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遭退稿的《万历十五年》为何意外红遍中国？

这本书我看了两遍，总的感觉是除了个别章节对当代中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外，其大部分章节论述一般，只是不知怎么被我们的一些人和媒体炒作起来了。严格意义讲，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特别是面对现实中种种情况，更需要从历史上寻找一些参考答案用以指导现实的，所以说，这本书被夸大其词了。

少有人走的路，更容易出现「黑天鹅」

《万历十五年》在美国屡遭遇退稿，和在中国却的意外走红，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黄仁宇老师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做了别人没有做的事情。

《万历十五年》在美国屡遭遇退稿，一是因为当时黄仁宇老师因为研究方法问题与哈佛学术权威产生了分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本书写法太特殊了。以新闻报道的技巧来写历史，以大历史的手法写历史的横切面，将很多原本不会纳入学术研究的素材，纳入大历史研究框架中。结果，学术界认为这本书「融入许多现代审稿人前所未见的资料」，更像是散文或者小说，不像史学研究。而商业出版社又认为这本书含大量学术思辨性内容，对一般读者来说，过于艰深。

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往往会被众人不理解，会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但正是因为这条路上人少，甚至没有人， 更容易出现不同寻常的黑天鹅世界。黄仁宇老师坚持下来了，于是有现在红遍中国的《万历十五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百废俱兴的时代，各种思潮汹涌而至。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首次提出“大历史观”，并以此解剖封建社会，正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时代拥抱了黄仁宇，黄仁宇也正好赶上了那个时代。因此，《万历十五年》在中国的走红不是意外，是时代的需要。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叙述了当时的几个重要人物：万历皇帝、两任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最后这几人没有一个功德圆满，或身败，或名裂。即便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作者用近乎平淡的笔触，淡然勾勒出所有人的困境，指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原因所致，而是当时的制度已山穷水尽。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提出的几个观念，如：以道德治国已入末路，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封建王朝注定失败，试图恢复故态绝无可能，等等。都是那些历经十年动乱的人们感受深刻的。他们想说又不敢说，或者不能完整系统的阐述，黄仁宇正好帮他们说出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所以《万历十五年》在中国的走红，就是理所当然的。

黄仁宇一生颠簸，早年从军，中年求学，《万历十五年》完稿时已经六十岁。因为经历不同，黄仁宇一直都是史学界的异数，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作者叙述平淡却暗蕴力量，即便是对历史学不感兴趣的读者，也心有戚戚焉。所以，《万历十五年》在中国的走红，并不意外。

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人黄仁宇的作品，该书著于1976年，发表于1982年，此书出版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那是什么让这本书逐渐被人们知晓的呢？

《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作者通过这部书对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几人的分析，日常工作，生活的描写，告诉人们这年大明帝国发生的细小而又琐碎的事。这些细节显露出大明王朝已走向衰落，并暗示了衰落的原因。

全书通过七个篇幅对几位主要人物一一进行分析，同时又与大明王朝的命运联系起来，展现了一个帝国如何运转的面貌。

他在全书开篇中写道“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这一年确实是平平淡淡的一年，风平浪静，波澜不惊。要说还有些涟漪的话，无非是海瑞罢官，戚继光离世，除了万历偶尔上上朝，和嫔妃拌几句嘴之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天下一片祥和，旭日一如往常东升，普照天下千山万关，也照在皇宫金碧辉煌的红墙金瓦上。可是，这个时候的西方，西班牙的所有战舰，已经驶往英国，要与之决一死战，西方的工业文明已初露头角，而中国还处在用道德，用“礼”来维持社会的运转。此书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一年太过平凡，但用历史发展观来看，平静的江面下，隐藏着股股暗流。

左传·襄公十一年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 这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知道也明白的道理，但知道归知道，明白归明白，至于去不去做则是另一回事。一个帝国，到了不思进取，歌舞升平，依靠宰相平衡天下的地步时，要想改变起来恐怕着实不易，何况还有一个根本不想改变的“活着的祖宗”。此时的万历皇帝多少有点像温水中的青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于外界一无所知，于未来走向没有丝毫抱负，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极其可怕的。就像作者说的“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之所以迅速走红，除了它对一个国家提出告诫，具有现实借鉴意义在外，还在于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播映。这部电视剧一经播出，引起巨大轰动，可谓万人空巷。所有看过这部剧的人，都对剧中反复提到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印象深刻，自然就有一睹为快的想法，加之这本书写的又极好，迅速红遍中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万历十五年》在国外遭到出版社退稿的原因无非是因为：第一，这是一本研究中国明朝一个年份的书，相对美国来说，受众面很窄；第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是新的研究方法，尚未得到学界认可；第三，黄仁宇本身刚刚被任教的学校解聘，其知名度和学术地位没有更强的说服力。

