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的中国情结

赛珍珠于1892年6月26日诞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说来奇怪，她能出生在美国纯属偶然。她的父亲赛兆祥(Absalom Syden—

stricker，1852～1 931)笃信基督，年轻时满怀“拯救世界”的宗教热情，刚结婚便带着妻子凯丽(Carie Sydenstricker，1 857～1921)来中国传教。赛珍珠的五位兄弟姐妹，全部出生在中国。其中三个，因患流行病早年天折，葬在中国。为减少丧失子女带来的痛苦，赛兆祥和妻子于1891年回美国休假，这才把赛珍珠生在了家乡。但出生三个月，她便被放在摇篮里，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此后赛珍珠一生中的前40年，除了回美国上大学四年和读硕士学位外，基本上是在中国度过的，先居住在苏北的清江，四岁时，她父亲带着全家回到镇江。以后，赛珍珠便是在镇江这个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地，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她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上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镇江，一边伺候病在床上的母亲，一边在一所教会中学里教书。她嫁给了年轻的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洛辛．布克(John Lossing Buck)，随夫君在皖北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宿州生活了两年半。1 91 9年，赛珍珠与丈夫来到金陵大学任教，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生活了将近12年。在一座小洋楼的阁楼上，她完成了后来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乎全部作品。这座洋楼现仍静静地立在南京大学北园的西墙根下。1931年《大地》在纽约出版，引起轰动，她亦于一夜间名声大振。1934年，赛珍珠与丈夫的关系已名存实亡，她告别南京回美国定居。次年她便与布克离婚，嫁给了她的出版商理查德·沃尔什。从此，她就再没回过中国。

赛珍珠在中国不仅生活的时间长，而且有着许多独特的经历。她的父母为方便传教，没有住进与外界隔绝的租界或侨民保护区，而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与中国普通百姓毗邻而居，相互走访。因此，赛珍珠从小能操中英文两种语言，同中国小孩一起玩耍，对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如她后来在自传中回忆所说：“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成长——一个属于我父母，狭小的、白人的、清洁的、长老会的美国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广大的、温馨的、欢乐的、不太干净的中国人的世界。两者之间并不相通。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说中国话，举止像中国人，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分享他们的思想感情。在美国人的世界，我则将两者之间的门关上。”

她父亲赛兆祥是个学者型传教士，他不但把《圣经》译成了中国百姓能听懂的中文，而且还了解儒学，更专门研究过佛教。他意识到亚洲的文明早已达到了哲学和宗教的高峰，并发现东西方的哲学与信仰，有着不少相通之处，这给了他和他的妻子以很大的触动。正如赛珍珠后来回忆道：“我父母亲的观点很不正统。他们认为，在各个方面中国人都和我们是平等的。中国的文化，包括哲学与宗教，是值得尊重和学习的。”他们要求赛珍珠和其他的子女，都要像对待客人、尊敬长辈一样地对待家里的用人。因此，赛珍珠和用人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小就有保姆和厨师经常给她讲各种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民风习俗。她的父母还要求子女从小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有一位孔姓的老秀才是赛珍珠的家庭教师，曾为她讲解文学经典、孔子伦理以及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使她得益匪浅。后来，她在南京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任教期间，还专门请国学造诣很深的龙墨乡先生辅导她学习中国小说史，阅读大量的古典小说和现代作品，使她对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有了更深的了解。

但是，据赛珍珠回忆，她在中国也有过两起很不愉快的经历，从相反的方向作用于她的思想。第一次发生在1 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期间。那年她才八岁，走在街上却被路人恶狠狠地瞪眼骂做“小洋鬼子"。原先和她一起玩耍的小孩也回避她。这一切令她既恐惧又困惑。她父亲后来为她解释说，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是正当的。她母亲则竭力为美国辩解，说美国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现在他们只是在为其他白种人在中国犯下的罪孽受过，而且，美国不同于其他列强，它将用庚子赔款来资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如此等等。尽管赛珍珠信了她母亲这番安慰的话，心里宽舒了些，但这次经历在她幼小的心灵上还是留下了一道浓重的阴影。

赛珍珠的第二次不快经历发生在北伐战争中的1927年。一支国民党的北伐部队进驻南京，部队中一些士兵袭击外国人和教堂，金陵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和其他几位侨民被杀，神学院被烧，赛珍珠自己的家也被抢。她和亲属们在恐慌中东躲西藏，最后由于一位中国劳动妇女冒着生命危险的勇敢掩护，才未被士兵发现而“死里逃生”。一方面她感到自己和家人受了莫大的委屈，因为她认为自己和家人都热爱中国。另一方面，她又从那位机智勇敢的妇女身上深切体会到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并认为民族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缘起于缺乏了解沟通。对这两起事件挥之不去的记忆，使她坚定了为增进东西方，特别是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而奋斗终生的决心。

