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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哲学: 在文字与生活之间这本书的书名，初看上去，不免让人想起维特根斯坦和福柯。不过这种想象非并凭空而生。看过书就知道，收入书中的文章不仅直接探讨了维特根斯坦和福柯，而且本书编者戴维森之所以着手编辑这样一位在英语学界中不甚知名的学者的文集，恰恰是福柯生前大力推荐的结果。    不过，作为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在法国，阿多(Pierre Hadot)已经可以说是进入了所谓的“不朽者”的行列，他对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哲学的研究不仅增进了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哲学的理解，而且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哲学本身意味着什么这个老问题。  阿多对古代哲学的研究并不仅限于对经典著作的评注和分析（当然在这方面，阿多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他特别探讨了古代哲学特有的话语实践方式和气质。  阿多认为，哲学史的研究经常犯时代错误，将研究者所在的时代的哲学逻辑强加给他们研究的时代，好象古代哲学和专业化的现代哲学一样，属于大学、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和印刷出版的哲学著作的世界，而完全忘了一些条件在古代世界要么根本就不具备，要么也只不过是边缘性的，没有对古代哲学产生根本的意义。    因此，要想理解在许多现代哲学史研究者眼中显得逻辑含糊、论述零散的古代哲学著作（特别是希腊化哲学诸学派），就必须考虑古代哲学所处的独特世界。在阿多看来，在古代哲学的世界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特征是它是整个古代世界口头文化的一部分。  用阿多的话说，就“古代哲学本身，就性质而言，就是口头性的”（第62页）。  尽管古代（希腊、希腊化和罗马，乃至中世纪）世界并非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冷文化”，但是正如法国著名史学家费尔对书籍和印刷业的经典研究所提示的，西欧直至十六世纪以后，采用民族语文（即所谓“俗语”）印刷书籍，印刷业才有了大规模的发展，“热”的书面文化才真正压倒了“冷”的口头文化。    这一点尽管在社会史中多少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哲学史研究却很少考虑到这一点（这样看来，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相互交流是一个多么迫切的任务）。然而，忽视了古代哲学的这一重要特点，就很容易错误地理解那些遗留下来的古代哲学文本。  因为，在古代哲学世界中的这些文本，与今天在大学中被教授们和学生们“默默”研究的文本，尽管内容一样，实际上却属于两种不同的文类（literary genre）而阿多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指出，他对古代哲学的研究遵循Courcelle的原则，即一个文本应该放在它所属的文类中来考虑。    而古代哲学的文本始终是从属于口头文化的一个辅助工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口头言辞的一个物质载体，是再次成为声音的一个中间阶段。在阿多看来，这些书写文本总是两次事件之间的一个中介，在这些短暂的文本的一端是记录（recording），而另一端则是重新倾听（rehearing）。    阿多对古代哲学的这一重要特征的提示提醒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古代哲学文本的功能。阿多注意到，在古代哲学中，话语具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方面，话语是指面对一个追随者或自己发言，这时话语是具体的，它和一个特殊的存在境况、一个具体的实践相关联; 另一方面，话语也指形式结构和知识内容是抽象的言辞和文字。    在古代哲学中，哲学家们更看重前者而贬低后者，斯多噶派的学者甚至认为后者完全与哲学相悖，而现代哲学特别是哲学史却往往只关注后者，完全忽视了诸如苏格拉底的申辩、奥勒留的沉思和圣•奥古斯丁的忏悔这样形态的话语──一种真正的话语实践。  为什么古代哲学会这样重视这种具体的话语呢？这是因为在古代哲学家看来，哲学的根本不是一种教条式的话语，而是一种特殊的生活选择，一种打算以某种特殊方式进行生活的决心和愿望。  一种具体的话语正是达到这样的目标的一种“精神锻炼”（spirtual exercises）的手段。  “精神锻炼”是阿多分析古代哲学的重要概念。什么是“精神锻炼”？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怀疑派和斯多噶学派都明确宣称，哲学是一种“锻炼”。在这些哲人眼中，哲学并不在于教授一种抽象的理论，更不用说文本注释了，它是生活的艺术。    阿多采用“精神”这个词，是认为这个词比起其他词来，更能强调“艺术”涵盖的是整个的生活，“人的整个存在”，而非现代人所习惯的与实践行为相分裂的“单纯”的观念或者思想。所谓“锻炼”，是强调这种生活艺术是实践性的。  通过这种“精神锻炼”，学习如何度过一种哲学的生活，如何对话，如何面对死亡。    只有从“精神锻炼”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Victor Goldschmitt的公式：古代哲学话语“是要形塑，而非告知”(to form more than in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