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武侠小说特点及其文化分析

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类型中极为重要的一大类别，长期以来受到了诸多的非议。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新文化运动的作家对之极其不满。瞿秋白说：“武侠小说化解了人们的斗志。人们期待着英雄，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剑仙，尔等安心做奴才’”。茅盾更是断言：武侠小说是“纯粹的封建思想文艺”。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武侠小说被彻底禁绝达三十年之久。时至今日，大陆无数专家，学者仍然以谈武侠小说为羞。

有人曾给武侠小说下了一个定义：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还有人认为，武侠小说可以无武，但不可无侠。

侠的起源，最早见于《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西汉太史公首创游侠列传。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信言，义者取焉”。司马迁认为，侠的特征是正直，重情，讲义，不畏强暴，锄强扶弱，不图报答。《史记》中有关游侠、刺客的史传散文，叙述了一大批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侠客，也成为武侠史传最早的完整篇章。

汉魏六朝的神怪笔记小说，为后世神魔，剑仙武侠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延续至唐代，因“传奇体”短篇小说的兴起，武侠性质的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代武侠开始注重情节的发展，人物的传神，文采的变化以及环境的渲染。许多小说今天读来，仍拍案称奇，神思万里。如虬髯客传中的风尘三侠的悲欢离合，聂隐娘中的神奇变幻等等，小说人物生动，结构严谨。唐代武侠为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宋元明时期的中国小说的成型期。话本小说的大量兴起，为白话武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水浒传》是一部武侠性质非常浓厚的小说。

明末到晚清，公案小说大批涌现，如《施公案》、《七侠五义》等。但小说中的侠已经成为辅佐清官、明君，为民除害的“带刀侍卫”，缺少侠的个性和飘逸。从武侠小说创作的技法来说，已经日趋完善。

民国以后，是旧武侠创作的高峰期。作者身份各异，小说水平良莠不齐，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寿民（还珠楼主）、王度庐、向恺然等人。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开武侠千古未有之奇，作者神思骋怀于宇宙之中。他以剑仙、神魔描绘出一个班驳陆离的神怪世界。王度庐的《铁骑银瓶》系列，哀艳婉约，玉娇龙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为后世作家写情开辟新路。

武侠小说发展到民国，已经表现出不可避免的消极面。它描绘出的侠义、剑仙世界远远背离现实，以纯粹的消遣吸引读者。更严重的是，许多涉世未深的少年沉溺于中，不能自拔，社会消极面很多；当时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当务之急是放下不切实际的空想，救国图存。在这种背景下，武侠小说理所当然受到一些专家，进步人士的抨击，这种观点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直延续到了后来。

可是，武侠小说作为中华艺苑的一支，是无可禁绝的。它扎根于民间，它在传播中华文化，维系海内外同胞的血肉关系，功不可没，它满足了社会大众的景仰重情重义，救人水火的侠义行为的心理，它体现出社会弱势群体对公理、正义的向往和追求。

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多为中国古代，尤以宋、元之乱世为多，盖因乱世之中，人更加需要以武力证明自身价值。武侠小说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背景，乃是以武学为中心，兼以中国古代医学、佛学、道家、易术及各种神秘学等。因此，武侠小说中人物的价值观，乃至于整部作品的精神基调，是建立在武学的基本思想上的。“武”，义为“止戈”，是以武力平息干戈。也就是说，习武的目的是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正义与邪恶在武侠小说中十分明确。

我很博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