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鲁迅（或巴金、沈从文）的具体作品为例，说明新文学建设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首先时反叛和超越的关系。传统文学发展到晚清时期事实上就已经存在面对现实反映无力的问题，因此新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的超越和否定。其次要看到也有继承的关系。这种继承从思想的层面上讲，就是传统伦理－政治文化精神的继承，就是现实主义美学（沈从文也许更突出传统的田园诗意美学）的继承，就是民本思想的继承，从心理上讲，就是浓厚的民族自强心理、集体心理，从文学形式上讲，就是语言、叙事、篇章和结构上的中国化、民族化。本题自由发挥空间较大，应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

五四以前，文学研究大抵因袭了中国传统的注疏、学记、札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和史传记录等方式。而后现代学术研究方法逐渐渗透到国内，讲究观点、材料、逻辑引证、阐发理论的学术研究方式渐渐登堂入室。在文学研究的屋檐下，胡适的小说、文学史研究是可圈可点的。小说研究和文学史研究占据了五四时期文学研究的半壁江山。以胡适为代表的“红学”，成为了一代学术的样板。笔者认为“新红学”与甲骨学及敦煌学并重。胡适对《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进行研究对比，以期寻找出解决问题的终南捷径。尽管后来学术史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持有公婆之见，但新红学的学术影响是空前的，与俞平伯等人的研究推进，实乃秦为汉用。《红楼梦》之外，胡适还对《西游记》、《水浒》、《海上花列传》等小说进行考据，种种训诂对二十世纪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起着引导作用。文学史研究是胡适确立其现代学术样版的又一重要尝试。文学史这种编撰体例是近代渗透到国内的。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数不胜数，形成了一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剖解其中的原因，一是教学需要。大多数《中国文学史》为讲义修订而成。二是文学史研究领域开阔异常，前人的系统研究不多，便于学者发挥。三是新文学发展的需要。新文学发展，不仅需要确立自己文学史的正统地位，同时也需要从文学史经验中获取创造资源。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二十年代文学史的扛鼎之作。全书十六章，滥觞于先秦，止于中唐。《白话文学史》的“楔子”中，胡适坦言其旨有两二，“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胡适力期通过《白话文学史》来为新文学以及五四运动作序，确立白话文学在文学史中明媒正娶的地位。虽然这只是胡适自己的主观臆想，但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胡适在研究中所体现的问题意识更具学术价值。以学究派的眼光来看，胡适的这部文学史遗漏未免太多。讲上古文学冷淡了《诗经》和《楚辞》。汉代文学的论述，又放了《古诗十九首》的鸽子。其专论汉代的民歌、散文以及汉魏时期的故事诗。对两晋时期的文人之作多有微词，把佛教的翻译文学供奉了起来。然而被胡适所疏远的部分，正是以往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讲义中被同时代人玩弄最多。譬如，《孔雀东南飞》的年代考证问题，胡适与梁启超、陆侃如等有专门的书信和文章深入讨论。他之所以对故事诗别有感情，与其对叙事文体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侏儒地位有直接关系。所以，通过《白话文学史》的写作，胡适有意识地将当时自己思考的一系列文学史问题提出来，以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同一时期，文学史研究论著方面，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大出风头。《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完成于1917年，刘时为北京大学教授。讲义共分五课。第一课为概论；第二课为文学辨体；第三至五课为汉魏六朝文学变迁。汉魏六朝文学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一直被人轻视，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提出：“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刘依据前代学人阮元的“文言说”，强调文学作品与学术论著的区别，给了桐城派的文章正统论一有力打击。因此，选择中国文学史作为研究对象，体现了刘师培对文学史的一种评价，也是五四时期传统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革新。在文学史编撰体例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以辑录当时的评论为主，作者自己略加案语。虽然从专题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显得过于简略，但由于刘师培学术功底深厚，辑录的文章本身就很有代表性，加之简单的案语说明，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使得整部文学史讲义反倒显得脉络清晰，要言不烦。如第二课讲文学辨体，刘师培说明以阮元的文笔对为主之后，引录晋书、宋书、北史等相关典籍，使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第五课讲宋齐梁陈文学概况。刘指出：“中国文学，至两汉、魏、晋而大盛，然斯时文学，未尝别为一科，其以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刘宋始。”后以三条材料证明，即宋文帝时，立文学馆；任命谢元掌之；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文被单独区分出来。这样的论证在讲义中屡见不鲜，到处可见。通过这样简明扼要的引述材料，文学史的脉络非常清楚地勾勒出来。笔者认为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篇幅虽不大，但自成一体，深得当时学界的好评。如鲁迅在二十年代的讲演和个人书信中，对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就很推崇。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注重的是通史研究，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断代史研究一支独大，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则于文体研究方面别开一路。《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传统小说研究方面，有草创之功，曾获得同时代人的好评。胡适在回复苏雪林的信中平心静气地指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诸如周作人、郑振铎、叶公超等对《中国小说史略》都大为激赏。此书稿是鲁迅二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讲小说史时编定的。油印本叫小说史大略，只有十七篇，后来拓为二十八篇。从最初的讲稿到后来的定本之间，可以见出鲁迅对中国小说发展的认识是逐渐加深，概括上用词用语也是愈见精细。赵景深谈鲁迅的〈小说史大略〉一文，将小说史大略与《中国小说史略》进行对比，指出鲁迅在书中列举的例子及篇目标题上，都非常考究。定本中将一些明显缺乏反抗内容或情节不合理的小说从最初的讲义中删除（如删除长桥记、王幼玉记、曹太守记等）。篇名标题也做了推敲，概括上更准确。如史略中的第八、九篇，原来标题为“唐传奇体传记”，但定本时改为“唐之传奇文”，这主要是考虑到传奇这种文体，在唐代已成为文人有意为之的创作文体。同时，为与明清长篇戏曲区别，用“传奇文”来概括唐代传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最大的特点，一是系统，二是现代的眼光，三是辑古考辨的方法。全书二十八篇，将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小说发展线索做了一个勾勒。列举了大量的作家作品，材料之丰富，论证之细密，这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是从来没有过的。鲁迅的研究有超越一般史家之处，这就是他那文学家的眼光，他有非常自觉的现代文学意识，鲁迅研究小说史不像一般史家把小说当作历史或把小说等同于学术，他是把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如对《世说新语》，鲁迅认为作品的价值不在“喻道”、“论政”，而在于“为赏心而作”，“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他批评《野叟曝言》，“炫学寄慨”，“文复无味”，认为“不足以称艺文”。这是自觉地将文学与政治、历史和学术相分离，凸现文学的自身价值。鲁迅研究小说史注重辑古考证工作，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关的资料搜集成果，体现在《古小说钩沉》、唐代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中。有关史料搜集、整理，鲁迅自己有记录：“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他之所以重视辑古考证工作，可能与学风上受清代朴学以及乃师章太炎治学方式的影响有关，也与鲁迅本人沉潜持重的性格有关。

