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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赛尔(Elie Wiesel)以意第绪语写成的自传体作品《夜》，已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语文，第一个英文译本是1960年出版的，今年年初又推出了由维赛尔的妻子亲自翻译的新英文版，受到各方重视。

维赛尔出版了四十多本著作，《夜》是这些著作的核心。维赛尔的贡献不只体现为文学创作的成就，更体现在站出来为纳粹集中营的受难幸存者向世界“作见证”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行动。维赛尔的名字因此与“幸存者”和“见证”连在了一起。

遗忘和死亡

《夜》被不同的读者称为个人回忆、自传叙述、虚构性自传、非虚构小说或人性记录。但从根本上说，它是维赛尔自己所说的那种“见证”。他说：“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那就是‘见证’(testimony)。我们都曾是见证者(witness)，我们都觉得应该为未来作见证(bear testimony)。这成为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夜》是纳粹集中营里的15岁少年埃利对个人体验所作的简要叙述。他用一种卡夫卡式的清澈观察，把读者带入一个怪诞的世界，让读者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面前，不能不惊愕地睁开眼睛。尽管他并不对大屠杀事件本身作出评说，但我们却可以听到他那种“作见证”的声音。维赛尔说过，“《夜》里面的那个孩子，他说孩子的故事，年龄太大了。”故事中的那个“我”几乎一下子就从孩子变成了老人。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跌入一个沉默恐怖的茫茫黑夜。从熟悉的人间世界进入恐怖的死亡世界，是一个噩梦旅程。在这个旅程中，“我”不仅见证了父亲的肉体死亡，而且也见证了自己的灵魂死亡。

死亡和遗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见证中，活人叙述发生在死亡世界中的故事。这是活人一般不相信的故事：一个人既然已经到了死亡世界，又怎么还能活着回到人间，讲述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夜》中的教堂执事莫舍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莫舍在哈西迪犹太教堂当杂役，埃利家乡锡盖特的犹太人都很喜欢他。莫舍不是锡盖特本地人。1942年，当匈牙利警察从锡盖特驱逐“外国犹太人”的时候，莫舍被送上了专门运送牲畜的火车。

遗忘刚刚从自己眼前消失的其他受难者，成为受害者逃避现实的写照。从1938年到1944年，匈牙利的统治者有的积极与纳粹合作，有的则并不积极，匈牙利犹太人根本弄不清自己的真实处境，许多人都有不现实的偏安心态。“教堂执事莫舍”被驱逐出锡盖特以后，日子一天天过去，锡盖特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和平静，“这些遭受流放的犹太人很快就被人遗忘。在他们离开数天之后，有人说他们被送到加里西。他们在那里工作，甚至很满意这样的安排。”

但是有一天，莫舍回来了。他向锡盖特的犹太人反复叙说亲眼目睹的灾难，但人们不想听。锡盖特的犹太人都说，“他希望我们同情他的遭遇”，或者说“可怜的家伙，他疯了”。只过了一年多，1944年4月，莫舍的命运就降临到所有锡盖特犹太人的头上。莫舍是一切讲述难以令人相信的灾难故事者的新角色原型。他的故事太可怕，超出了听者的想象，威胁着听者的心理平静，因此注定要受到听者的怀疑甚至憎恨。许多见证者都会因此陷入沉默。

讲述夜的故事

《夜》是一部作见证的作品。维赛尔讲述夜的故事，是在做和莫舍一样的事情。维赛尔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记忆的重要，更是记忆的困难。灾难的一个征兆，就是人记不住他该记住的事情。锡盖特的犹太人先是把莫舍和其他“外国犹太人”忘到了脑后。后来，德国纳粹在锡盖特圈建了两个犹太人居住区。“小区”里的犹太人先被押解走了。才过了三天，“大区”里的犹太人就已经把他们忘了。随后，“大区”里的犹太人也被押解走了。

犹太人被像牲口一样押上了火车，挤成一团，“车门被钉死了，断了后路”。火车驶过黑夜，一个挤在人堆中的女人不断地吼叫，“着火了！我看见火！”她疯了。她的叫声使车厢里的人胆战心惊。年轻人开始打她，叫她住嘴。他们听说奥斯维辛是一个工作营，条件很好，家人可以住在一起。他们根本不想听到火和焚尸炉这一类的事情。火车开进奥斯维辛的时候，车上的人才看到真的有火光，焚尸炉的火光。但这时他们已经把那个疯女人忘了。

