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祖宗怎么样

觉得下面这篇书评，有误导之嫌，故提出些看法。讨论交流，无意争讼。 “或许叫“与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有关的宗族研究”会好一些吧，嗯～”我花了2个晚上和一个下午，很认真地把这本书一页页地读了一遍。期待我能发现不少新的东西，不过失望之余，我还是被作者（20年之研究）和译者（2年之翻译）的诚恳感动了。 作者与许多“华南学派”的学者一样，把珠江口沙田的开发及围绕这一经济-生计行为展开的文化互动，作为几乎一生研究的重点，这是很可贵的。但是，作者所有的主题都围绕着沙田家族的族谱记录展开，却直指“皇帝和祖宗”，只是一个向标题党致敬的举动。 稍稍说几点问题： 1.用有限的族谱材料塑造复杂而庞大的历史过程，未免留下杂乱的印象——这毕竟不是一个蒙塔尤山村。 2.用电影语言来说，每个分镜头都很投入地拍摄，但剪接的时候没有看到内在的联系，缺乏主线——如果说沙田开发是主线的话。。。 3.表面上引入了王朝史的背景，实际与家族成长的互动，记述得总有些水土不服。 4.族谱固然重要，但是族谱只是若干材料中的一种，对于一个（混血）老外来说，能读懂大多数中国人看着都头大的族谱固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也不用时时刻刻提醒此也宗族，彼也宗族：宗族只是一种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仅此而已。 5.没有社会互动与文化变迁的视角。 6.最后一章好扯，和我毕业论文的扯淡式结论风格很像，哈哈，喜欢。 最后，作者将如此复杂、琐碎的材料合为一本厚书，居功至伟，精神值得钦佩，方法不足效。此外，如果把每个部分单独拿出来说，把沙田宗族，和珠江三角洲变迁史分开说，或许可以各得其所，只是现在这样有些大杂烩——串味儿。 本书书名的皇帝是指“王朝国家”，祖宗是指“宗族”。这分明是个比喻，难道书中没具体出现某位帝王，就是标题党了？什么叫做“沙田家族”？这么轻率地说出这样的话，说明果然是仓促看完此书，并对华南社会毫无了解。 1.族谱文献在广东多不胜数，作者引用的族谱材料几上百种，不知如何有限。 2.作者的内在联系很明显，并不是“沙田开发”（沙田开发只是经济来源），而是因明初在地方推行里甲制度而产生的地方宗族组织，整本书讨论的是宗族组织的发展历史。本书先讨论的明代以前广东的情况，户籍登记并未出现，广东除了广州城因海外贸易而繁荣而城外却不在国家控制的范围之内。进入明代，里甲制度才缓慢地向华南地方推行，特别经历过黄萧养之乱和猺乱，一批有军功和受国家封赏的人才大批编户齐民。而里甲制度也成为宗族建立的法理依据。有明一代，广东的文人不断为解决地方动乱而焦头烂额，借助理学的学术资源来稳定地方社会，从邱浚注释朱子家礼，黄佐的泰泉乡礼到陈白沙及其弟子们不断推广宗族组织，霍韬的宗族礼仪制度建设也使宗族制度不断规范化。官方方面，以魏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尊崇者着力打击地方淫祀和佛庙，不少淫祀也因此寻找到国家认可的神抵进行祭拜，如真武和妈祖。经过明代的动乱，华南的宗族组织才普遍建立起来，地方社会更逐渐被士绅掌握。到了清代，经历过迁海，广东的经济得到恢复，宗族进一步发展，更大的联宗运动使各种合族祠开始出现。经过几个世纪的整合，华南地区完全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宗族的财产不断积累，更多的读书人跻身士绅行列，参与到地方事务，包括地方水利工程和沙田开发，随着晚清的内忧外患，国家的权力不断收缩，地方纷纷组织团练，宗族也利用商品经济进一步强化了宗族意识。20世纪前后，中国社会面临转型，宗族亦为自己寻求合法性不断改变自身使用的语言。作者考虑到珠三角宗族组织形成的各方面因素，而国家意识形态也通过宗族组织渗透到地方社会各个方面，所以主线以外，涉及到许多地方社会的知识，所以所谓的“杂乱”和“缺少主线”并不是本书的问题，而是这位读者的阅读的仓促和对华南社会的陌生所导致。 3.宗族一套礼仪和地方士绅群体就是国家的话语和代言人，“家族”与宗族不是一回事，可参考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P79。如果没有里甲制度和文人士绅的积极推动和反复实践，宗族组织从何而来。宗族又不是广东特有，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研究中国传统地方社会，不能忽略国家的历史，这也是华南研究常强调的一点，所以皇帝和祖宗应该一并讨论。刘志伟说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保存有数千年历史文献，关于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记载相当完备，国家的权利和使用文字的传统深入乡村的国度来说，忽视制度史的研究而侈谈基层社会研究，是难免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的。不了解历代王朝有关仪礼、祀典的一系列规定，以及各地官员实际执行这些规定的情况，就不可能明了民间宗教行为的象征意义。”（历史学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国家与地方综合考虑，于是“皇帝和祖宗”恰说明大旨，何来标题党之嫌。 4.既然以宗族为研究对象，研究主题自然就是宗族。进入面包店也是此也蛋糕，彼也面包。现在随便走进珠三角一个村落，也是祠堂林立，可想像49年之前更是何等壮观之景象。 5.史学研究就是以翔实的史料作为基础，言必有证。作者的涉及了大量华南地区的文献史料和中外研究成果，此外还有许多作者自己田野调查的心得，为什么这么做会被称为“方法不足效”？作者以珠江三角洲作为案例，考察的是王朝国家如何整合地方社会，宗族组织恰恰体现了两者的交织与互动，并不是“沙田家族”，至于华南之外的情况，第二十三章尾声——珠江三角洲以外即谈论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他的观点不是地方的特殊案例，宗族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亦具有适用性。 6.“我觉得华南的宗族之所以强大，其实和当地原著民社会结构有关系” 书中序言中作者已强调：“要充分了解宗族，就必须明白：王朝意识形态所提倡的宗族，其实并非那种在明朝之前就普及于地缘社区、并直到清中叶（亦即18世纪末）仍普及于比较贫穷和弱势的地缘社区内的宗族。” 7.“作者将如此复杂、琐碎的材料合为一本厚书，居功至伟，精神值得钦佩，方法不足效。” “传说这书是中大历史人类学博士的必读书目，据说还要和作者科大卫当面讨论… ” “他们很可怜，如果这是少林寺的话，这还真不是一个合适的18铜人” 正如上面说到本书引用了大量地方文献和研究成果，就此一项，成为他们（“传说这书是中大历史人类学博士的必读书目”）必读之书有何可怜之处？ 8.“华南学派可以归纳出一个核心观点：明清以来的宗族是对国家礼仪制度的模仿。可这个观点怎么评价呢（不太有建设性）” 如果就是“模仿”，当然没有建设性。华南学派之研究，除了讨论国家对地方的整合，还有地方运用正统仪式“逃离”国家统治，亦即二者互动的关系，正如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一书里所看到明代里甲制度确实是向地方推行了，但后来又是如何崩溃和地方化，使得国家不得不一再调整其政策的。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亦谈到：“传统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努力了解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而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以及不同地区的百姓关于中国过的正统性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士大夫阶层的关键性中介，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的。”故所谓“模仿”之说，不知何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