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徐坤的《重重帘幕遮灯——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写作》这篇文章

20世纪90年代文坛嘈嘈杂杂的声音中，“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无疑是其中比较嘹亮的“尖叫”。“个人化”、“私人化”写作前面，因为时常被冠以“女性”做前缀，景观变得热闹而意义变得暧昧起来。随着阅读和批评兴奋点的迁徙，围绕它而产生的争执也渐渐硝烟散失。然而，其中泛溢出来的“迷思”并未水落石出。一番“众声喧哗”之后，弥漫着浮躁气息的批评界，来不及或不屑整理、反思，便仓促掉头制造和寻找新的热点去了。一片狼藉的战场上，掩藏在废墟下的“战利品”也无意拾掇。

尘埃落定时，回看这一时期的创作和批评，理清“个人化”写作和“私人化”写作之间错综的关系、勘察将“女性写作”等同于、或命名为“私人化”写作后面包藏的心理机制、揭示这几个词互换使用过程中表现出的批评者对其产生背景、历史沉淀语焉不详的思维混乱，并以此为契机，思考它们对于中国文学以及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的意义，并非多余之举。

一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文学创作上相对繁荣的局面，批评话语也比较活跃、丰富。一个显著的表现是，不断有人为文学创作命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新写实主义”等等，不一而足。但截止现在，人们仍然没有像面对前面那些概念时，在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层面上使用“个人化”、“私人化”写作这几个批评术语。考察它们出现的背景和使用语境，对于厘清“个人化”、“私人化”写作及其在什么情况下和“女性写作”发生关联，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以群体为本位，价值观念上以国家、民族、阶级、集体为重，附着其上的个体生命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五四”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人的解放和个性解放，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命题，将文学的表现重点从社会、时代、国家、民族、阶级等宏大领域，转入到表现人的生命、人性。20世纪30年代始，救亡压倒了启蒙，国家、民族再度取代人与生命，成为文学的首选主题。随后，民族独立、国内革命战争、国家建设、阶级斗争等，一再成为主流话语，遮蔽了其它声音。直到80年代，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带动人、人性的解放再次呼声叠起。80年代“文学主体性”、“向内转”等口号的提出，正是这种呼唤在文学上的回应。

陈思和先生用“共名”一词，概括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问题的材料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这种状况。[1]80年代的文学创作，即是他所谓的“共名”。这个思想暗合了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Lyotard）关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论述。利奥塔认为任何时代都存在占有主导地位的“叙事”（narrative），这种主流叙事就是“宏大叙事”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都是一段时间里有关时代、国家、民族等重大命题，它们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的主旋律，这是80年代文学的“宏大叙事”。这种情况下，“一致的表现主题、相似的表现方式，使其时的文学创作看起来更像是集体行为，作家个性在文本中并不显豁”。[2]

9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市场经济体制将一体化的社会组织结构打破，意识形态松动后其整合功能也趋于弱化，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即开始大量涌入的西方思潮，从另一个方向质疑着长久以来“大一统”的思想、文化格局，价值多元化的局面由此出现。“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无论哪一种声音，都只是“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陈思和以“无名”命名了这种多样主题并存的文化现象，利奥塔所谓的“微小叙事”也基本是这个意思。利奥塔认为在“宏大叙事”旁边还有许多“微小叙事”，这些“微小叙事”彼此分离。通常情况下，“宏大叙事”把自己视为“正统”，把“微小叙事”视为“异端”加以排斥和贬低。当“宏大叙事”受到公众普遍怀疑的时候，“微小叙事”便取代了原先的“宏大叙事”。利奥塔主张：社会和人性是多种多样的，没有普遍性。现代思想家的最大失误是抹杀差别性、异质性，利奥塔则认为真正具有创造力的是生动活泼的“微小叙事”，没有它的自由发展，就不会有科学文化的繁荣。[3]

“个人化”写作正是出现在“宏大叙事”受到怀疑、“共名”时代结束之际。王朔的出现和他在读者中产生的“共鸣”，对“个人化”写作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他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对经典意识形态的颠覆”，[4]最重要的是，他解构了曹丕建立的以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念，及其加予写作的神圣性，将文学从“解放政治”和“思辨哲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社会政治的话语体系中挣脱出来的作家，开始作为具有独特个性的主体开口。“以共同想象力为前提的历史叙事构成的审美霸权”[5]风光不再，退居边缘的文学不再抱守“启蒙”精神，王朔标举的“躲避崇高”的口号是这一变化的典型反映。文学作品关注的题材内容，由以往社会历史政治的“宏大”视野，转向个人日常生活，“新写实主义”应景而生。作为“新写实主义”后续的“个人化”写作，实质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它要求文学更贴近它自己而不是攀附政治、意识形态，更贴近形而下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形而上的国家、民族、时代等。

弄清楚“个人化”写作的背景，再来谈其他就比较容易。由于“个人化”写作涵纳了多个义项，当使用者只在自己的话题范围就便提取其中一脉时，混乱局面的出现便不足为怪。戴锦华女士在和王干就“女性文学”和“个人化”写作对话时，从三个层面界定了“个人化”：其一是：个性风格，其二是个人视点和角度。其三是专就“女性写作”而言。这是对“个人化”比较全面、也比较中肯的梳理。戴锦华窥见了“个人化”写作的功能在于：“从颇为个人的视点、角度切入的叙事，可能构成对权威话语和主流叙事的消解、颠覆，至少可能成为一道完整的想象图景上的裂隙。”[6]这正是“个人化”写作最有突破的方面。它对个体价值的重视，使长期被摈弃于“宏大叙事”之外的个体生命及其日常生活经验得以登堂入室，它对“群体化和公共化”[7]写作的颠覆性所开辟的话语裂缝，使处于边缘的女性写作蓬勃为当代文坛上一个独立特行的景观。