五四及二十年代，诗、文、戏曲、词、小说乃至古代文论研究方面，也涌现出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如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其他一些学者从二十年代开始逐渐发表研究论文及著作，如闻一多对唐诗的研究，顾颉刚对民俗歌谣的研究，郭绍虞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唐圭章对宋词的整理、郑振铎对俗文学的研究、阿英对晚清文学的史料搜集整理、孙楷第对小说版本目录的研究、夏承焘的词人年谱考订工作、刘大杰的文学史研究和朱东润的文学批评史研究等，显示出不断增长的强劲发展势头。

与那些学术色彩较重的文学研究相应成辉的，是五四及二十年代开始，新文学研究也开始了自己辉煌的历程。新文学最早是作为一种新思潮受人关注，但随着新文学的成长、发展，其本身也成为了研究者研究的对象。新文学研究的范围极其广泛，涵盖了文学的所有方面，但从五四及二十年代研究的表现形态来看，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第一，作家作品评论。第二，是文学理论倡导和讨论。第三，是文学史的研究。

作家作品评论是新文学研究最初的形态，表现为批评对文学创作的介入。一方面，新文学的文学地位要靠这些批评、研究来确认，另一方面，新文学的创作经验也要靠这些批评、研究来揭示和总结。在确立新文学作品的“正室"地位方面，新文学家的文学批评功不可没。像鲁迅的小说创作成就，像湖畔派诗人的诗歌成就，像郁达夫《沉沦》的艺术价值，像徐志摩、闻一多的新格律诗探索，都是通过新文学家自己的发现、评论而逐渐为社会所认同的。其时较为突出的评论家如周作人、沈雁冰等对新文学创作经验的挖掘、总结，有力地推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周作人是最早对鲁迅《阿Q正传》做出评价的。沈雁冰在主编《小说月报》时，不仅推出了一批新人新作，他也充分利用自己看稿多的有利条件，写出大量有针对性的评论，及时清醒地指出新文学创作面临的问题。创作的前途、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般的倾向――创作坛杂评、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想等。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理论倡导往往同时也是新文学家文学意识的自觉表现。胡适对短篇小说写作格式的介绍，周作人对“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倡导，对小诗、美文的文体实验，沈雁冰、郭沫若、成仿吾等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探讨，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的介绍，实际上，都体现出新文学家对文学自身属性和阶段性发展要求的自觉把握。没有这种思潮性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的出现，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意识也就不可能达到一种高度自觉的程度。不少文学研究者正是受新文学思潮和理论的影响，在研究中思想态度发生了转变，由传统的研究，走向新的研究领域。如闻一多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从新诗创作的要求出发，希望从传统的律诗研究中来体会诗歌创作技巧。（赵景深对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的研究，就是因为加入文学研究会，受到郑振铎的思想影响。可以说，新文学家同时身兼文学研究者的现象，在五四及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凸现出新的文艺思潮与文学研究之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特别是到了二十年代中后期，对新文学的评价趋向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确立其合法性。除了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等正面论述新文学的文学史地位论稿之外，还有不少关于新文学史料的汇编出版。如草川未雨著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霁楼编的革命文学论文集等。这些成果的出现，意味着新文学研究真正开始进入到学术研究的领域，为三十年代新文学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课程及一系列新文学史论研究的展开，奠定了稳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