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京味小说如何体现出京味语言

北京方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深刻的大变革时期，“文化热”和“寻根文学”思潮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也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当时，“文化热”所关注的中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类比；“寻根文学”则更是明确地提出找回“民族的自我”。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因素，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作品，无论在语言表达，还是所表现的内容层面，都刻意强调其“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于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的“京白”、“京片儿”化，表现于四合院 、大杂院等城市空间的选择上，表现于对都市日常生活，尤其是民风民俗的呈现，也表现在对作为传统文化具体呈现的器物知识的展示上，更表现为那些负载着历史与传统的老人及旧时人物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上。这种差异性往往被放置在朝向过去的历史视野中，即未曾被现代生活所更动的民族文化“积淀”的层面，共同指向一种“田园化都市”式的、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韵味的老北京想象，作为一种别样的历史样本，用以展示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在这样的逻辑中，对北京文化的描述，既是对特定区域的差异文化的展示，同时也是以现代眼光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再建构。

这一时期“京味小说”的构成因素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的“京白”化；描述的环境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建筑空间当中；所表现的对象是特定的都市群落。

“京白”化的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常常用北京底层市民的地域方言，即北京话而非普通话，来表现人物和讲述人物。“京白”化是这个时期“京味小说”对语言的共同强调，突出地强调“语言”对于构造北京形象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也正是“寻根文学”的普遍特征，它 们试图走出高度统一的政治语言环境，试图重新尝试那些被擦抹掉但具有丰富文化韵味的方言土语。在“京味小说”中语言既被作为文化差异性的构成因素，也被视为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正因为在语言上的这种规定性，不使用北京话的人群也因此不能进入“京味小说”的表现之列。

这一时期“京味小说”所描述的环境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建筑空间当中，这是基于“寻根”思潮寻求“民间”、“非规范”文化的取向。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基本上选择生活于胡同里的四合院、大杂院中的底层市民作为表现对象，而不是大宅门里的贵族、世家生活场景。说的清楚点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不仅把生活于这些建筑空间中的人群被作为表现对象，建筑空间本身也是表现的重要对象。翻阅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都能清晰地读到有关“四合院的布局”、“胡同的构造”、“城墙根周围的景致”等等空间环境的描述。当然，这些描述不过是北京这个城市空间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而已，却又有着典型的北京形象。“京味小说”对城市建筑空间的兴趣，自然要联系着这种空间环境中所显现的生活方式、文化精神，也成为这一时期“京味小说”的重要构成部分。不难看出，这种把建筑空间的描述和对这个空间中的民风民俗的描述结合在一起，自然地构筑了一种类似于传统乡村特点的人际关系，因人伦亲情、邻里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同于现代大都市的疏离关系的紧密关联。从这个层面上看，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既是一种民俗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特定文化形态的展示。同时也能看出，非这种城市空间的生活形态以及不具有“民俗”意义的生活形态，都很难被纳入“京味小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