美国女性主义者芭芭拉"琼森（Barbara

Johnson）曾经揭示过女性和“个人化”之间似乎是天然的联系。长久以来，女性的个人经验不只被排斥于知识范畴之外，还有任何属于个人范畴的都在加上一个“女性”的编码后而被贬低。在她看来，个人或至少是个人立场是一种播散权威及分解错误的父权制意义的普遍方法。女性主义重新强调个人对女性的文学创作影响犹深。因为女性从沉默到觉醒的过程必定是一个个人化的过程，这很自然成为文学的题材，并需要得到尊重和肯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便是把个人的、特别是女性的体验提到正宗的位置。[8]女作家在这股“个人化”写作浪潮中，以主体身份书写个人生活，表现“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事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9]她们创作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成为女性的精神自传。女作家对女性个人生活体验的直接书写，不仅改变了以往男性叙事对女性的“空洞”表现，也颠覆了现实中男性预设的女性形象，构成了对男性中心社会及其道德话语的解构。她们的写作，裂解了“宏大叙事”，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效果，[10]成为“个人化”写作的极致。在这个意义上，原本没有特殊性别意义的“个人化”写作，被混同为女性写作。

带着强烈反叛姿态的女性写作，像一束强光，照亮了女性生活的“黑暗大陆”，使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浮出历史地表”，“妖女们”和她们笔下“妖女”的“私人生活”极大地震动了文坛，挑战了男性中心社会形成的阅读经验和批评话语。对她们“所呈现的女性生存方式细节的无法把握，”[11]使因循守旧的批评界仓皇失措。在谈及她们的作品时，“个人化”写作已然被置换为“私人化”写作。从“个人化”写作到“私人化”写作，一字之差，以它作为“女性写作”的专有和代名词，波诡云谲中泄露了许多文化符码。如对“私人化”写作代表人物陈染，众多评论以现实道德观念聚焦“她作品之中的‘私’，女性之‘性私’，拐向‘窥阴’，而对她的思考故意视而不见，让她在哲学层面上的生存自我梳理的‘自视’转而成为‘他窥’，一切理性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这样他们就轻巧的将女性置于自己的视点之下，显得跟他们不在一个层次上，非但构不成敌对抗衡的力量，就连简单平等的对话、对象化关系也构不上。这就是一个男权社会将有智慧的女性屏除在外的最好伎俩。”[12]

本文标题所谓的“私人化”叙事，即指当时评论界仅在女性写作范围内使用的“私人化”写作/“个人化”写作。

二

总括“私人化”写作出现的语境，里面包含了这样的识别意义：回避主流话语，专注于自我私人生活的体验，以细腻的笔致创作（带有女性生活或精神）自传性质的作品。

20世纪20年代，受日本“私小说”（I-Novel）影响的郁达夫，其作品被目为“私小说”或“自我小说”。在以“群体性”、“公共性”、“大我”、“开放性”为尚的中国文化里，携带着“个体性”、“私人性”、“小我”、“隐密性”等内容的“私”字多有否定意义。一开始，他小说中的“自我暴露”受到猛烈的攻击，但人们很快从小说里找到了为他开脱的理由。认为他的“性苦闷”等描写并非仅仅作为个人的生活经验，它还与主人公的爱国主义与反帝情绪联系在一起，不能因为描写性而否定作品的社会意义。作品表达的是人的自省，是灵魂的博斗和抗争，男主人公从难以解脱的苦闷中，感受到生的痛苦，并企图从这种苦痛中，探索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郁达夫在表达“性”苦闷时，牵强地扯上“国家”，使叙事出现了裂痕。批评者却借助“国家”、“民族”这些字眼，使郁达夫顺利地摆脱了“私”字招徕的贬抑，思维之怪诞匪夷所思。不过，这也正好泄露了个人之“性”在文化中的卑弱位置。从郁达夫描写“性”时扯上宏大话题“遮羞”，到“私人化”写作对“性”的坦然表达，可以看出时代的变异。但同样的内容出现在女作家笔下时，将对它的批评拘于道德谴责，显示了“这个文化的先天缺失。”[13]

陈染、林白、海男等被目为“私人化”写作的女性作家，其作品内容偏向于对女性个体生命和内心体验的描述，着力于对“小我”身份进行寻找、定位。与以往女作家在强大的社会理想或社会问题背景下表达女性感觉不同，她们并不从社会、民族、国家、时代等“宏大”、“广阔”角度去写女性，而是从男女两性关系这个微观场域，表达女性的心理感受、身体经验，把文学度向微观世界。所以，同是“私”，她们与郁达夫“私小说”有不同的地方。有论者从叙事空间评价郁达夫和目前女性“私人化”写作的不同，认为郁达夫的一己情怀并不是独立自足的封闭空间，而是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联系在一起，他的“私人性”因而还与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14]在陈染们那里，叙事空间是封闭的。这从她们笔下经常出现的“房间”、“浴室”、“窗帘”（隔开与外界的联系）等空间意象可以看出。在陈染的《与往事干杯》里，“尼克松访华”、“斗私批修”等历史性的标记，不过是记忆碎片的虚浮背景，或者说只是陈染用来搭建自己心灵宫殿的脚手架。作品呈现的是女主人公个人化的生存经验和心理驿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