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大收藏家张伯驹被绑架之谜

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

张伯驹出生名门望族，是中国盐业银行创始人张镇芳之子，与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一并号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1941年6月5日早上8点，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168弄堂口，大名鼎鼎的文物收藏家、民国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兼常任董事张伯驹遭遇绑架，一时成为轰动上海滩的头号新闻。

出事那天，张伯驹身穿灰色长袍，手拎黑色公文包，走出培福里16号洋房，进入一辆黑色汽车，准备去银行上班。不料，汽车刚出弄堂口，路旁突然冲出三名手持短枪的黑衣人，将车强行拦住，拖出司机老孔，将张伯驹挟持而去。

收藏泰斗张伯驹7岁时，其父张义安将他过继给伯父张振芳。张振芳投资创办了中国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盐业银行。张振芳去世后，张伯驹接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1935年，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也迁至上海。总经理吴鼎昌看重张伯驹的身价，积极说服他来上海分行兼任经理。按照银行规矩，张伯驹应该住在银行宿舍里。但张伯驹随性惯了，嫌不方便，住进了陕西南路培福里16号的一幢洋房内，却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旧中国的绑架案。

次日，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称张伯驹被绑架，下落不明。一时沸沸扬扬，众说纷纭。有怀疑日本人干的，有怀疑是家族内讧，还有怀疑是其他收藏家阴谋所为。张伯驹如何被勒索，如何赎出，有多种说法。

据1987年发表的郑理所写的张伯驹传说：“这事是汪精卫手下的师长丁锡山派人干的，这是他们常干的事，绑票可以发大财。”绑票的匪徒勒令家属到郊外谈判，“哭哭啼啼的潘素（张伯驹妻子）和张伯驹的叔老太爷一起，准时来到了郊外。对方来了一个30多岁的广东人，要张家出400万元赎票。”8个月中，经过四次谈判，绑匪降价到40万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潘素忽然想起自己当年的证婚人孙履安，谁知此时孙已破产，潦倒不堪。但他不忘旧交，带领潘素四处奔走。”借到40万元后，兑换成美金，将伯驹赎回。

然而，据当事人孙曜东（时为复兴银行行长）回忆，祸端肇起于盐业银行内部居心歹毒之人，外与汪伪特务勾结，设此陷阱。

1937年上海沦陷后，汪伪特务组织头目李士群投靠日寇，并拉拢国民党军统局丁默邨投敌，建立日伪特工总部，以流氓地痞吴四宝为警察大队队长。该特工总部将沪西极司非尔路中段的76号一座花园洋房，作为其活动基地，疯狂捕杀爱国人士，制造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流血惨案。“76号”成为阴森恐怖的日伪特务的一个代名词。

盐业银行有一个经理助理，名叫李祖莱，和“76号”打得火热，充当了其财务主谋，帮他们办公司，做生意。上海盐业银行的经理调走后，李祖莱就想趁此机会谋求提升。但他与特务机关鬼混在一起，在银行大失人心，连副经理的职位都不可能让他来做。张伯驹代行上海盐行的主管职务后，李心怀忌恨，认为是张挡了他的升官之路，便串通“76号”的人策划了绑票事件。

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

张伯驹在上海没有私人住宅，住在陕西北路一个叫牛敬亭的河南老乡的宅院中。当时邻居看见张伯驹被人抓走，立即告知潘素，潘素不知所措，跑去找孙曜东。孙曜东通过人打探，知悉真相，特务们用了一个特制的车子，把车中间部位掏空，腾出一个能躺人的位置，把张伯驹塞在里面躲过了租界警察的检查。翌日，潘素接到绑匪的电话，说是要200根大条（十两一根的金条），否则就撕票。潘素无奈，不停地哭泣，孙曜东的夫人吴嫣就安排潘素住在孙家，以防不测。

孙曜东当年30来岁，因其家族的声望，在上海颇有影响。周佛海是汪伪政府的财政部长，孙曜东深得周的信任，兼着他的机要秘书。对于解救张伯驹的过程，多年后孙曜东回忆说：

张伯驹出事后的第一个周六我见到周佛海，把伯驹的事讲了。周听了我的分析后，皱着眉头说：“简直胡闹！叫李士群赶紧把此事了掉！”

既然周佛海发了话，我等于有了尚方宝剑，他们要敲诈200根大条，我只答应十分之一，李祖莱自然是一肚子气，但李士群已向周佛海保证查清并了结此事，他也没办法。我之所以认为要给他20根大条作交换，主要是怕他手下的那帮亡命之徒撕票。

李祖莱真是个狡猾的家伙，他眼看不能不放人了，就又耍了一招，把“票”当人情送给了林之江和丁锡山。这个林之江当时是伪军4师师长，部队在浦东，市区有办事处，与“76号”斜对门。

张伯驹被带到浦东后，关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林之江派人来接头时，我拿出20根大条给吴嫣，吴交给潘素，并由吴嫣陪同潘素，把条子送到接头地点。送去二三天后（被绑8个月），伯驹就回来了。

在盐业银行档案中，还保存有关于张伯驹绑票事件的内部通信，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张伯驹的经济实力已难以应付，但他仍然是贵公子那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脾气，更缺乏与坏人斗争的经验，面对这种祸厄，竟然要答应绑匪的勒索，提出让盐业银行垫付赎款，并提出用他家产来担保，开列了他的可以作抵押的财产项目。

