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是几几年【论王蒙五十年代小说中的青春文化心态】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文学把塑造“新人”形象提上了日程，而“新人”又被巧妙地置换为“青年”。于是“青年”、“青春”、“成长”就成了文学中最有力的字眼，一大批表现青年成长的“成长小说”也应运而生。而王蒙创作于50年代的《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年轻人写年轻人，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生命痕迹和情感体验，人物与作者形成了某种同构和重叠的关系。

一、青春·力量·改造

对清洁精神和本真理想的追求，是王蒙50年代小说的主题。《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前者对后者具有“原型”的意义。两部小说不仅在人物设置上有相似的地方，而且都表现出对于青春心态的反思。青写于王蒙19岁的年龄，小说形象地展示了青年人如何克服“家庭观念”，从“家”走向“群”，寻找归宿的故事。是有关青年人的灵魂改造，求证什么样的人才是“新的人”的问题。与宿舍大扫除形成映衬，文本中也展开了精神的“大扫除”，如郑波所言：“旧社会还遗留下许多灰尘蒙蔽在孩子的心灵上”，因此，文本的主旨是叙述先进的共青团员如何把来自旧世界的人改造成“新人”的过程。呼玛丽、苏宁改造成功的一个外在标志理所当然也是“身体”的复苏：苏宁痊愈后要求加入周小玲的篮球队锻炼身体，呼玛丽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而反面人物其体貌特征则是猥琐的、滑稽的，如苏宁父亲“眼睛像乞丐，袍子像穷秀才”：如此的夸张描写都显示其必然被摈弃的历史命运，而且在道德上也是予以否定的，如苏宁父亲的破坏活动以及对苏宁的毒打、李若瑟的反革命行动种种迹象都表明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宿命。

如果说，“铁屋子”是现代文学的经典意象，那么，到了当代则是大多数人从“铁屋子”里冲了出来，因此，如何把仍困于其中的人拯救出来，则成了青年共青团员的使命。在青中青年处于主导地位，“老”人的地位有三种情形：一是被侮辱被损害者(郑波和李春的母亲)；其次是腐朽、没落者(苏宁父亲、李若瑟)；其三是紧随时代潮流、与年轻人趣同者(袁先生)。先进的年轻人不仅有改造环境的能力，而且有改造他人灵魂的能力。在灵魂改造的过程中，既有新／旧的对立，又有个人／集体的冲突，小说侧重表现的是前者。在郑波－呼玛丽－李若瑟、杨蔷云－苏宁－苏宁父这两组三人关系中，苏宁、呼玛丽处于被争夺的位置，她们都是无力的，无主体性的，“错”不在她们，而在于造成“错”的人：苏宁父、李若瑟，因此对他人灵魂的改造最终简化为新／旧的斗争，这“旧”不仅体现在人物体征与精神面貌上，还体现在，她们赖于生存的环境上。

二、成长·困惑·拒绝

虽然“十七年”文学被层层的意识形态遮蔽，然而透过政治的雾障，仍然能够窥见个人性／主体性的特征，王蒙50年代的小说就是假集体名义完成的青春叙事。在文本中始终贯穿着“我”作为一个青年人对青年人命运的思考，即关于个人成长的“成长”主题。在青和组交织着渴望成长和拒绝成长的复杂心态，由于青春期的过渡性质，既有想摆脱稚气和成年人的控制的心态；同时又想获得成年人的权力而产生的抵触成年人的生活态度、伦理准则的心理趋向。青春心态的两重性也表现在青和组中，一方面，青年人渴望摆脱童年的幼稚天真获得成年人的成熟和睿智；另一方面又惧怕成年心态的疲惫、淡漠，如青的序诗：“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故而表现出拒绝成长的姿态。

青写到年轻人的豪情壮志和迫不及待的“投入”时，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面对时间流逝而产生的急迫感和焦躁心理，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惧成长的心态。在此，“时间”似乎成了她们人生的障碍，杨蔷云为睡了一下午而沮丧懊悔，张世群则认为“睡觉时间太长”是大学生活的一大缺陷，林震更是觉得“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这种由“时间”带来的仓促感，颇有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味道，这一方面，来自个体生命成长、实现个人价值的热望，所以，林震怀着“被指引”的心态来到了组织部。另一方面在于时代赋予她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速发展，唤起了青年人投入社会、建功立业的欲望，比如赵慧文听到外面的鞭炮声、锣鼓声引发的焦灼感，因此，他们的焦灼是来自时代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

与渴望成长同时产生的是对成长的恐惧，原因在于对成年人疲惫、冷漠精神状态的厌弃以及对世俗生活的拒绝。“为什么我忽然要长大呢?”在青中表现出成长的焦虑和困惑。那么如何克服焦虑呢?文本中给出了办法：“而所有的衰颓，所有的疲倦，所有的老年人的无动于衷，就会在这再现的春日阳光下黯然失色，悄悄地消褪下来。”试图通过再次“重逢”来延续青春，然而成长的焦虑似乎并没有解决，在组中青春心态和成年心态的对立与冲突就变成了显在的命题。因此，这部小说的主旨就演变成了两种心态的斗争，青年心态与老年心态被处理成激进／保守、求变／僵化的冲突。如果说老年心态在青还是一个空洞的所指或是一个未展开的话题，那么，在组已具体化为刘世吾的精神状态。林震与刘世吾的关系是郑波与黄丽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青中郑波对黄丽程既有钦佩又有质疑，即“黄丽程为什么要结婚?”如果说结婚是女性的成长礼，那么，这种对婚姻的拒绝，不正表明了郑波对成长的恐惧和推延吗?同时在文本中结婚被理解为世俗化、庸俗化。而林震对刘世吾的态度同样是复杂的，然而与青不同的是，林震一方面对于刘世吾“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给予毫不留情地否定，同时对于其敏锐的眼光、强大的工作能力又不无钦佩，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渴望成长和惧怕成长的矛盾心态。

建国后，如何永葆革命青春、发扬革命传统成了文学的重要命题。缅怀革命史是有效的途径，对世俗化的拒绝是另外一种路径。然而，在组中环境、对象毕竟发生了变化，林震欲改造的对象不再是昔日的同学，如果同学之间还可以通过平等对话，从而引起对方思想的转变，那么如今面对的是革命前辈，建国初，对革命前辈普遍持敬仰、肯定的态度，而揭露与质疑便有点大不敬的味道，所以与郑波、杨蔷云的通体光明、富有力感相比，作家似乎有意放大了林震的弱点，给人以无力之感，如果说在青中郑波们还处于主导地位，代表正确的一方，是“大多数”的话，那么在组中林震则显得势单力孤，是被嘲弄被讽刺的“少数”。这一人物也融进了同样同龄人王蒙的人生体验和真实的精神状态。“渴望被指引”是林震的心理动因，换句话说他是怀着成长的渴望来到组织部的，面对沉闷的生活，形式化、机械化的工作方式对生命毫无意义的销蚀，林震不免失望。有意味的是，与林震始终“生活在别处”相同，刘世吾也不断地游走在“现世”与“别处”，在他那里，文学与现实、过去与现在是断然割裂的，文学与过去是诗意的存在，而现实则是无奈的承担，在一定程度上，刘世吾同样表现出回归“青春心态”的想象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