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的官场风习如何？外官如何向京官送礼？

作者：史遇春

既然要说大清王朝外官向京官送礼的相关事体，那么，就必须清楚什么是京官，什么是外官。

京官，一般是指在京师任职的中央系统的官员。

相对于京官而言，外官则是指地方官员和朝廷差遣外出的官员。

外官要向京官送礼，其间的道理，有人情也有政治，比较清楚，这里就不细说了。

话入正题。

本文出自清人何刚德的笔记春明梦录卷下。

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道光（公元1782年～公元1850年）、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咸丰（公元1851年～公元1861年）以前，外官馈送京官，主要有以下三项：

一、夏季有冰敬。

所谓冰敬，就是指：在夏季到来之际，地方官员、下级官员为了给京官或上级官员送礼，便以消暑降温为由，馈送钱财以示“恭敬”，还起了个好听的名堂，称之为“冰敬”。

须知，这一事体，不但清朝有，明朝也有。

二、冬季有炭敬。

与冰敬同理，炭敬则是指：每当冬日降临，各地地方官员便以为京官购置取暖的木炭为名，向其“恭敬”钱财，此所谓“炭敬”。

三、出京上任前有别敬。

所谓别敬，就是地方官赴任前，在向京官告别时，致送礼金，以表达“恭敬”之情意。

有人把这解读为“潜规则”。

有人把这解读为公开“行贿受贿”。

还有人把这解读为“奖金”、“年终奖”。

各人解读，自有他们立意的根据，也有他们作文的用心。此处不做评议，点到为止，仅供大家参考而已。

冰敬、炭敬、别敬，这三项，算是清朝官场普遍存在的馈送。

除以上三项而外，还有一项，它流行于特定的群体之间。这特定的群体，一是同年；二是同乡。

同乡很好理解。

同年，需要简单解释一下：

唐代，同榜进士称“同年”；明、清两代，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皆称“同年”；另，清代科考先后中式者，其中式之年甲子相同，亦称“同年”。

清朝官场流行于同年、同乡之间的馈送，称之为“团拜项”。

也就是说，每一年，同朝为官的同年或者同朝为官的同乡之间，要团拜一次。团拜时，外官同年要向京官同年馈送，外官同乡要向京官同乡馈送。

说到这里，顺便简单说说外官馈送京官的背景，以便对这一事体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清代的京官，在职位上，较地方官稍为清贵。但是，京官的收入却远逊于外官。单靠微薄的俸禄，要租房、要养家、要应酬、还要照顾亲族，这对大部分京官而言，是远远无法应付生计的。

外官则不然，除了薪俸及朝廷发放的养廉银（京官无此项收入。关于养廉银，详见文后补充资料）外，其他各种收入，才是他们的大笔进项。当然，这并非是说，外官完全都是贪污受贿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外官可以利用地方行政、财政系统中的诸多“特性”，向乡绅民众设立不同的收费项目。

京官与外官之间收入悬殊，但是，京官处在中央系统，他们有职务上的优势。所以，京官也可以利用行政系统的“特性”，去影响外官的铨评升降。

基于以上情况，京官与外官外之间，相互之间都有借助对方需要，于是，基于双方收入的差异，便形成一种经济上的调剂。大小京官，莫不仰仗外官的冰敬、炭敬和别敬等。

到了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公元1862年～公元1874年）、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公元1875年～公元1908年）以后，外官对京官的馈送，已经发生了变化。

此时，冰敬不再是京官普遍的进项，而是变成了专有馈送：冰敬成了督抚（总督和巡抚合称督抚，明清两代的地方军政长官。）送给军机处京官（大臣）的专项礼金。

此时，除军机处京官拥有冰敬和炭敬两项馈送外，其余京官就只剩下了炭敬一项馈送。

冰敬、炭敬的礼金数目，以八两银子为起点，到三百两银子封顶。

沈文肃（葆桢）向军机处送礼金，不分什么冰敬、炭敬、别敬等，他每年只送一次，每次每人送三百两银子。当然，军机处的大臣，也有不收他所送礼金的。

至于地方官送给其他京官的炭敬礼金多少，则由地方官自由决定。

外官馈送京官礼金的多少，一般根据两个标准：

一是所要馈送的京官官阶大小；

一是与所要馈送京官的交情深浅。

外官对京官的馈送，最初的时候，大家都比较重视交情；到了后来，大家的关注点完全变了，基本上都是非常注重官阶（权势）了。

原本，京官可以普遍获取的炭敬；到了后来，在普通京官中，炭敬也逐渐变得稀有了。只有那些与外官交情很好的普通京官，这个时候，才可以拿得到炭敬。

也就是说，在冰敬被军机处专享之后，其他京官已与冰敬无缘了。

再到后来，炭敬也逐渐集中为高阶官员享有；此外，只有数量较少的普通京官，需要依靠个人与外官的交情，才可以获得炭敬。

不过，别敬还是比较普遍存在的。督抚、藩臬（藩臬指藩司和臬司。明清两代的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并称。）等外官回到京师之后，除了“恭敬”朝中的权臣、亲贵之外，他们还会对自己的同乡、同年、还有那些他们所任职省份的京官普遍有所馈送。这种时候，所送别敬礼金的数目，基本上都是在十两银子左右。到后来，这别敬礼金的数目也有所缩水，竟然有人降低标准，只送六两银子。虽然别敬礼金的数目已经降低了标准，但是，因为京官日渐增多，对外官而言，这一趟下来，也要花费不菲的银子。