而《万历十五年》之所以在国内受到追捧是因为：

1.别开生面的史学叙事策略。有别于国内史学著作呆板套路的叙述方式，《万历十五年》用类似《史记》的纪传体叙事方式，选择了明朝万历十五年，选择了六个人物，用七篇文章来展示大明帝国，并分析它的内在机理。这样的叙述方式，有别于大陆史学界对历史形成一系列固定的近乎公式化的解释。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2.文学气息浓厚的语言风格。本书开头写道：“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这段叙述文学感很强，在平淡不惊中透出一股深沉广阔，是一个不逊于许多文学名著的开篇。

3.抓住了中国为什么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民族心理痛点。用万历十五年这个“大历史观”的切片，反映了明代繁琐而令人窒息的典章制度，描写了整个朝廷由文人管理的机构，刻板地按照祖宗不变的法则运转着，是那么的疲惫与乏味；与其他国家民智已开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总之，正是因为这本书很好的满足了国内学界和读书界的需求和心理预期，才在国内取得了成功。

对于楼主的问题，一下是鄙人的看法

自万历十五年起，神宗皇帝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了，由此一直延续到万历四十八年神宗驾崩。

黄先生认为“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并从几个人物的不同视角描写了这一时期内大明朝廷的群像。

我个人的观点，如果要从这些细微事件中挑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来和题目《万历十五年》相应，就是皇帝不上朝这件。

从史学的意义上讲，这个事件是个意义非常深远的标志。这意味着大明从成祖皇帝开始建立的，龃龉平衡了百余年的皇权-相权协调模式的彻底失控；意味着大明王朝政治制度中深层内核的问题和矛盾也彻底爆发了出来，而且在万历并不很努力的解决态度下，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前，在他的主持下朝廷至少是运转正常。小皇帝从小在张先生的严教下成长，自然也是规规矩矩勤勤勉勉。如果再往前看，嘉靖一朝皇帝也是疯疯癫癫，一心修道炼丹，但是嘉靖从小可是经过大礼议事件过来的，对人性对官场对朝廷的认识非同寻常。在位四十多年虽说不见得是位明君，可御下之术用人之权真是炉火纯青。因此整个朝廷也能维持着平衡稳定。

但是实际上到了嘉靖末年，明朝这套政治制度内核上的弊端已经不经意地凸显出来了。皇帝只顾用人，要通过维护自己“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形象来实现中国古典政治语境中，天子半人半神的裁判权和话语权，搞的神神秘秘不可琢磨。殊不知皇帝终究还是人，经过近四十年的揣摩熟悉，下面的一众大臣表面上当然还是顶礼膜拜，但是到了具体的事情上，皇帝本身也被臣子琢磨透了。这样一来，一个严嵩下台了，就会有第二个再上来。文官官僚内生成了一个利益阶层，在运行国家机器的同时也派生出自成体系的组织和架构方式。皇帝对于这一阶层的影响和掌控，到了嘉靖末年随着皇帝的力不从心已慢慢有失效的迹象。皇帝用大臣如落定棋子，大臣“用”皇帝如排头猎枪。《大明王朝1566》中，张居正建议裕王说，依臣看，倒不如让浙江彻底乱起来！也恰恰体现着这种失控。但是，四十余年来，大臣换了一茬又一茬，皇帝却只有一个人。个中压力和疲倦，自然异乎寻常。

一切的变化实际上发端于张居正之死。张居正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掌控大明十年，缔造了明朝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死后却被自己一手培养的万历皇帝反攻倒算差点鞭尸。不知道万历是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开始亲政，我们能看到起初皇帝还算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亲自主持祭天祈雨，步行回宫。但当他似乎要大权独揽之时，却发现朱家大明的政治局面远没有那么简单，单就是立储一事，不但遇到了朝臣的强烈反对，连生母太后也出面力压。万历皇帝扛了五年，到万历十四年郑贵妃生下皇子朱常洵，这个拉锯的局面彻底被点爆，长达十几年的“争国本”事件就此开始。

