过场而有对白的袁枚、厉鹗、赵翼、沈德潜、蒋士铨、纪晓岚、郑板桥等文士都有立项(只是照抄《清史稿》，不过辨正江左三大家、江右三大家则可记一功)。那就不得了！《鹿鼎记》连没有正式出场的黄梧也立项，那么戏份不轻的重臣如杰书、索额图、明珠，武将如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地方大员如慕天颜等都不应付之阙如。再如制度，于《鹿鼎记》介绍了八旗，但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六部、绿营制度等都不注。 作者搜罗小说中出现过的诗词戏曲比较全面，只可惜没有提到少年杨过曾经背熟的全真大道歌。而对《鹿鼎记》和《倚天屠龙记》回目的“集注”，则嫌夸大其词。需知《鹿鼎记》回目用查慎行《敬业堂诗集》的联句，部分只抄录原诗而不注已经欠妥，更与“集”无关。而不注《天龙八部》回目词，以及《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回目联句，亦为重大疏漏。 作者本意包罗，但是研究过程似无系统规划，如注释小说中的佛家语亦多遗漏。《天龙八部》鸠摩智在大理天龙寺演练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摩诃指”，《鹿鼎记》澄观老和尚赞叹“晦明师叔”(即韦小宝)他日必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两个佛家名词都是当注而未注。还有金庸修改原典的情况，亦未有适当的考异。例如《神雕侠侣》李莫愁整日挂在嘴边的名句“问世间情是何物”，元好问的原作是“恨人间情是何物”，金庸的改动实有画龙点睛之功。 陈志明这两篇作品虽然有不少瑕疵，但是以一人之力、没有耗费太多资源而能从八年来“评点和注释”的材料编出是书，亦实难能可贵。而其最大价值，相信是可以用最短时间，向读者证明金庸小说是“典雅小说”而非“通俗小说”。我想二十世纪的其它所有“通俗小说”该没有一部像金庸作品那样，引用这么多的“文史典故”，陈氏所罗列者，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是中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