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起义军和明末起义军为何差异这么大？

一个是外族的压迫，一个是内部的压迫。外族是压迫整个汉族，大家一起驱逐鞑虏。而内部压迫则是底层的劳动人民，乡绅贵族是不受影响的。相应程度也衰减很多。

其实义军在起家的阶段军纪都不会好到哪里去，义军为何起义？因为没吃的活不下去了，那怎么才能有吃的呢？抢别人的。既然是抢，那殷实大户抢得，升斗小民也抢得。

然而上边这个只是理论上。元末起义和明末起义有个很大的区别，元末义军往往在初期就能攻占重城建国称制，比如徐寿辉起义不到三个月就拿下了湖广行省省城武昌，而明末起义一直处于流动状态，攻破府城都是后来的事，直到最后才有建国之事，所以元末叫“群雄”，明末叫“流贼”。

而且，元末群雄多是本地有威望的人领头或参与，比如刘福通就是汝颍一带的豪强，差不多跟水浒里的晁天王是一个类型，徐寿辉虽然很不济，但他的军师彭莹玉那是江淮四省绿林扛把子。豪强的参与，使得义军一开始就奔着打江山去了，打下三五城池就开始建国称号，自然治下的百姓都是臣民，而且稳定之后还可以收税，冲抵了一部分开支。

而元末起义军后来秩序比较好，是在占领地盘之后，比如徐宋（天完）治下，比如大周诚王张士诚治下，比如益都平章毛贵的山东，比如夏帝明玉珍的四川；而一旦义军丧失了基本盘，陷入流动作战，那么为了自身的生存，以及滚雪球壮大自身的需要，劫掠一路基本是不可能避免的，比如入蜀的青巾军，比如入高丽的红巾军。

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末义军在这点上体现的非常明显，明末义军可以说是真正的义军，他们起事的直接目的也就是为了活下去，那么为了活下去就要去抢，大户有圩子，地主在城子里，在义军没有攻坚能力的时候，能劫掠的只能是城外的乡民。

而明朝对地方的掌控又是出了名的强，在历史上基本上是空前的，这导致一开始就从府县到道再到布政司，每一级都在各种镇压义军，义军如过街老鼠一样被赶得到处跑，根本无法停留在一个地方；再者说，赤地千里之下困守一地就是等死，所以明末义军始终在流窜，既然是流窜，那就不可能有赋税的概念，那就只剩了抢。

元末的明玉珍割据四川，从入蜀到明朝灭夏，前后十多年，元朝势力就没组织过一次对四川的征剿，反而是明玉珍两次北伐攻占汉中，一次南征攻入昆明，这事在明朝是不可能想象也不可能发生的。

也就是说，明朝不会给义军一个稳定发展的机会的，别说一年，半年都不会，所以才有了陕西四镇兵马一次又一次出潼关攻击河南的李自成，哪怕全军覆没也会在不久之后再来一波，如果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战死、新军全军覆没之后李自成没有入陕，而是继续留在河南，那么在1644年新任三边总督余应桂还会继续出关攻河南的。

元末起义军和明末起义军最大的差异就是格局。元末的农民起义队伍都占地为王；明末的农民起义军基本都是流窜为寇。

既然是农民起义军，就不分元末、明末，肯定是被官府压榨得活不下去了才造的反。大家造反都是为了混口饭吃，为了活下去，但是各有各的混法，各有各的生存之道。

从元末、明末的局势来看，有带着明显的时代特点，多方面因素导致了元末的农民起义军成了势，而明末的农民起义却最终被彻底剿灭。

元末、明末起义军的差异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元末时期，社会矛盾激发的原因并非天灾人祸，而是元朝历来奉行的汉人低等的民族政策，元朝的统治者虽然继承中原政权大统，却从内心里是自卑的，他们极力想融入汉文化里，却始终无法做到平等对待各个民族。

元末的农民起义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加上元朝地方政权管理的松散，让各地农民起义军能够迅速的成事。而元朝廷对于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采取的态度其实很“暧昧”，在统治者看来，有些地方并不重要，他们从骨子里始终认为城镇没有草原重要。

