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主流文学相异的创作理念怎样理解

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而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自己的事物是为理所当然，正是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这一段话是1942年一本杂志主编梅特涅对只有二十三岁的张爱玲的评价。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没有几个女性能被外国人这样评价，她张爱玲就是。

世有“张迷”，我不是。大抵还有“张学”，我更不可能是。但我对张爱玲是很敬重的，为了表达此情，以下我皆用张先生这个称谓。对于她的了解我仅限于她的几本小说，为了写这篇论文我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对此进行恶补，文中的观点不甚全面，敬请谅解。

鉴于我对张先生的了解，我把张先生的写作时段划分为两个大的部分，即国内时期与国外时期。由于张先生在国外主要写英文小说和电影剧本，并且期间的生活有许多记录的空白，所以我不对此期间的创作思想进行研究。张先生是感悟型的作家，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理念介入创作，也不与愿利用作品来说教或宣传，她所热衷于表现的主要就是她对人生的切身感悟和体验，当然还有作为小说家的文字创作的冲动和成就感。她和同时代其她任何作家都不同，甚至和新文学的主流与传统也拉开了一些距离，所以她独到的创作思想成为我们理解她作品的维度。

第一， 畸形的家庭给了她艳异的创作思想。

张先生1921年生于上海，原名张瑛，祖父是清末状元张佩纶，外祖父是清末大臣李鸿章。尽管出生名门，但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却很不幸，父亲是吸毒蓄妓的纨绔子弟，母亲则是出身西洋化家庭，父母关系不和，在张先生童年时就离异，接下来又是继母进门，在一次无心的错误下，张先生在老宅的地下室被父亲囚禁了半年，一直到一九三八年才逃出父亲的家。致使敏感的张先生从小就在高门巨族中国过着孤独而凄惨的生活，很早就咀嚼了人世的沧桑，世态炎凉，这些也让她的身心皆受巨创。

虽说这个畸形的家庭给了她太多的苦楚与悲伤，但是在这个家里，她完成了大部分的传统教育，并且读了许多古典小说，《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传》……她也隔代遗传了祖父的长相和才气傲气，所以说这一切也给了她艳异的才华和思想。

1944年，张先生的小说集《传奇》出版，即可就产生了轰动效应，随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两年的时间里，她在《紫罗兰》、《万象》、《杂志》、《天地》、《古今》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发表了她一生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沉香屑——第二炉香（1943年5月）、茉莉香片（1943年6月）、《心经》（1943年7月）、封锁（1943年8月）、《倾城之恋》（1943年9月）、《金锁记》（1943年10月）、《琉璃瓦》（1943年10月）、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花凋》（1944年2月）……

在这些小说里，家庭的元素常常来自自己的家庭。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哥嫂为了金钱把她嫁与一个身患软骨病的姜家二少爷，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怪异，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在那个年代婚姻是加在女人身上的枷锁，她们是婚姻的奴隶，正因为这样张先生逃离了那个家庭，逃离了那个要为她加上枷锁的家庭。并且张先生无情地借范柳原之口对白流苏说到：“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这也道出了宗法制为女性设置的篱笆。

在中国宗法体制中，父权思想把女性设置在男性的概念之下，将其压于权利与欲望的最底层。（《荒野中的女体》 林幸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5页）这几千年的压迫思想在张先生的笔下被撕得粉碎，她把曹七巧的哥哥、虞家茵的父亲和白流苏的哥哥与父亲等全都抛到了历史的垃圾里。因为自己的父亲也用着那些封建的镣铐捆绑了自己十七年，自己逃出来了，但是曹七巧、虞家茵和葛微龙却没有逃出来，她们被父权宗法压死在那段历史的车轮下。张先生在中国人的宗法一文中所言，在中国传统家庭的封建余孽中“父是专制魔王”。这里的父不一定指的是父亲，而是宗法制下的封建家长。

第二，畸形的社会给了她艳异的创作背景。

“硕大无比的自身和这腐烂美丽的世界，两个尸身背对着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这是小说《花凋》中的一段，从这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先生的笔调是哪麽样的阴冷。“她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衰落中的文化，这也是时代冲击下不断委顿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缩影。”（《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温儒敏 赵祖谟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128页）