赛珍珠和丈夫在宿州生活的日子里，曾接触了许多目不识丁、从未见过西方人的农民，亲眼看到他们如何在艰难困苦与天灾人祸中挣扎拼搏，她发现这些农民“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做得最多，挣得最少。他们与大地最亲近，无论是生是死，是哭是笑，都是最真实的”。她深为他们的纯朴、善良和顽强所感动，认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她决意替这些不善言辞的中国农民说话，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与追求。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怪诞的著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的真实正确地出现。这就是赛珍珠创作《大地》和其他有关我国农村生活的作品的初衷。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赛珍珠在没有和出版商谈过出版协定情况下就开始了创作的原因。

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以同情的笔触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小说中的人物，有血有肉，富有真情实感，场景与细节的描写亦真实可信。小说越过东西方文化间的鸿沟，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一个少有神秘色彩的中国，有力地改变了不少西方作家描绘的“华人异教徒”和“不可思议的东方”的形象。

由于强国文化沙文主义作祟，在19世纪大多数欧洲与美国人的眼里，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版图上的一块空白——疆土辽阔但却遥远渺茫。至多，它也只是个“落后”、“僵固”、“充满奇装异俗”的国土。一些西方水手、商人和士兵曾来过中国，但他们短暂、浮泛的逗留所带走的，大多是带有侮辱性的印象：中国人生性狡猾、缺乏善心、不可理喻。据载，美国人在18世纪末就“习惯以轻蔑和厌恶的口气来谈论中国人”。19世纪中叶，欧美国家曾把活生生的中国人当做“展品”在博物馆陈列，或视为低等动物放在马戏团展演。如1850年在纽约市立博物馆公开展出了一个三代六口人的中国家庭，展名为“The Living Chinese Family”。1884年，一个马戏团则把一位“中国张姓巨人”和“40头受过训练的大象、50笼珍贵动物”，放在一起巡回展览演出。当时美国的唐人街以肮脏、鸦片、妓女和黑社会著称，由此也成了个由警察做导游的旅游景点。

文学艺术模仿了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美文艺作品中，中国人物大多是供人取笑、侮辱的丑角。仅以美国戏剧为例，在百老汇演出的这类音乐剧就有鸦片王国的国王、唐人街的查理、唐人街的皇后等。1877年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还合写了一出闹剧阿兴!(Ah Sin!)。尽管剧本以华人阿兴为名，但阿兴只是个出场不多的配角。剧情发生在加州矿区。阿兴为白人矿工洗衣。他不但常挨打，还被骂成是“愚蠢而又可怜的畜生，尾巴长到了后脑勺”，“笨蛋”，“道德肿瘤”和“一个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等等。他被视为长了副“空脑袋”，“只会像猴子般模仿”。剧中有一个场面写阿兴跟着女主人在餐厅放置餐具，女主人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只知模仿的阿兴，竟把自己手中的盘子也一个个地砸碎。马克·吐温是位严肃的作家，阿兴可以说是他对当时西方人心目中华人形象的客观描绘。但他沿用“Sin”(意为“罪过”)一词作为剧中华人角色的名字，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种族主义倾向。

