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这话是什么意思？

“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这是任乃强先生在其西康诡异录中介绍陕商时，首先提到的、在川康间流行的民间歌谣，借以说明，当年，在四川乃至川边的康藏地区，随处可见陕西商人的身影。

西康为旧省名，现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雅安市，乃至西藏东部的昌都等地在1955年前都曾属于西康地区。也就是说，在这一广袤的区域，陕西商人在资金实力、经营规模和对商机把握等方面均是首屈一指，由此可见陕商在当时康藏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其实不仅在西康地区，就是在康巴地区，包括现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内的广大区域，陕商也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即使是在八十余年后的今天，陕商在四川乃至川西藏区曾经的商业传奇依然有踪可寻，而最能直观地反映他们踪迹的就是当地以“陕西”命名的街巷名、地名。在四川省会成都市有位于天府广场附近的陕西街，陕西街130号是蓉城饭店，大门上方悬挂着“陕西会馆”的匾额。旧时这里便是陕西会馆所在地，为陕西商人集会、宴请、祭祀之所。在宾馆后院有一幢重檐歇山顶式古建筑，1981年4月4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而这幢古建筑即为陕西会馆旧物，也是成都城区仅存的老会馆古建筑，这条陕西街的得名就缘于此会馆。与此类似，在成都周边的双流县城、新繁镇、郫筒镇、新都，以及德阳市罗江县，泸州市叙永县，绵阳市江油、安县等地，均有陕西街（或巷）的名称。其实，在康巴地区的不少城镇村落也有陕西街（巷）的地名。无论是在从雅安、汉源到康定的南路边茶古道上，还是从都江堰沿岷江而上到茂县、松潘的西路边茶古道上，均可寻找到多处陕西街（巷）或老陕街的旧迹。

（一）

出成都南门过雅安，可取道汉源县宜东镇。宜东原名泥头、泥头驿，旧时为进出川藏官道的必经之路，也是从雅安经汉源到康定的南路边茶运输中间站，当年运往康定的茶包都要在此重新登记发运。清末，傅崇矩所编《成都通览》中记有朱曾三到泥头驿时所见：泥头有四百余户人家，有雅安茶商的店号，都是陕西帮的。而且他听说雅安的茶背到这里要换背……

在宜东老街上方的后街，有一条街巷名为：老陕街。街上由东向西依次有陕西泾阳茶商的义兴茶号和恒泰茶号店房。在老陕街的东头，隔街还有天增公号，该号后来更名为天兴仁茶号。在义兴茶号的东面，隔街相望还有占地面积很大的贵州会馆和陕西会馆。如今，天增公号旧址完整保留，恒泰茶店仅有后院还存留，宜东老陕街的位置还可辨识。

从宜东重新发运的茶包，其目的地就是康定（旧称打箭炉）。在康定城内也有一条陕西街，也称老陕街。其位置大概在河西自上桥至中桥这一地段，街道为青石板路面，因靠河边的商号大多为陕西人开设而得名。这里曾经有陕商经营的店铺上百家，除了有义兴、恒泰、天增公等大茶商、布商字号外，还有陕西鄠县人开办的众多大小商号。

现今在道孚县协德乡惠远寺附近的街村，有一条石铺的新修街道被命名为老陕街。清代在惠远寺附近经商的陕西人就聚居在这条街上，他们从事茶叶、药材、马匹、盐以及日常物资的运输、贩卖。当年街道边的建筑样式也融合了大量陕西民居的元素，因此得名“老陕街”。

同样，出成都西门，便可抵达都江堰市（旧名灌县）。灌县为进出岷江流域藏区的交通要道和门户，也是重要的商业物资集散地，西路边茶由此发运至理县、松潘，大、小金川，乃至邻近的青海、甘肃等地。在都江堰市玉垒山下的幸福路上，原有一小巷名为陕西巷。县志记载，此巷得名是因为巷内原有较多陕西会馆房产的缘故。在幸福路中段，旧时有三圣宫、秦晋会馆，即为山陕客商所建。此巷附近也集中着陕西渭南人开办的茶号。南侧的南街上有丰盛合号，对面的文庙街上有义和全号，在三圣宫斜对面则是本立生号。如今，这条陕西巷在西街旅游导览图上有标注，但街巷原址已荡然无存。周边老住户介绍说，陕西巷原为一小巷，房屋低矮陈旧，因2008年汶川大地震损毁严重，故于震后拆除了。

阿坝州的茂县位于都江堰与松潘之间，是旧时西路边茶从灌县、安县、北川、平武、汶川等地运往松潘的中转站。茂县城内也有一条陕西街，该县地名录提到：解放前此街曾有陕西商贩在此居住，故名。民国时，茂县有四大茶号，义和全、本立生在清真寺附近，丰盛合在后街，聚盛源在踏水墩。聚盛源茶号最初也是陕西渭南人开办。

西路边茶最终会运送到松潘县城的各大茶号交货验收。松潘县城北门附近也有一条陕西巷。旧时有陕西渭南商人在县城北街设店，近北城门还建有规模宏大的陕西会馆，临北街有铺面二三十间。解放后，农业银行在陕西巷北端建楼房，陕西巷成为一条断头巷。为了消防安全，当地又在陕西会馆南侧开辟东西向新街，命名陕西街。陕西街与陕西巷交汇点上有祖屋客栈，为陕西渭南籍马姓回族人开设，院内老房已有上百年历史。此客栈隔陕西巷与陕西会馆旧址对望，后接丰盛合号旧址。陕西渭南籍商人开办的义和全、本立生、聚盛源等商号也分布在陕西会馆附近。