此时张伯驹名下的盐业银行的股份已经不多，与绑票价差距很大，盐业银行的董事长任凤苞明确表示银行不能垫付。而张伯驹天津的家人又表示在津房产不属张伯驹一人所有，其应分家产已不足以担保。

经过被劫事件，张伯驹痛感社会的黑暗与残酷，也感到了世态的炎凉。1942年初，他携潘素回到北平。在平卧病三个多月，病愈之后，便在这年秋天，夫妻一同流寓西安。

张伯驹与夫人潘素（人称潘妃）

另据金宝山文章

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接到绑匪的电话说要赎金200万元。潘素只凑到100万元，离对方要求的数额还差一半。张家本来有古董、书画，但张伯驹对于收藏的座右铭是：凡是我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古董艺术品，不论发生什么事，贵贱都不能卖！金钱易得，而国宝难求，万一将国宝流到洋人手里，我张伯驹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当时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既怕张伯驹性命不保，又担心银行一旦牵入，绑匪会以银行为谈判对手，乘势而上，层层加码，以至不可收拾。如果此例一开，后起者纷纷效仿的话，搞不好银行会顷刻破产。任凤苞再三关照上海有关各方：帮忙只能在暗中，千万不可由银行直接出面接洽。

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潘素想到了结婚时的证婚人孙履安。谁知此时的孙履安已破产，潦倒不堪。孙氏不忘旧交，为救朋友，他领着潘素去找孙曜东。孙曜东的曾祖父是孙家鼐，当时正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兼任周海佛的秘书。

孙曜东经过调查发现：绑架案系李祖莱主使，勾结汪伪76号特务所为。孙曜东就直接给李祖莱打电话说：“张伯驹乃我的把兄弟，不要为难他，兄弟们如有急需，我愿意赞助。”而李祖莱的回答是“少管闲事，不用插手”。

孙曜东

孙曜东只得将此事告诉了周佛海。周佛海闻之大怒，当下给李士群打电话质问事情缘由。孙曜东虽有周海佛“说话”，但深谙黑白两道的规矩，一口承诺“愿出20根大条酬谢兄弟们”。

李祖莱这才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恐怕自己占不到什么便宜，索性把人质作为“人情”，送给正驻扎在上海浦东的汪伪头目林之江。抗战期间林之江在汪伪和国民党军统之间“脚踩两只船”，先参与刺杀准备叛变日军的前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凤岐，后参与捕杀准备行刺丁默邨的郑苹如(《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孙曜东只得再与林之江联系，保证“绝对奉上20根大条”。

林之江得了钱，当下命人释放张伯驹。张伯驹回到家里，潘素悲喜交集，忙不迭地张罗着为张更衣、沏茶、温酒，焚香驱邪。不多日，张伯驹一家收拾行李匆匆返回北方。

此案曾轰动一时。当时上海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此案，但对其中内幕却是多猜测而无实据。有的认为是黑社会所为，其目的在于索金。有的认为张伯驹是国内有名的收藏大家，前不久才收藏了号称“墨王”的陆机平复帖，此乃无价之宝，因此另有背景，甚至不排除有日本人幕后指挥的嫌疑，借此获得中国文物。因为在张伯驹被绑架期间，曾有人找到张的家人，欲以低价收购其所藏文物换取索金。也有人认为这是汉奸伪军所为，借机敲诈一笔巨资，甚至还有人怀疑这是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工的一次行动，以此阻止国内有影响的人来沪，防止他们不慎落水成为汉奸。

汪伪特工?76号的“中央领导”：周佛海

孙耀东的描述非常详尽，但依然有诸多疑问。作为当事人的张伯驹及张夫人潘素女士，对这桩绑架案的内情应该是明白的，但却从来没有说明此事是由盐业银行李祖莱策划，汪伪特工所为。“文革”期间，张伯驹也曾提及此事，也只是说当年的伪军是绑架他的匪徒。另外，对“76号”的研究近一段时间也开展得很深入，李士群、吴世宝的许多恶行也被披露，他们虽然胆大包天，无恶不作，但却没有发现确实的材料证明此事是他们所为。按理说，像这样具有轰动效果的大事不会不留下蛛丝马迹的，况且以他们的胆大妄为，也不在乎留下痕迹，因为他们在当时杀人越货几乎是公开的、无所忌讳的。

再说李士群与周佛海素有矛盾，吴世宝及其手下更是胆大妄为，他们连日本人的东西都敢抢，根本就不会忌讳周佛海。再说，若是给周佛海面子，为什么还要勒索20根金条？

以上种种疑点，此案定论为“76号”所为似乎还为时过早。

关于张伯驹的收藏生涯

张伯驹沉醉于书画玩藏，尤擅鉴别字画，号称“坐鉴别字画第一把交椅”，平生收藏价值连城的古代字画无数。在张伯驹的收藏生涯中，购买游春图一事至今传为佳话。1946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张伯驹从友人处得知马霁川要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提出要收购游春图。马霁川对张伯驹的脾气很清楚，提出800两黄金的高价。

张伯驹当时已负债累累，无力筹措，无奈之下火速通知故宫博物院，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

事隔不几日，张伯驹得到消息说，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伯驹只好先赶往北平和平门外琉璃厂，在荣宝斋等店里将此事公之于众。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感到不便再转手卖给洋人，于是就做个顺水人情，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

虽说降价，游春图要价仍然太高。最后张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的宅院出让给北平辅仁大学。这套居宅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宅。张伯驹将卖得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去找马霁川购画，不料马霁川借口张伯驹的金子成色不好，需“追加20两”。

当时，张伯驹手头拮据，无奈只好卖掉了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