阿兴!在纽约上演时，正值大批中国劳工移民前往美国。1870年至1880年间，远渡重洋前去美国西海岸的华人从10869人剧增到39579人。中国劳工吃苦耐劳，但又索求不高，为美国的西部开发和铁路的建筑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对相当大一部分从美国东部去加利福尼亚淘金的白人来说，却成了难以对付的竞争。于是，中国人很快被看做是白人世界种种社会问题的祸根。中国人被指责是个“无法与其他民族融合”的群体，最终必定会把白人统统排挤出加利福尼亚。1879年一个名为亨利·格立姆的，发表了一出名为中国佬必须滚蛋!(The Chinese Must Go!)的讽刺剧。剧中的中国人阴险毒辣，诡计多端，蓄意腐蚀丧失警觉的白人家庭。他们脑后甩着长辫，嘴里叼着鸦片枪，操一口难以听懂的洋泾浜英语，专门贩卖奴隶和做色情生意，暗中还策划着中华帝国一统天下的阴谋。这个剧本的写作与演出，反映了19世纪后叶美国种族分子中的排华情绪，也预示了1883年将出台的“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歧视性的排外法案，华人首当其冲，成了美国国内问题的一只替罪羊。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数西方人仍认为欧美之外的民族都是蛮族。西方的风俗习惯，哪怕荒诞不经，也被看做是通行全球的行为准则。许多在中国的传教士，在家信中都把中国人说成是个“古怪的民族”，自诩为老牌“中国通”的美国记者罗德尼．杰尔伯特，在他的中国的毛病出在哪儿(What Wrong with China)一书中，公开声称“中国是个劣等民族”。30年代早期美国罗伯特·罗普利创作曾先后被各种报刊杂志转载的漫画信不信由你!(Believe It or Not!)更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来看待中国的一切。其中一则漫画的花边上写道“支那人会吹口哨吗?”另一条花边题为“华人异教徒的怪异之处”，讥笑中国人用白色而不是黑色表示哀悼；小孩生下来便是一岁；盖屋先造屋顶后砌墙；汉字中的“家’’是屋顶下的一口猪；男人进门不脱帽反而脱鞋。罗普利正是用这些文化习俗上的差异，来取悦一些视野狭隘的西方读者，强化西方文化优越感。

20世纪初在美国和欧洲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有关华人的文学作品，要数英国人罗姆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第一部发表予1913年，取名为险恶的傅满洲博士(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书中的傅满洲是个精明险恶的华人头目，领着一帮“恶棍”，妄想征服西方世界。他有着“整个东方民族的一切残暴狡猾”，是个“很可怕的人”，是“黄祸的化身”。这十多部对中国人民充满敌意的小说，总销量达数百万册之多，还被改编成电影、广播剧和电视剧，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中成了家喻户晓之作。

即使有些不怀敌意的作品，对中国的描写，也总带有浓重的离奇色彩，正如一位中国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总有当官的大人，千篇一律地成天板着脸……偶然添进了几个儒生……还必须添上外国人，如美国商人、中国通、灰心丧气的传教士以及寻欢作乐的水手……尽管人物出入的场景污秽不堪，但千万不能少了出自中国人之口的古代箴言。”中国似乎就存在于这种僵化的概念和陈词滥调这中，与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

正是在西方这种普遍蔑视中华民族和把中国文化神秘化、离奇化的创作氛围中，赛珍珠以其长期在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中生活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深入了解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地把中国人“不是放在与西方人，而是放在与其他中国人的相互关系中加以描述”，经过多年的勤奋努力，赛珍珠创作了一大批形象生动、较客观地反映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文学作品。《东风·西风》、《大地》三部曲、《母亲》以及收录在本选集中的其他一些作品都取得了成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这些作品影响了欧美整整两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长卷”。其实，在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如英国、荷兰、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埃及等，那里也有不少学者和普通百姓都因小时候读了赛珍珠的小说，才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才关注起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我国人民的朋友海伦·斯诺夫人说她就是读了《大地》后才来到中国。

赛珍珠不但在小说中描写中国，她还用其他形式向西方人民大力介绍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如1924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学位时，她曾先后在全国性的杂志《民族》与论坛上发表了中国学生的心理和中国的美。她还花了多年的时间和心血，把她特别喜爱的《水浒传》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在许多国家流传。更为突出的例子，要数她在1 938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作的演讲。在题为《中国小说》的长篇演说中，她首先向济济一堂的西方文化知名人士宣告：“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我属于美国，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她说：“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说来是忘恩负义。”但她指出，她选择这个演讲题目不完全出于个人的原因，而是她认为“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和西方小说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演讲中，赛珍珠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及其特征，中国小说与中国所谓的文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关系等等。她还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小说的名作《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她声称：“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她还向听众介绍了《西游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和《金瓶梅》。演讲中，赛珍珠提到了《四库全书》、《教坊记》、会真记等等经典。她不厌其烦地向西方听众讲述了中国小说的大众性和通俗性的特征，说明中国小说历来强调作品的社会意义。她说：“在美国，一些最现代的文学青年最近才发现‘社会意义’这个词，但中国的旧文人一千年以前就已经知道，并主张小说必须有社会意义才能被承认是一种艺术。”赛珍珠在斯德哥尔摩的这番演说，自然得到了西方媒介的广泛报道。如果说中国高雅的古典诗歌和深邃的哲学经典早为一部分西方文人所知，那么，通过赛珍珠在这一特殊场合的热情介绍，使得我国光辉灿烂但又鲜为西方所知的小说传统，又第一次得以昂首展现在西方文化精英们的面前，并通过媒体的传播，为更多的西方民众所了解。