此外，甘孜州巴塘县也曾有老陕街，得名也是因为此街有陕西会馆、多陕西商号的缘故。除了这些街名印记外，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盐源县城南，还有一地方叫陕西坡。因为旧时此处为陕西人买下的坟地，此坡面北背南，似有遥望北方乡梓之寓意。坡下的太安中街，旧时俗名牛尿沟，为商家汇聚之地，陕西商号均在此开设。解放前后，还有天增公、世丰合两盐号存在，其旧址现今仍可指认。

（二）

除了这些城市地名的印记外，还有一些陕商生活的印记也保留下来了，并已成为当地富有地域特色的城市符号。

陕商到达康定后，将许多陕西文化带入当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老陕鼓”，也称“闹山鼓”，如今，其已经成为康定当地的一个艺术项目。“老陕鼓”鼓面比八仙桌面还大，上面可以坐10个人；厚三四十公分。鼓谱共分十段，谱名称为“十样景”，此鼓曲来自陕西户县（今鄠邑区，下同）牛东村。据说，户县东乡的一些大村子都有自己的鼓调，逢年过节时，各村锣鼓喧天，人们根据鼓调即可以判断出是哪个村子的锣鼓队。旧时，在康定，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陕商们就挥动鼓槌敲起“老陕鼓”，钹、锣齐鸣，震天动地，满城的人都来看热闹。敲锣打鼓的同时，还要举行踩高跷、耍社火、跑竹马、跑彩船等富有陕西特色的文化娱乐活动。如今，参加老陕鼓表演的不仅是陕西人，还有四川人及藏族、回族同胞。而且，老陕鼓不仅仅只是局限在春节时表演，哪里有了重大节庆活动，就会请“老陕鼓”去助兴。

在康定，老陕锅盔也被广泛接受。老陕锅盔，藏语称“贡加”，以不发酵的麦面，加苏打掺水揉制成饼，表面盘成皱纹细花状，用火烙制而成，虽厚实，但吃起来柔中带韧，越嚼越香。老陕锅盔不仅是居家日常的吃食，饭馆酒店也有供应，藏族人尤其爱吃。当地人出去旅游、野餐时爱带锅盔，方便食用。旧时，紧挨老陕街还有一取名“贡加肆”的院坝，即卖锅盔的地方，常年有三五成群的喇嘛在此摆放大锅盔售卖。

陕西的面食在巴塘也很盛行，不光是汉族人会擀面条，藏族人也会擀面条。甚至，巴塘姑娘出嫁时，婆家人要看其擀长面的水平如何。据说，清初有陕西商人到了巴塘，把关中的小麦和玉米种子也带去了。由于巴塘的气候和关中相似，经过陕西商人后裔的研究，如今，在巴塘一年可以种两茬玉米。过年时，巴塘人还炸花蕊，花蕊和陕西的麻叶相似；还用面做成老鼠形状的面花。巴塘当地人称小麦为“西麦子”，即陕西麦。小麦在当年农历十一月中下旬播种，第二年农历五月底、六月中旬收割，时间长，因而磨出面的口感好，旧时曾远销康定、驰名康区。而且，巴塘藏语里的“包子”“面块子”“擀面杖”也是取自于陕西话。

（三）

比这些历史记忆和生活习俗影响更广泛更深远的，则是汉藏间的血脉融合。

陕商进入藏区做生意，一般都要先学习、适应当地藏民的生活习惯，例如学藏语、穿藏袍，能吃酥油糌粑和生牛肉干，会骑快马，并能与买主同住在帐篷里，彼此相处融洽，亲如一家。这样，生意才容易做成。

当年很多陕商在经商地定居，并和藏族联姻，最后融入了藏族。时至今日，在四川甘孜、阿坝、凉山乃至西藏等地还有众多当年陕商或陕西人的后裔，很多人已经像地地道道的藏民了；也有一些人有藏名，也有汉名，还能隐约说出自己祖辈的来历。在藏区，人们把这些藏汉联姻的后代亲昵地称为“团结族”，因为他们是民族团结的结晶。从史志资料中可以查找到，现在的康定、道孚、甘孜、巴塘、理塘、九龙、木里、西昌、昌都、松潘、理县等县有很多陕西人的后代，他们祖辈来自陕西户县，泾阳、渭南、礼泉、三原等地。吴廷伟定藏纪程中记述了其康熙六十年（1721年）初，途经打箭炉时所见：“……西安府作买卖人在此甚多……妇女典于买卖人，生男归客，生女归妇，买卖人回家，其妇乃归其夫，各领男女而别……”也就是说，在当时，有很多陕商在回陕西时，会带自己的儿子回家乡，这符合北方人重子嗣的习惯。而文中提到的妇女则多为藏族。在清末至民国时，也有陕商携藏族妻子、子女回家乡的记录。

作者：李韶东

原载2018年7月29日西安晚报6版《文化纵横》栏目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众所周知，黄河几字形绕开陕西，西安没黄河，陕西多叛乱。

明末天下大乱，首先是从陕西（时属延安府）开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陕西的受灾之早，受灾之重。民不聊生无以延命，只得起身反抗，所谓“天降奇荒，所以资（李）自成也。”

万历在位48年间（1573-1620年）有灾荒记载的就占25年，崇祯年间几乎连年灾荒。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发生大旱，次年即崇祯元年继续大旱，其中陕北受灾程度最重。

崇祯三年，灾区扩大到全陕。到崇祯六年，旱蝗霜三灾并至，全省大饥。

二、明末西安人张献忠，屠川作七杀诗：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清末入川的，只有张献忠一批人马，和吴三桂所部清军。

吴三桂虽然降清，但却是“复君父之仇”（崇祯死于李自成），誓对南明政权“不忍一矢相加遗”。

张献忠试图“坚壁清野”倒是极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