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作者对功名富贵和封建官场的态度是怎样的？

《儒林外史》在揭露批判当时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的同时，也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以寄托作者本人的理想。这些正面人物形象是作为“儒林”群丑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他们鄙弃功名富贵，不愿与社会上的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有些人甚至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对程朱理学表示怀疑。这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王冕是作者心目中的主要理想人物，因此在全书一开始就用他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正面表明著书的宗旨。王冕出身贫苦，从小给人家放牛，后来一直自食其力，靠绘画为生，而且是个“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的用他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正面表明著书的宗旨。

王冕出身贫苦，从小给人家放牛，后来一直自食其力，靠绘画为生，而且是个“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的人。他的基本思想是鄙弃功名富贵，绝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他不但拒绝元朝官僚的邀请，也逃避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征聘。作者在第一回篇末特别强调：“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这同时也就表明了作者本身对功名富贵和封建官场的态度。书中写到明王朝建立以后，“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得知这消息，便发表意见说：

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很显然，作者正是借这个人物以果敢鲜明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 思想观点和爱憎感情。

然而，就在作者所精心塑造的王冕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 了吴敬梓自己的思想局限。首先，王冕之所以不做官，是由于 对母亲的孝道。因为王冕的母亲临终时叮嘱儿子不要做官，王 冕是一直遵从的。可见作者心目中把“孝道”摆在了“文行出 处”之上。这正是作者对封建道德观念的崇拜信仰。其次，王 冕的“清高”除了继承了“独善其身”的封建士大夫传统思想 外，作者还把他写成具有“儒者气象”的“高人”，他劝朱元璋应该“以仁义服人”，不可只靠“兵力”。可见作者的最高 理想仍没有跳出孔孟儒家的一套“仁政”措施，而这一套归根 结底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

根据我们对这个被作为作者的 理想人物而摆在全书第一回的王冕形象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作 者本人思想上存在的局限性。

杜少卿是作者着笔最多、用力最勤的一个正面人物形象， 在他身上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作者的思想。

他反对科举制度，瞧不起作八股文的儒生，认为“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他极端蔑视功名富贵，甚至不喜欢人在他跟前说人做官，说人有钱。他敢于藐视封建礼教和传统习俗，竟一手拿着金酒杯，一手携着他妻子的手，去逛清凉山，一边走一边 大笑，使两边的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甚至对朱熹公开表示怀疑。在谈到前人有关《诗经》的注释时，杜少卿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

明清以来，朱熹对儒家典籍的注释已成为“天经地义”，是任 何人不许反对的。而在杜少卿眼里却把朱熹降低到一个普通学者的地位，认为他只不过是“自立一说”，并且“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这实际是对朱熹的权威地位表示怀疑和反对。所谓“后人固陋”，正是指责统治阶级硬把朱注“定于一尊”，让 天下读书人盲从。后来作者又通过武书的谈话加以发挥：

近来这些做举业的，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四五年前，天长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诗说》，引了些汉儒的说话，朋友们就都当作新闻。

可见作者心目中的朱熹并非怎么了不起，他的注解更无所谓权威性。但当时考八股文只许依据朱注，原是封建统治者的功令明文规定的;而武书却认为如果“泥定了朱注”，就“越讲越不明白”，这正反映出吴敬梓本人不仅不同意朱熹的学术见解，而且对当时统治阶级所规定的科举制度(即功令)也表示不满。这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八股文风靡一代的情况 下，确已是难能可贵的了。杜少卿原是个豪华公子，却非常轻视金钱，经常把大捧的银子拿出来资助别人，甚至被人把钱 骗去，终于很快地把田产卖光，弄得一贫如洗，只靠“卖文为活”。但他却“布衣蔬食，心里淡然”，满足于“山水朋友之乐”。

他把许多封建官僚和地主都不看在眼里，别人要他去会见现任知县，拜知县做老师，他说：“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当臧蓼斋贩卖他 那一套赤裸裸的市侩哲学时，杜少卿对臧的结论是：“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可见杜少卿身上已多少带有离经叛道的 气味，同正统的儒家思想有了一定的距离。但另一方面他又同王冕一样，也很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老太爷，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这简直把孝道抬高到盲目信奉的地步了。

与杜少卿性格气质相近的正面人物，还有早子杜少卿出现在书中的蘧景玉，以及到第四十六回才出场的虞华轩。他们可以说是作者对杜少卿这个艺术形象的补充。虽然着墨不多，却都具有反功名富贵，反市侩作风的特点。可是蘧景玉的孝道，虞华轩的“知书达礼”，也同样是吴敬梓思想中所存在的正统儒家封建思想的反映。

在《儒林外史》中作为“上上”人物出现的是虞育德和庄绍光。他们甚至是杜少卿最推崇、最敬重的人。虞育德在书中被称为“真儒”，而且是当时唯一能用自己的言行去“德 化”旁人的“圣贤之徒”。祭泰伯祠的“大典”就是由他“主 祭”的。这个人虽有“待人厚道”的“美德”，却不大讲是非原则。

根据书中所描写的他的某些行为来判断，他身上明显地存在着封建社会世俗的“中庸之道”。庄绍光是杜少卿所“师 事”的人，他确有不肯屈节于权贵，不爱同官场势利中人交往的一面;但他对“君臣之礼”却很看重，有人荐举他入京去见皇帝，他还是去了。只是到了京城后，感到“我道不行”，才又回到南京，“著书立说，鼓吹休明”。尽管他辞官不做，可是皇帝赐给他一座在玄武湖的别墅，他还是老实不客气地享受 了。这种讲求“文行出处”的方式，对封建统治阶级又有什么害处呢?

另外，作为杜少卿的好友，还有一个迟衡山。他的最高理想是经史上的“礼乐兵农”。他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

如何去实践“礼乐兵农”的事呢?答案是倡议修建泰伯祠，并“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学习礼乐，成就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可见他所希望的仍不过是实现封建统治者所吹嘘的“德治”“仁政”，他的理想不过是理想化了的封建正统思想。迟衡山的倡议终于实现了，而且作者还把用古礼古乐祭泰伯祠当作书中特别重要的一件大事来描写，并主观臆造地夸张为“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震”。其实，这完全暴露了作者思想中顽固落后的一面。这种复古恋旧的迂腐行动，不仅不足以挽 回“世道人心”，反而使今天的读者感到荒唐可笑。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对名利和封建官场持批判和讽刺的态度。

在小说中，吴敬梓描绘了清朝科举制度和文人（士大夫）腐败虚伪的世界。他揭露了儒家教育体系的缺陷，批评了社会等级制度和僵化的阶级制度。作者描述了下层知识分子的斗争，他们被迫依靠贿赂、裙带关系和关系来获得权力和财富。

小说中追求名利的人物被描绘成虚伪、欺骗和自私的人，他们的行为往往导致他们的垮台。作者认为，追求名利会使人腐败，使他们远离儒家的道德原则。

因此，可以说，吴敬梓对名利和封建官场的态度是批判和讽刺的。他批评了腐败和有缺陷的制度，并认为真正的成功和幸福来自道德操守和道德行为，而不是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