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如何

不为媚俗就行，多出有思想的书

不是我们考虑的范畴

需要一个领袖式的人物带头，而莫言是最佳人选

怎样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内一直就不乏争议。自2006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发表了他的严厉批评意见之后，这个话题就更成了一时的热点。我以为，这些论争对于人们关注当下文学是有一定助益的，但其中的一些看法无疑还需要认真加以辨析，以期取得比较接近于事实的认识。

如果要笼统地答问中国当代文学到底是成就大于不足还是不足大于成就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成就当然大于不足。文学是历史性发展的，不同时期的文学因为环境、背景的不同，很难作简单的类比。

总体来看，当代文学一直处于发展之中，进取之中，而在一些具体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呈现一种螺旋上升趋势。择其要者而言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实绩显而易见，也值得重视。

第一，新的创作群体不断涌现，文学创作态势空前活跃。

跟过去相比，这些年文学的最大变化，是走出了过去的单一体式，一统格局，表现出少有的多样状态和多元格局。在作协、文联的体制之外，有不少的体制外的作者涌现出来，有的还成为职业的和半职业的作家；在传统的纸质写作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网络写手，他们借助于网络平台施展才力，拥有着众多的文学读者。现在，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中国作家，从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王蒙、张洁，到80年代出生的张悦然、郭敬明，大约有6代人在同时写作，称得上是“六世同堂”。而这些作家，因为角度的不同、旨趣的有别，在创作中表现得千差万别，互不相同，这实际上又以各有千秋的个性写作，构成了整体的丰富繁盛与姹紫嫣红。就体制内和职业化的作家队伍而言，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地域文化写作在逐步凸显，边缘地带作家在进而崛起。前者如许多作家潜心于乡土现实的写作，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地域性群落，较有影响的如江苏的苏南作家群，河南的南阳作家群，宁夏的西海固作家群，云南的昭通作家群，四川的达州作家群，等等。后者如一些在所处地域和文学地位上处于边缘状态的新疆、甘肃、云南、宁夏等地的作家，在这些年长足崛起，成为文学创作中势头强劲的生力军，如新疆的董立勃，甘肃的雪漠，云南的范稳，宁夏的郭文斌，张文东等。这种地域与边缘的后来居上，是在过去时期比较少见的，因而成为当下文坛的显著亮色。

第二，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准在攀升，而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尤为突出。

这些年来的文学创作，从外观上看，似乎缺少一些应有的热点与看点。其实整体的创作一直在稳步发展，而这种真切又扎实的实绩，常常被媒体的娱乐化报道所遮蔽，所忽视。在纪实文学方面，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继续以其大胆揭露时弊的锋芒，切近着社会和读者，而其中的传记文学部分，以由人的命运探悉历史命运的深度与力度，比过去有了较大幅度的突破；在散文、随笔方面，历史文化角度的大散文蓬勃发展，而在此之外，写自然变化、环境问题的生态散文也渐成气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度一蹶不振的诗歌写作，也以“网络诗歌”和“打工诗歌”的方式，重又获得了新的生机。

在当下的文学创作里，长篇小说的发展最为快速，也最为突出。自进入新世纪之后，长篇小说一直保持着年产1000部左右的数量，而在质量上，也表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前年，长篇小说在写乡土现实方面，有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毕飞宇的《平原》，在以“小人物”表现大社会方面，有余华的《兄弟》，东西的《后悔录》，王安忆的《遍地枭雄》，在写动物文化方面，则有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这些作品作为不同题材与写法的代表，标志了长篇小说的创作的切实发展。去年，仅出自名家之手又可圈可点的长篇新作，即有铁凝的《笨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范稳的《悲悯大地》，刘庆邦的《红煤》，苏童的《碧奴》，邓刚的《山狼海贼》，马丽华的《如意高地》，等等。另外，还有属于新人力作一类的都梁的《狼烟北平》等等。这样一个每年约十数部佳作力构的比率，加上前些年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优秀之作的积累，应该说，长篇小说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成就与艺术水准。在去年于浙江乌镇召开的茅盾文学奖座谈会上，与会者谈到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时，有不少人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就其题旨的浑厚与艺术的求新而言，不仅超过了当代的“十七年”时期，而且也超过了现代时期的三十年。我是这一论点的坚决主张者，因为这已是由作品本身证明了的文学事实。

第三，当代文学在坚守与发展之中，以自身的作用与影响，成为变化着的当代文坛的旗帜与主轴。

总体来看，当下的文学与文坛充满了一种过渡性的特征，但在艰难中生存，在坎坷中前行，是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

顾彬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中，有两条带有普泛性的意见，一是认为中国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缺失，二是说中国作家大部分对语言不认真。第一条我认为很不准确，他可能指的是那种极端的个人化写作，这在当代文学中非属主流，没有普遍的代表性。在我看来，普遍具有社会责任感，恰恰是中国作家卓有的共性与长处，这在近年来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纪实类作品中都有充分的表现。第二条意见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许多作家在形成独有的语言风格上努力不够，问题较多，确实需要语言的意识的增强和语言艺术的历练。但我并不认同他的有关中国作家普遍不懂外语的指责，这不能看作是文学语言上的重大障碍，这应该属于有则当然更好，无则也无所谓的问题。

有人常常拿现在的文学缺乏大师来鄙薄当下文坛，这实在是一种虚而不实，大而无当的看法与做法。什么是大师，谁人够大师，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看法。而且大师的称谓，往往是后来的人们对之前的作家的一种盖棺论定的评价，对于尚且活跃于当下文坛的作家，说谁是公认的大师，显然为时尚早，也难看得清楚。但有大师相的作家，应该就在他们之中。用我的标准来看，有这种气象的作家，确实不乏其人，比如莫言、余华、苏童、格非，比如陈忠实、贾平凹、阿来、李锐；比如王安忆、铁凝……他们已有的作品已进入了“经典”的行列，他们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之中。对于他们，人们理应抱以更高、更大的期待，包括“大师”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