这一系列事件的本质实际上是皇帝理论上个人的“无限”权力和文官作为经理人进行行政和解释所必须从皇权割让而获得的权力之争，嘉靖年间皇帝的“精明”和大臣的妥协使得矛盾两方一直保持着动态的平衡。自从成祖设立内阁制度以来，历代皇帝都小心地维持这个平衡，却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 张居正虽位极人臣，但是他心里了如明镜，他手上的权力，仍旧是来自皇恩浩荡，不过是皇帝年幼，自己代为执政罢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万历亲政后，神宗皇帝面对同样繁乱的局面， 居然采取了这种自暴自弃的、“赌气式”的不上朝的方式来进行冷处理。这一赌气，就是二十多年。

这说明，到了万历十五年，皇帝已经对这种无休止的、耗费精力的权力平衡束手无策甚至感到厌倦了。

这也说明，大明朝政治体制内核的这种矛盾，在皇帝放弃的前提下，机制上已经彻底失去了调节能力，不但凸显化了，而且溃烂了。

我个人觉得，这既是很多史家认为，明实亡于万历的原因，也是黄仁宇先生提出万历十五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的原因。万历十五年，实际上是一个结果，而不是根源。大明帝国运行至此，病态已无可挽回。

明朝开国之时洪武皇帝为了最大程度地集权，废除宰相，皇帝不但要扮演上天在人间的代表、终极的裁判者、国家权力的根源的天子角色，还要成为终身的政府首脑。这种压力和工作之繁重，非常人所能承受。成祖设立内阁的初衷也是作为皇帝的助理和秘书班子。逐渐地当皇帝的个人素质出现波动时，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官僚的权利也就逐渐变大，到张居正达到顶峰。可是，这样的分析就能看出，这套制度的本质并不是分权和制约的关系，而是代理和让渡的关系。这就意味着这种协调的模式是不稳定的，没有法理依据的，也就导致了有明一朝持续不断的围绕皇权让渡而来的权力争斗。这才是困扰整个明朝政治，乃至唐宋文官阶层出现以后，困扰整个中国古典政治的核心问题。

任何一种政治模式的确立和维持，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组织和架构的问题，而是思想和方向的问题。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说法，就是“理想与信念”的问题。对于参与者而言，要从理论上说清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究竟“为谁而战”；对于被管理者而言，要解释为什么要把权力让渡给管理者，也就是合法性的问题。在中国古典政治模式下，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释是在宋代理学建立之后。理学家们构建的天-天子-大臣-百姓-天的权力逻辑体系才真正给这一套政治制度提供了完整的合法性。可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逻辑的解释上。由于整个体系的权力传递是单向的而不是制约的，导致皇帝作为天子也作为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其权力的体现和对整个体系的维持都太过依赖于这个具体的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平。顺从者如宋仁宗、明孝宗，兢兢业业扮演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职责，能得到“仁”和“孝”这种至高无上的庙号，但是皇权本身也就被冲淡了。而个性者如明武宗，最后死的离奇蹊跷。强势者如嘉靖，到了后期也力不从心。而到了1587年，却遇到了放任自流，自暴自弃的万历神宗皇帝。当这个极其重要的关键环节出了问题，整个链条也就堵塞了。同时由于没有制约模式，整个体系也毫无调整机制。对于明末的局面来说，除非再次出现绝顶的明君或者政治强人，局面是无解的。

然而张居正作为史上一流的政治家，能不明白这其中的问题么？很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张居正为什么至死都没有留下政治继承人。可是我们仔细看看他对皇帝的教育和培养，他的继承人，正是万历皇帝啊！

张居正明白，只有皇帝是“明君”，这个体系才能最高效最良性地运转下去！

每每至此我都很感叹，呜呼张江陵，既看明白了政治的本质，也洞察了其中核心的漏洞，甚至在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上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案。最后，还是敌不过人性之私欲，人性之仇恨！

人类自有文明至今，还未出现“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对于政治哲学的深挖和探讨，最终都会触及人性和社会的本质这种很难有答案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明朝的历史全景地展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百年中由于经济模式转型失败和始终无法突破制度桎梏而带来的后果。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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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经典作品。作者用深厚的历史功底为读者呈现出了万历一朝的危机与反思，将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而启发读者思考。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我读了很久，第一次阅读的时候也认真做了笔记。书的开头部分，用1587是平凡的一年开头，但是在歌舞升平之下，大明王朝种种的危机也在渐渐显露。围绕着万历一朝出场的几位历史人物写起，深刻的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无可奈克的社会悲剧。如果说万历是大明帝国的主人，那么比万历更有权力的张居正p呢？又该怎样形容这位主宰朝政数十年的首辅重臣呢？其他人呢？