明朝末年就不同了，明朝廷是正宗的汉人政权，他们从骨子里认可中原文化的固守“国土家业”的观念，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城镇都是国家领土，朝廷统辖，绝不放弃。

明朝廷从皇帝到平民始终认为大明是汉人正统，而元朝时期，统治者与底层百姓的认同感不一致，也就对农民起义认同不一致。

元末时期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针对一个州郡，一个县城来发动，各路起义军直奔地方城镇而去，要么杀了元朝官员，要么赶走他们，自立为王，据县而治。

元末时期的地方官员受到认同感的影响，几乎不做过多的抵抗，要么投降，要么逃跑，把朝廷郡县直接让给了农民起义军。在元朝地方官员心里，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属于他们，他们更爱草原，这些城镇据点，丢了就丢了。

重要的是，那些城镇据点的百姓们对元朝没有国家认同感，不但欢迎农民起义军，而且还积极的参与。

明末时期就不同了，州府郡县的官员们始终认为守土有责，这里不单是国家的州府，更是当地百姓可以依赖的后盾，在百姓们看来，起义军就是反贼，从骨子里是鄙视的。至于后来的那些州府官员投降起义军，那真的是到了后期，朝廷无力，大势已去，大家都要活命。

元末时期的各路起义军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农民起义闹得最成功，最豪横的农民起义运动了。

刘福通、韩山童的队伍从山东可以打到四川；明玉珍在四川可以盘踞十多年，不但称帝还要北伐大元朝；徐寿辉、陈友谅打下了江淮一代就可以直接称帝抗元；张士诚占据江浙一代，俨然就是地方王国，地方政权经营得有模有样。

连“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元璋夹在陈友谅、张士诚中间都有一块固定的地盘。这些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时间并不长的情况，直接稳固的占领了一方土地与元朝进行抗衡。

元末时期的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运动在明朝末年是无法想象的，无论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他们从一开始不具备元末时期的社会认同局面，他们的农民起义更多的是为了抢劫物资，为了讨口饭吃而进行的。

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从未提出占地为王，据城而守的方略，基本都是走一路，抢一路，抢一路，逃一路的方针。明朝末年，朝廷对镇压农民起义是不遗余力的，总是是会派出精锐部队对农民起义军进行围追堵截，加上地方州府的严防死守，让农民起义军成了一群流寇。

元末朝廷和明末朝廷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两个时代的农民起义的结局。元末时期，朝廷希望以招抚为主，既然农民起义军占了某州府，那就一纸诏书送来，封你为这个地方的地方管理者，后来还越封越大，朱元璋都受过朝廷的封赏。这样的招抚对于农民起义军来说，简直太及时了，既可以休养生息，又能名正言顺的管理地方，只要时机成熟，说反就反，而且还反得从容不迫。

而明末时期，大明王朝始终坚持反贼就是反贼，不进行讨价还价，只要哪里有农民起义，肯定是大军镇压，就算有招抚，也是为了更加方便的镇压。这就导致了明末时期的农民起义根本没有机会和时间来固定地方发展，只能流窜到底。

综上来看，元末的农民起义能够成燎原之势，最后推翻元朝，那是因为元朝廷从内到外无法融入到中原文化中来，统治阶层根本不知道中原政权的统治方略；明末时期的农民起义军闹腾到最后，明朝就算灭亡了，他们也没有成大事的原因也很简单：中原政权对待农民起义从来没有第二个选项。

虽然都是农民起义，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是为了推翻异族统治，得到了很多文人士子的支持，甚至有些起义军首领就是世家大族，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推翻蒙古的残暴统治，政治正确，各地的文人士子也因为蒙元对汉人的蔑视而得不到重用，无法在朝廷施展抱负，只能纷纷加入义军，为起义军出谋划策。

明朝的起义军其实就是一群饥民，目的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他们的目的侵犯了精英阶层的利益，得不到文人士子的支持像李自成麾下只有一个李岩算是文人士子，牛金星只是个秀才，宋献策更是江湖算卦的骗子，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只会破坏不懂建设因此难成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