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古典小说《剪灯新话》，在当时的海外广为流传，却因何在明朝国内被封禁？

说到明清著名小说,大家会想到《水浒传》《三国演义》,其实当年还有一部《剪灯新话》也是非常有名的。它是在南京写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被官方明文禁毁的小说。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它在周边邻国大量流传,并对亚洲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遭禁是因为明代最高学府校长上书倡议

《剪灯新话》是明洪武十一年(1378)写成的,永乐十九年(1421)重新校订出版,正统七年(1442)被禁。

它之所以会被禁,与当时的国子祭酒有关,也就是明代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校长。此人叫李时勉,那时刚上任几个月,可是很郁闷,为什么自己精神饱满地走向讲堂,激情洋溢地宣讲四书概要,这太学生们还是打瞌睡呢?于是他晚上到学生宿舍去交流,询问大家都在看什么书,是《春秋》呢,还是《诗经》?没想到学生们看得最多的书,竟是一部《剪灯新话》。

李时勉很惊讶,他知道这是国子助教瞿佑写的小说,听说此人学富五车,还一度在太学讲授春秋左氏传,但他自己没有看过。这位校长有点偏执,他主持太学工作期间,主张“格致诚正”,小说是不能读的。

于是校长从学生那里借了本书,回家挑灯夜读。看着看着,他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于是连夜给皇帝写了奏折,第二天就赶到皇宫去向皇帝汇报这件事。当时的情况是李校长给皇帝上书谈了很多内容,皇帝觉得不耐烦,就让礼部尚书胡滢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会上的人觉得李校长说得有道理,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遭禁毁的小说就产生了。

对于这件事,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薄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禁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诏下礼部议。尚书胡滢等以其言多切理可行……帝是其议。

这些篇目完全是小说家“虚构”的,借以表达特定的思绪。用李时勉的话来说就是“假托怪异之事”。《明史》记载,李时勉“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无法理解,身为朝廷命官为何虚构小说,便只能用“俗儒”斥之。

手法上:“饰以无根之言”

李时勉也很准确地抓住了《剪灯新话》善于“修饰”的特点。这其实是当时评论者的一致结论。兵部尚书赵羾以及礼部侍郎唐岳均认为《剪灯新话》“虽涉怪奇而善形容”,胡子昂说:“阅先生所述多近代事实,模写情意,酝酿文辞,浓郁绝丽,委蛇曲折,流出肺腑,恍然若目击耳闻,惩劝善恶,妙冠今古,诵之令人感慨沾襟者多矣!”

因为善于修辞,作品写得真实感人。桂衡读《剪灯新话》的感受是“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然李时勉以理学自负,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自然无法理解小说以情动人的艺术魅力。

思想上:“邪说异端日新月盛”

传统儒学发展之理学,明初已成为国家之指导思想。李时勉欣赏的是“怀德蕴义、砥行立名之士”,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剪灯新话》的可贵之处恰恰是对传统儒家的用世理想作了深刻的反省。

因为遭到禁毁,《剪灯新话》在国内流传比较少,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它。但是,瞿佑、李时勉等人不会想到,这部小说并没有因为遭禁毁而失去应有的魅力。后来这部遭禁的小说引起了朝鲜李朝人的兴趣,就到大明来把这本小说搞到了,后来又传到日本和越南去了,对亚洲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传播史上一个罕见的个案。

当时,朝鲜李朝正在积极倡导学习汉语,而《剪灯新话》写的正是平民化的故事,并且以情见长,文字又非常浅显,让人读了以后非常感动,于是成了他们喜闻乐见的汉语教材。该国一位文人林芑甚至对该小说作了详细的注解,即剪灯新话句解,对小说中的一些汉字的读音、语意进行详细解析,对于一些李朝罕见稀有的动植物、果实等,注释也极为细致。

朝鲜半岛一开始只知道诗歌、词,不知道还有小说这种文体。金时习,朝鲜李朝的一位著名作家,模仿《剪灯新话》创作了金鳌新话,从此朝鲜半岛有了第一部他们自己的小说。金时习能把握《剪灯新话》“美如春葩变如云”的艺术魅力,同时又具备一流的文学素养,以瞿佑模式载朝鲜李朝文物,在小说中融入本民族文化和自己的独立思考,揭开了朝鲜文学史的新篇章。

《剪灯新话》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经历了由形式到内容、由外表到精神的渗透过程。先是翻译,后是创作,由奇异怪谈集伽婢子到古今奇谈英草纸《雨月物语》,均有《剪灯新话》的影子。

不过《剪灯新话》在日本的流传与接受,也反映出中日两国审美与文化的差异。沿着瞿佑的轨迹,日本作家上田秋成的思考进一步深入,他的白峰客观上肯定了造反精神,肯定了舍弃道德考量的“魔道”精神,形成了别具日本风格的作品。

在越南,也有对他们的文学作品产生巨大影响的仿作出现。其著名作家阮屿就模仿《剪灯新话》创作了传奇漫录,两位作家进行着跨民族、跨时代的隔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