一、悲剧的历史人物。

张居正：他的改革触动了利益阶层，虽然他本人的私德有些偏颇，但是对于整个王朝而言，他的贡献是巨大的。毫不夸张的说，他的改革延续了整个王朝的寿命。

申时行：一心要找到一个平衡，试图在文官集团和皇权之间维持平衡，但是最后也失败了。

万历皇帝：他想做真正执掌大权的皇帝，但是在文官ch集团的掣肘下他被当成了“模范典型”。一个道德上的象征人物。

二、深刻的社会危机

围绕这社会的发展，大明王朝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曾经有个争论，明实亡于万历。

三、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最近有幸阅读了女王与苏丹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相较于大明的固守，伊丽莎白女王积极寻求突破，打破了天主教邻国对她的围堵，带领英国找到了一条新的贸易之路。

反思：《万历十五年》所引发的思考，读者对于大明王朝的反思，以及这本书的可读性，都让《万历十五年》成为学习明史不可不读的一本经典作品。

1976年，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用英文写成了一本历史著作，取名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黄仁宇教授信心满满，期望自己的这部著作引起历史学界的关注，然而待到他寄出书稿，遭遇到的却是美国多家出版社的退稿。因为在欧美无法出版，黄仁宇教授就亲自将这本书稿译成中文，定名为《万历十五年》，托亲朋带到国内看看是否有出版的机会。

中华书局慧眼识珠，在1982年出版了这部著作，与预想的不同，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在中国成了畅销书，销量令人惊异之外，也激发了广泛的兴趣、关注与讨论。

作为一本无心插柳的畅销书，截至目前，《万历十五年》销售可能已经达到几百万册。

曾经屡遭退稿的《万历十五年》为何意外红遍中国？这有几个原因。

1、《万历十五年》给当时相对沉闷的中国历史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使得人们拓宽了眼界，启迪了思维，甚至可以说给整个中国文化界产生了影响。

2、黄仁宇教授独特的叙事模式与文笔，使得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广大的读者都通过这本书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这是《万历十五年》超越学术范围的影响力的根源。

3、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万历十五年》黄仁宇本人的中文翻译其语言习惯与风格不太符合当时中国读者的口味，中华书局为此曾专门礼请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沈玉成先生修改润色——沈玉成先生就是《左传译文》的作者，也就是将《左传》翻译成白话文的翻译者——最后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中文本就是经过沈玉成先生润色的产物，很多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字，可以说是沈玉成先生的妙笔生花。

这些诸多的原因叠加在一起，促成了这部曾经屡屡碰壁的著作成为了现象级的出版物，几十年风靡不衰，甚至在近年的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也成为剧情起承转合的重要工具。

所谓风云际会，很多的凑巧才创造了历史一样，《万历十五年》的走红也是在很多巧合下形成的。黄仁宇先生在大洋彼岸观察对岸的历史，立场、位置不会一样，这本书最早是用英语写成的，在美国找不到出版社出版，没办法，翻译成中文想再国内寻找机会。这个事情发生在1978年，这边呢，刚刚改革开放，历史学界需要有新的、不一样的作品和思路，刚好这部作品主动走了过来，可以说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到了一个恰当的地方。

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上世界90年代初，在图书馆翻出来这本有点残破的小册子，当时对明朝历史很糊涂，当史书拿过来看，惊讶于这种写法，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原先读过的历史著作都带有些学究气，动不动就引用一大段原文，分析上也不够，文字上也是半文半白的。这部作品改变了我对历史著作的看法。后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心境下又读过两次，知道这个时候这本书都没有火。怎么火起来的我不知道，就看见出版社不停的重印，身边有些不太读书的人也在说着书名，我感觉有点不太好了，这本书不是通俗读物，人人都在谈论一本书，大概率就是流行的印刷品。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好好地阅读过这本书，又从这本书里得到过什么，是不是从这本书开始又读了其他黄仁宇先生的作品。总而言之，学术作品红了是好事，关注的人多了。

我在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出版社说这是一本在美国很多高校的教科书，读完以后很惊讶，他们的教科书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严肃，哪像我们的看着教科书就像看见老师一样。这本书带给我的冲击很大，大历史观、数目字管理以及第一次从一个人的角度认识戚继光，不是只从英雄的角度，是从人的角度，开始感到做事情的艰难，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或者叫理想，要去做多少自己也不愿意做的事情。

感谢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