诺贝尔文学奖奖励了赛珍珠，同时也宣扬了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赛珍珠成了国际名人，也使得勤劳纯朴的中国农民形象走进了西方的千家万户。这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赛[珍珠在她的小说中对中国农村和乡镇生活所作的生动而又真切的描写，对中国劳苦民众的朴实情感和不拔毅力所表示的敬意，以及她在其他非虚构文学体裁中和在公共演说场合里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所作的颂扬，客观上都是对西方在这之前对中国人所作的歪曲丑化的有力的批驳。

诺贝尔文学奖改变了赛珍珠的一生。她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将近50年后，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才获此殊荣)，这给赛珍珠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和实惠，但同时也招来了相当一部分男性作家的妒忌、不满，甚至敌意的嘲讽。赛珍珠因而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

赛珍珠获诺贝尔奖消息公布后，纽约时报周刊上曾发表人物专访，高度赞扬赛珍珠及其作品。著名评论家范多伦亦撰文称颂她的小说“数量众多，质量上乘”。但在美国文学圈内的反应，否定的居多。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如果她(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应该成为问题。”另一位后来也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则更为尖刻，说他情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意同“赛中国通夫人”为伍。

赛珍珠获巨奖后在美国文学界遭此贬损，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一则因为她在中国度过了将近40年的岁月，在美国文学圈子中，她是个陌生的局外人。她的获奖作品在中国创作，写的全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远远游离于美国主流文学的题材之外。瑞典皇家学院的评委们，在众多有成就的美国作家中，偏偏选赛珍珠得奖，难免使包括福克纳和弗罗斯特在内的美国主流作家感到惊讶、难堪，甚至愤怒。再则，因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赛珍珠的作品常用章回体，而不是为西方文坛称道的复式结构。她爱用句式简单的白描手法叙述故事，而缺少为西方现代文学所看重的“意识流”式的心理刻画。赛珍珠的创作对象是包括家庭妇女在内的广大群众，而不是少数文化精英。大地》三部曲一出版也确实成了畅销书。这在当时主宰文学时尚的批评家眼里是犯了大忌。在他们看来，文学与畅销绝对不可兼得。再者，赛珍珠重作品的主题寓意和社会功能而轻作品形式上的创新和作者个人情感的宣泄，这一切使得她的作品与当时美国主流作家的“纯文学”创作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但是，赛珍珠获奖后受到攻击的另一个难以摆上桌面的原因，是她的性别。在她之前只有两位美国男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位是1934年获奖的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另一位是1936年获奖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应该说，一大批很有成就的美国男性作家，都暗暗盯着这份举世瞩目的荣誉和巨额奖金。瑞典皇家学院把此殊荣授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妇女作家，必然在这批轻视妇女的男子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平，使他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难以接受。

赛珍珠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中国本土和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后来又有一场不小的争论，这些对赛珍珠在中国的被接受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赛珍珠的小说大部分都有中译本，有些作品还有几种不同的译本。《大地》原著在美国出版不久，中国《东方》杂志便开始连载。后来几年中，上海、北平和重庆等地的八个不同的书局出版了八种不同的中译本。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自1933年至1949年就印刷了12次。一个外国现代作家的小说，得到如此多译者的青睐和如此规模的发行，这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并不多见。

中国的评论界对这位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美国女作家，也同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1930年发表第一篇评论《东风·西风》的文章起，到1934年赛珍珠离开中国回美国定居时止，中国的报刊、杂志和译本的序、跋、后记上，至少发表了50篇介绍和批评赛珍珠及其小说的文章。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大致分成基本肯定、褒贬参半和基本否定这样三类的话，那么这50篇中的多数属于第一类，如庄心在的文章称赛珍珠为我们“民族的友人”。作者认为，一个民族能否被人尊敬赞颂，文学艺术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文学是“无形而有力的战斗武器”，它能不必流血牺牲，而“免除别一个国家愚妄或自私的误解和仇恨”。他进而指出，在通达另一个国家人民的内心与灵魂方面，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诗人或画家能做的，要远比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所能期待达到的多得多，这便是如果必须作出选择的话，英国宁可损失全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的缘故。

