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言情小说的作者，为什么大多数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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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顿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座享有自治权的市镇，莱德威在那里展开了自己的调查研究，访问对象是一组总计42人的女性言情小说阅读者，绝大多数是已婚已育妇女。她们大多是多萝西·伊文斯（20世纪80年代活跃于史密斯顿的言情小说专家，曾广泛呼吁镇上女性阅读言情小说）工作过的书店的常客。

事实上，正是大名鼎鼎的多萝西吸引莱德威到史密斯顿来的。

出于对言情小说的热爱，多萝西出版了名为“多萝西言情小说阅读手记”的一系列新闻信，并于其中依小说的“浪漫价值”为其设级排位。

新闻信连同多萝西对读者提出的阅读建议共同导致了一个规模不大却极具象征意义的言情小说阅读共同体的出现，而莱德威分析的焦点就集中在这个象征性的共同体上。

她通过调查问卷、开放式小组讨论、面对面采访、非正式讨论以及在书店观察多萝西与普通消费者进行现场互动的方式收集了大量一手材料。此外，史密斯顿女性所读之书目也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将对这些书目的解读作为一种补充性材料加以利用。

多萝西的新闻信对读者的购书类型极具影响力，这使莱德威意识到仅从当前书目的样本分析中得出结论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理解阅读言情小说的文化意义，必须对大众的辨识力予以足够重视，考察读者对书目的取舍过程，研究哪些书能够满足读者需求，哪些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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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密斯顿女性的心目中，理想的言情小说情节应当是这样的：一位独立且富幽默感的知识女性，在经历了种种怀疑、猜忌，乃至残忍、暴力之后，终于被一个男子的爱情征服；在恋爱过程中，该男子由轻率粗鄙而日渐成熟，直至成长为一个关心女性、甘愿供养女性的好男人——这也正是传统意义上女性对男性的期许。

莱德威如是解释：“浪漫幻景……并非关于发现一位格外有趣的生活伴侣的幻想，而是一种期望被关怀、被热爱、被肯定的特殊仪式”。这是一种“回报式”幻想：男人对女人施予关注与爱护，而女人亦应投桃报李。

不过，言情小说带来的幻景远不止这些。通过阅读这些小说，女性读者会忆起往昔的幸福时光，重返被“母性”之爱包容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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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德威援引南茜·乔多罗，指出言情小说营造的幻景是一种形式独特的回归，让读者在想象上和情感上重返“自己仍是被某位供养者所关注的焦点”的年代。不过，这种回归并非如考沃德所言是以父亲为中心，而是以母亲为中心的。

由是，言情小说就成了女性手中的工具，她们通过阅读书中男女主人公的恋爱故事而汲取着一种替代性的情感援助，弥补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付出太多而得到的回报太少的缺憾。

莱德威还沿用了乔多罗对“自我”的界定，认为女性自我是一种时刻处于和他者关系之中的自我，而男性自我是独立而自洽的自我。

乔多罗曾指出，男性自我与女性自我的不同源于两者与母亲的关系不同，而莱德威在乔多罗所言之心理学因素与理想言情小说的叙事类型之间建立了关联：在从身份危机到身份重建的旅程中，“女主角最终成功建立起理想化的叙事……建立起我们都熟悉的女性自我，即与他人关系中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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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莱德威还赞同乔多罗的另一观点，认为女性只要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浮现，便立即身陷某种“牢固的三角形心理结构”，这意味着女性“既需与异性打交道，又要持续不断地以母性身份与供养及保护自己的人维系紧密的情感联系”。

为了体验这种母性情感完满的回归，女性有三种选择：同性恋、与男人建立两性关系，以及通过其他方式获取满足。我们文化的恐同性特征制约着第一种选择，男性气质制约着第二种，而阅读言情小说隶属于第三种选择。莱德威指出：

言情小说营造的幻景一方面来自渴望爱与被爱的俄狄浦斯情结，另一方面源于持续不断的前俄狄浦斯情结，该情结是女性内客体构成的一部分，具体体现为期望重获母亲之爱，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暗示——色欲带来的快感、共生的圆满，以及身份的确证。

理想的言情小说为上述三角形结构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父亲式的保护、母亲式的关怀，以及激情洋溢的成人之爱”。