从张先生一出生到离开中国的前几年，她所看到的只有只是一个破败不堪遭人凌辱的祖国，西方的枪炮占领了中国，西方的思想侵蚀着这个古老的国家。上海这个既古老而又代的城市在这种大背景下变成了一个畸形的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的西方思想进行了碰撞，最后，金钱、女人、权利、鸦片和枪炮充斥了这个世界。畸形的社会让生活在那里的人不再正常，扭曲与畸形成为人的本性，这一切被张先生用“刻刀”刻的是极为真切。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地方形成了一特殊的文学——孤岛文学，张先生算是其中的一个奇葩。在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你可以看出欧风东渐，殖民地畸形的中西文化合璧以及西方物质文明对东方道德的冲击。它写出了葛薇龙在这过程中的内心体验，也写出了她一步一步向深渊的自觉与无奈，通过它审视人性中的弱点，启示着人们物欲是走向深渊的动力，道德是脆弱的，对华服美食的追求是人的本性，而人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走到自己目标的对立面，其中透露出人性中的不因为外部环境改善而自动发生变化。

她只是要在这迷茫，不可理喻的现实背景下，精神的不安，人性的脆弱与悲哀，触及思想背景里的“荒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 赵祖谟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129页）这也正是张先生运笔独特之所在。

在那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张先生把衰败的旧家庭、没落的贵族人、小奸小坏的小市民日常生活与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对时代变动中道德和国民性的剖析成功地结合起来，再现出沦陷区都市民间文化精神和国民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沧桑感和历史感。

第三，为女性呐喊。

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礼郊•郊特牲 卷二十六 第506页》

这是中国宗法父权对于男女两性秩序的文化编码，儒家经典的德化理智扮演着重要的规范角色。面对集道德、法律、权利、欲望于一体的宗法父权体制，历史隐伏在杀父的危机中。“在20世纪初叶，五四新文化运动即被视为一种象征性的弑父行为”。（《荒野中的女体》林幸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3页）

对受过现代教育的张先生来说，那无疑是压在广大女性身上的巨石，人类思想中最为糟粕的东西。为了控诉封建礼教的体制，树立现代女性的地位，张先生开始用自己的笔为女性呐喊。

张先生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反而在写“旧女性”，在她笔下的女性多是时代夹缝中的没落淑女，尤其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有说的过去的教育，有的大学毕业，有的甚至还留过洋，但这只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她们依然在辛苦的走着“旧式”的婚姻路，人生的“新”与“旧”，不仅代表现代女性应有的反省，恐怕也有张先生对“新文化”的反省。

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

这是小说茉莉香片中的一段“中国式的象征”描写，这不仅是对小说中人物冯碧落的写照，也概括了千百年来东方女性的空洞形象。这种中国式的象征充满了讽嘲和性别指涉的意味，把她们在身不由己中的压抑与从属，甚至生不如死的处境，用完全中国式的女性意向以文化符号的深度勾勒出来。在《金锁记》里，张先生再此运用深具性别特质的象征手法，影射曹七巧嫁入姜家的命运：

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伤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

在张先生的小说世界中，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开始，她的笔下的女性家长就已经排挤掉男性家长的主体身份，甚至将其主体性放在叙述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她们之中虽不完全脱离从属色彩，但其一家之长的特殊身份却提供了某种微妙复杂的主体身份。

正如一书中所说：以冷静的笔锋刻写，或嘲弄现实，或反讽男性家长，或揭露女性的真实处境，都可见张先生对女性阳化的虚假意识问题，有着深刻的体认。（《荒野中的女体》林幸谦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16页）

孟悦和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强调张先生深切触及女人的命运，即是永远的异乡人的身份，她始终是一个飘零客，一个流放者，一个并不空洞却没有明确的社会所指的能指，这是一本使用符号学与女性主义较完整地建构现代女性文学的力著，填补了女性文学史的空白。

张先生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来说自己的文学理念：……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幅画之中有朴素，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文集》 第四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

正是这样的文学理念我们看到了张先生许多艳异的作品，我们从中了解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个特殊的地方和那群特殊的人，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挣扎，因为他们的骨子里被那些腐朽的东西侵蚀了，西方所谓的文明且给他们披上了华丽的外衣，那些男男女女的生活被所谓的“爱情、自由”而束缚，他们走出了一片“沼泽”，却又进了一片“沙漠”，炙热的“太阳”烤干了他们的灵魂，他们像干尸一样行走在这个世界。

老作家柯灵曾这样评价张先生：“偌大的文坛，那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评价到： 张爱玲当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更纯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其实很深。

她艳异的思想曾被无数人所批判，更严重的是在几十年的中国文坛中却没有张先生的位置，在其逝世后，更是引来了许多的研究和讨论。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甚至以专章讨论张爱玲，上海的通俗女作家首度与鲁迅、茅盾等大师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