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的系列演义小说有多少史实依据呢？

一句话，写历史，蔡东藩是认真的。

首先，蔡东藩在演义自序中，反复提到过他搜集资料、动笔行文之难，考虑到当时清末民初，读书之艰辛，获取信息的不易，铁骊个人觉得，蔡东藩先生对历史必是颇为用心去考证的。

蔡东藩十四岁中秀才，参加优贡朝考取为一等，后又担任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辑，他的聪慧与才华，对学问态度的严谨踏实，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窃谓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而吾国社会，又多欢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书籍中得一良小说，功殆不在良史下；私心怦怦，爰始属稿而勉成之。

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凡二百九十七年间之事实，择其关系最大者，编为通俗演义，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

成书四册，凡百回，都五六十万言，非敢妄拟史宬，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

蔡东藩老先生才华横溢，人品正直，对当时陷入苦难的中国也是痛心疾首，他写通俗演义带着一种广泛历史教育的抱负、拳拳爱国之心，是抱着一种“演义救国心”撰写的这套卷帙浩繁的巨著。民国时期不少爱国文人的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情感。

不过受时代约束，自身水平的限制，还有民国好搜奇异怪谈文风的影响，蔡先生的书中也不免掺杂了大量野史异闻和不合理的立论，这些立论往往带有比较强的主观性。比如《唐史通俗演义》开篇：

“曾记前人留一笑谈云：“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汉晋宋清诸朝，自有专书交代，不必向本编声明，只“唐乌龟”三字，究作什么解？

再举个例子，写《宋史演义》，蔡先生在写到杨老令公战败时撞死李陵碑，即便当时，应该不少人都知道，历史中的杨老令公并不是这么死的。之所以这样写，恐怕还是更大发自文人内在的情感，希望有一种文死谏武死战情怀。

再比如《元史通俗演义》中讲蒙古源流部分，内容就更像是一本演义小说了。有人说那部分读起来恍惚在读《西游记》。

但也有例外，《民国演义》是蔡东藩写自己经历的朝代，内容就详实真切许多。

总结一下吧，要具体讲，蔡东藩《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内容到底有多客观，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二十四史的白话文翻译版（当时的白话文，而不是现在的）加上蔡老先生自己的选择摘要，以及分析总结评论。我们还是拿《宋史通俗演义》的开篇来举例说明：

陈桥变起，黄袍加身，那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竟夺了周室的江山，自己做起了皇帝。偏是皇天有眼，使得辽、金、元三国迭起北方，屡为边患。北宋抑兵太过，外乏良将，总道是收复燕、云十六州，谁知竟连二帝也被人家虏去。南宋任贤不专，内乏良相，稍稍出了几员大将，又被那贼臣奸相多方陷害。风波亭上，冤狱构成，西子湖畔，骑驴归去，大家心灰意懒，坐听败亡。后来弄得连赵氏最后一块骨血也孤悬海外，徒落得崖山覆没，帝子销沉。没奈何，只得把赵宋三百二十年的江山断送了事。其实，宋朝善政却有数种：第一种，是整肃宫闱，没有女祸；第二种，是抑制宦官，没有阉祸；第三种，是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第四种，是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第五种，是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不但汉、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还逊他一筹。这也是赵宋维系人心，享国长年的原因所在呢。

谢谢您的阅读，希望对题主有所帮助。

蔡东藩的系列历史演义小说以历代官方正史为主干，同时辅以野史及民间传说为枝叶，相辅相成，大体上以正史为准，但碰到正史记载不合情理或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的正史对同一件事描述有异时，会结合野史及民间传说加以取舍并加以注明原因，其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其内容通俗易懂，但因为构架的原因，每一章节里往由几个小故事串连而成，章节一多就容易记乱记混，建议每次不要阅读太多，反复多读几次才能理顺小说的情节。

对中国古代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心读读，但要有耐心和鉴别之心，毕竟这是民国初年的大家所著，其书中的许多评论因为作者的立场与现代人截然不同，观点也与现在的主流观点有些差异，应特别注意。

毛主席特爱他这套演义，还专门托人去买，应该很不错。

写的很好，缺点是，主观评语太多

其实从另一角度来看，一些小说的作者，反而比历史学家更严谨，比如蔡东藩、钟毓龙（上古神话演义）。因为小说家尊重文献，对文献有所怀疑，就疑而存疑。不象历史学家，不懂装懂，自己怀疑不理解，就轻易否定，以笔消之。而时代发展，发现所疑竟然是史实，终成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