失败的言情小说则无法满足读者的情感需求，要么由于其内容太过血腥，要么因其以悲剧或令人难以信服的喜剧结尾。这就以一种令人不悦的方式凸显出所有言情小说的两类结构性焦虑。

第一种焦虑是对男性暴力的恐惧。在理想的言情小说中，暴力的危害性往往受到情节的抑制，被展现为错觉或无害之物。第二种焦虑则是对“女性性意识的觉醒及其对男性的影响的恐惧”。

简言之，失败的言情小说无法使读者从女主人公的经历之中获取情感满足，无法分享在某个伟岸男性的臂弯中完成从身份危机到身份重建之转变的快感。

一部言情小说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读者与女主人公之间会建立起何种关系。

假若女主人公的故事激发了读者的某种激烈的情绪，如对男性的愤怒、对强奸和暴力的恐惧、对女性性意识的隐忧、对枯燥感情生活的忧虑等，那么这部言情小说就会被认定为失败或糟糕。

相反，如果读者在女主人公身上体验到了兴奋、满足、安心、自信、荣耀或力量，那么情节如何设置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让读者在短时间内想象着自己成为另一个人，置身于另一处更好的所在。

她合上书本，闭目回想，会心悦诚服地认为男人和婚姻就是女性最好的归宿。当饱享了精神食粮的她重返日常起居，再度负起家庭的责任时，则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面对生活，坚信自己凭能力可以解决生活中种种无法回避的问题。

通过此种方式，史密斯顿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使言情小说的父权制形式为我所用”。

阅读言情小说的首要“心理收益”源自“永远不变的文化神话的仪式性循环”。60%的史密斯顿女性会在自己认为必要的时候预先翻阅小说的结尾，以确定其情节不会与基本神话的满足感相抵触。

这一事实强烈地表明对于史密斯顿的言情小说读者而言，“供养女人的伟男子”这一基本神话才是最终极、最重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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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取了史密斯顿女性读者所做的一系列评述之后，莱德威终于得出结论：若想充分理解她们阅读言情小说的视角，必须放弃对文本的执迷，而将注意力集中于阅读行为本身。她发现，当被访者在谈话中使用“逃避”这个词来描述阅读的快感时，该词其实身兼两重彼此相关之意。

如我所见，它可以被用来形容读者与男女主角两性关系之间的身份认同过程，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学性的表述来传达对现实的否定。当读者开始阅读一部小说，她都会逃离现实，沉浸在故事里”。

多萝西对莱德威说，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阅读行为是极具威胁性的。对家庭责任的反复强调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史密斯顿的许多女性将阅读言情小说视为给自己的“特殊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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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莱德威援引乔多罗关于父权制家庭的观点指出，“在日常的再生产之中，存在一个失衡的基本结构……在社会及心理意义上，男性是被女性再生产出来的，而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对其自身进行再生产”。

因此，阅读言情小说就成了一种虽渺小但绝非微不足道的情感再生产方式，是“一种虽转瞬即逝却脚踏实地的抵制方式，拒斥了将女性认定为妻子和母亲角色的整体性需求”。诚如莱德威所言：“尽管阅读小说是一种替代性经验，但由其生发的种种快感是真实可触的”。

我想，下述结论应当是合乎逻辑的：史密斯顿的女性之所以重视对言情小说的阅读，是由于小说带给她们的体验迥异于日常生活。读书不仅使女性在生计问题和家庭责任中获得放松与解脱，而且为女性开创了一个专属自己的时空，让她们得以专注于自身的需求、欲望和快感。此外，阅读言情小说还是一种转换或逃避的途径，女性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异乎寻常的生活体验。

解读言情小说一书的最终结论是：想就当下阅读言情小说的文化意义给出绝对化的结论是非常难的。将注意力集中于阅读行为和将注意力集中于文本的叙事幻景往往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前者主张“阅读言情小说是一种抵抗行为，因为女性读者于其中暂时拒斥了社会强加于己的角色定位”，而后者声称“言情小说的叙事结构承载着对父权制社会实践与意识形态的重述与推崇”。研究者必须关注“行为之意与文本之意”之间的差异，只有如此方能对阅读言情小说的文化意义予以充分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