笔记作者何刚德到京师任职之后，他的生活来源逐渐羞涩。经他计算，他每年能够得到外官的馈送，加起来也不过一百两银子。虽然说也就只有一百两银子，但是，对于何刚德在京师的生活而言，已经算是不小的贴补了。

到了清德宗光绪帝与清逊帝宣统（爱新觉罗·溥仪）之际，贿赂之风大盛。这个时候，那些个冰敬、炭敬、别敬等，基本上全都集中在权贵那里了。于是，冰敬、炭敬、别敬等也就成了收受贿赂的名目、也就成了违制乱法的掩盖。

此时，京官中地位比较低的、所在衙门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职务没有多少实质影响力的，他们基本上就与冰敬、炭敬、别敬等完全绝缘了。

这一时期，炭敬已经有了年末馈送的意涵了。大约也就是总结旧年，犒劳辛苦；迎接新岁，恭贺未来的意思吧。有人说炭敬就是“年终奖”，的确，这个时候的炭敬的确是在年终收到的；的确也是额外的进项，可看作是“奖”。但是，粗略对比之后，如果把炭敬说成是“年终奖”，这大概是让人比较难以认同的吧。

这时候，馈送炭敬，为了隐晦，致函时不再明示所送礼金的数目。而是采取了一种所谓比较文雅的方式暗指赠银数目。

这种所谓比较文雅的方式就是采用八韵、十韵或者数十韵的梅花诗来暗指。

如果馈送四十两银子，诗中会说：四十贤人。

如果馈送三百两银子，诗中会说：毛诗一部。

如此这般，是多么地文雅啊！

那时候，满清的皇亲贵族中有一些掌握着实权，所以，就有人别有用意地送他们炭敬。

据说，有人曾送给涛贝勒（爱新觉罗·载涛）一千两银子，致函的封面上写有“千佛名经”四个字。按照通行梅花诗的解读，官场上都知道是送了一千两银子。由于涛贝勒那时还不知内情，他就把这封信函拿出来给人家看。等拆开信函后，才发现是一张一千两的银票。

附本文相关资料：

【养廉银】清朝特有的官员薪资给付制度。创建于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本意是藉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的廉洁习性，避免贪污事件的发生，因而取名为“养廉”。养廉银的来源，是地方的火耗或税赋。因此，视各地富庶程度，养廉银数额各不相同。一般而言，养廉银为薪水的10倍到100倍。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155两，养廉银则达一万两。而台湾总兵年俸67两，军事加给144两，而养廉银则为1500两。

〔“火耗”起于明神宗（朱翊钧）年间（公元1573年～公元1620年），原指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税一律征银上交国库，要把百姓交的碎银熔化，重铸为上交的银锭，熔化重铸中，就有火耗。具体征税时，官方加征的“火耗”，均大于实际的“火耗”，其间的差额，归官员所有。清初也沿用了这种做法，而且，“火耗”不断加重：一般州县的火耗，每两达二三钱，甚至四五钱。偏僻的州县赋税少，火耗更是数倍于正赋。虽然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公元1644年～公元1661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公元1722年）也发过禁令，但并不起作用，以后，朝廷也就默认了。〕

【沈葆桢】（公元1820年～公元1879年），原名沈振宗，字幼丹，又字翰宇，汉族，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晚清重臣，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清朝抵抗侵略的封疆大吏林则徐之婿。

清文宗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应曾国藩之请，赴安庆大营，被委以重用。

清穆宗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他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开始了他在台湾倡导的近代化之路。

清德宗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回朝，被任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负责督办南洋水师。他以朝廷经费有限，分散建南、北洋水师力量不足，主动提议，先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建设北洋水师。

清德宗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在江宁任上病逝，享年59岁。谥文肃，追赠太子太保。

【爱新觉罗•载涛】清德宗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生于北京。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不久，晋辅国公。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袭贝勒。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加郡王衔，与铁良等任总司稽察。清廷新设禁卫军后，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清逊帝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奉命管理军咨处事务。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后派任赴英国专使大臣。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后解散。1917年，张勋复辟，任为禁卫军司令。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任翊卫使。1929年，迫于生计，将贝勒府卖给当时的辅仁大学。1931年，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日军侵华期间，拒绝到伪满洲国任职。建国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历任总后勤部民政局顾问、国家民委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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