这篇刊登在矛盾月刊上的文章进而指出，中国民族因为人种、语言、地理和习惯等等与西方的差异，向来是被误会，被诬蔑的。“神秘之国”简直成了“万恶之薮”，西方人写游记，写小说，画画，演电影，只要有中国人，“便把许多卑贱龌龊、奸险等坏习惯点缀成一种类型，总是拖发辫(不消说女的是缠小脚)，挂鼻涕，伛偻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总离不开窃盗、强奸、暗杀、毒计等等，看了叫人毛骨凛凛的举动……一种不易泯灭的民族的误解，处处阻止了亲善合作的同情”。作者认为，要消除这种错误观念，有赖于中国的文艺作家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来“一改荒谬错误的旧观”，但这不是旦夕间轻易就能奏效的。因此，“如果有异国的作家诚能以真切的态度，为描写中国的现实相，那便是中国民族的友人”。文章指出，赛珍珠以其居住中国多年的历史，以及对于中国事物的热爱，对中国的论述，都“每中肯要”，尤其是她对于中国民族的尊重以及对于孔子思想及中国文化上的理解，更使她对中国有进一步深切的认识。“虽然有时也不免有夸张失真之处，但大体上布克夫人至少已做到以诚恳客观的态度把中国的情形给予西方以较正确的姿态，这一点，在复兴民族过程中的中国人，是应当感谢的。”。

不少文章还为赛珍珠取得的文学成就感到骄傲。他们认为，是中国和中国文化抚育了这位畅销作家。如有文章指出，尽管赛珍珠的“肉体出自阿美利加的双亲，而她的精神则是我们中国所赋予的”。

第二类褒贬参半的文章的典型例子，是我国著名出版家和文学批评家赵家璧先生的布克夫人与王龙。文章一开头便指出，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启发，“洋人对于中国故事的兴趣，跟了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入，而继续增高”。为了适应这种需求，西洋人写的中国小说，都是“那种封面上画了怪诞束装的‘支那人’，横七竖八画了半个中国字的书”。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凭了有限的经历，加上丰富的幻想力，渗入了浓厚的民族自尊心，才写出了这些看了要使人发笑的书”。赵先生指出，赛珍珠的《大地》的出版大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赞美，因为它不但“画得了中国人的外形”，而且还“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文章赞扬赛珍珠所写中国小说的特点是，“除了叙写的工具以外，全书满罩着浓厚的中国风，这不但是从故事的内容和人物的描写上可以看出，文学的格调，也有这一种特点。尤其是《大地》，大体上讲，简直不像出之于西洋人的手笔”。

然而，赵家璧先生对小说中他所认为存在的问题，也毫不含糊。首先，他对把王龙这样比较落后的农民，作为主人公加以描写并向西方介绍，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尽管赛珍珠对王龙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那头脑简单，带原始性的人物王龙正好符合西方人把中国人看做是个文化落后的民族的口味，它只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人所抱有的种族偏见。另外，赵先生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过度发展造成精神匮乏，使不少人倡导起返璞归真，回归原始。顿时，美国的小说、电影、游记等出现了许多描写非洲原始生活的题材的作品，即所谓的逃避主义通俗文学，赵先生认为《大地》就属于此列，只是让居高临下的西方读者换换口味而已。

胡风在他的“大地”里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大体上，作者对于中国农村底生活是很熟悉的，从描写或叙述里看得出来她的感觉底纤细和观察底锐利。”胡风认为赛珍珠的笔端上“凝满着同情地”写出了“农民底灵魂底几个侧画”，因此读者在离奇的故事里面也能够感受到“从活人底心灵上流出的悲欣”，但是，胡风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强调指出，尽管赛珍珠相当熟悉中国农村的人情风俗，她受到了“只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基督教徒这个主观观点上的限制”，因而她“并没有懂得中国农村以至中国社会”。

第三类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赛珍珠小说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品质。第一个激烈批评赛珍珠的中国评论家，恰恰也是《大地》(译为《福地》)一书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的伍蠡甫先生。在1932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福地》译本之前，伍先生加上了长达28页的译者序，“简略地批评"了赛珍珠的这篇成名作。译者序认为，《大地》所描绘的世界为人的本能所主宰，男人只知拥有土地，女人只是绝对服从。穿插于故事之间的，是接连不断的灾荒、农民的愚昧、兵匪与强盗的骚扰等等。译者序进而问道：这难道是中国的真实情况吗?在作这些描写时，作者难道没有一点白人优越感?难道没有要通过侵略来拯救中国的意思吗?难道小说不是要把中国表现成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表明“黄祸”即将来临吗?译者序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关系后指出，是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勾结才阻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而这正是外国人不愿意看到，或看到了不愿意承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