苦难模糊人的意识，在极端的恐惧和暴力之下，人的整个身心都被求生意识所占据，当埃利和其他犹太人在冰天雪地中被押上从一个集中营向另一个集中营转移的“死亡之旅”时，他和所有其他犹太人一样，想到的只是如何活下去。埃利的同伴扎尔曼倒在地上，被后面的人踩死了，“我很快就忘了他。我又开始想我自己的事情。”埃利始终挣扎在“记不得”和“不能全忘”、“忘不掉”和“记不清楚”之间。

对他来说，无论神志如何麻木，在绝境中保留(哪怕是零碎的)记忆，成为受难者不至于彻底落入人性泯灭深渊的惟一希望。在奥斯维辛，当犯人谈论上帝和自己命运的时候，埃利意识到，自己只是偶然才会想起失散的母亲和妹妹的命运。集中营的苦难让他麻木，但毕竟还有这样片刻的清醒。这时候，他记起的不仅是母亲和妹妹，还有自己对他们的忘却和因此而感到的愧疚。埃利还始终记得拉比埃里亚胡的儿子如何在寒冬的死亡跋涉途中抛弃了自己的父亲。因为记得这件事，埃利不断地向上帝祷告(尽管这时他已不再相信上帝了)，恳请上帝给他力量，让他不要做出这种事情来。

埃利对父亲的记忆交织着一种自然的忘却和努力的记忆。在这里，记忆几乎成为一种对人的自然忘却的抵抗。在布肯瓦德集中营，埃利的父亲得了恶性痢疾死了，没有人为纪念他而祷告，也没有人为他点燃蜡烛。极度疲倦的埃利一觉醒来，记起自己还有一个父亲，“我甚至流不出眼泪。在我生命的深处，在我那已经衰弱不堪的良心角落里，我也许还能搜寻到一点什么——那就是，我到底自由啦！”埃利是带着罪恶记起自己当时的感觉的，父亲死了，埃利在最沉重的时候反倒觉得轻松。埃利这个见证文学的主角既不是殉难英雄，也不是反抗者。他是人性灾难的受害者，不仅是因为他遭受了身心的残害，而且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人性也在一点一点丧失。

被苦难扭曲的人性

在见证文学中，客观事实和对事实的主观感知通过“象征”糅合在一起，对于维赛尔，“夜”就是起这种关键作用的象征。夜代表的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一个充满恐怖和残忍的世界。夜的可怕在于统治这个黑暗世界的是仇恨、暴力和对人的极度蔑视和轻贱。夜是一个因为难以想象而变得怪异、反常和非理性的世界。当一个人能够接受夜的合理性，把夜接受为正常秩序的时候，他也就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一部分了。

一连串的“最后一个夜晚”标志着埃利命运的急速改变。在家里的最后一个夜晚，在犹太圈押区的最后一个夜晚，在火车上的最后一个夜晚，直至到达奥斯维辛的那一夜，“在过去几个小时当中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已经弄不清是什么时间了。我们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呢？什么时候离开犹太区的呢？什么时候离开火车的呢？是不是才一个星期呢？是不是一夜———才一夜的时间呢？”夜带来恐惧，也带来放纵。在押解犯人的牲口车厢里，漆黑一团，青年人相互调情，大家都因为别人看不见而随处大小便。到了奥斯维辛，最黑暗的夜降临了。埃利和其他犹太犯人走过一排烟囱，茫然不知所措，“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僵住了。这真是一场噩梦吗？一场不可想象的噩梦？”

在死亡、暴力和恐惧的黑暗中，不只是纳粹，就连犹太人对待犹太人也充满了不人道，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父子这种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开始变得残忍和无情。在见证文学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受害者所经受的苦难，而且是苦难对受害者本身的道德扭曲和非人化效果。

受难者可怕的人性堕落发生在去布肯瓦德集中营的牲口车厢里。有人往车厢里投进一块面包，看里面的犯人相互争抢取乐。埃利看到一位老人抢到了一小块面包，就在老人要把面包放进嘴里的时候，有人向他扑来，一面打他，一面抢那块面包。老人叫喊道，“迈尔，迈尔，我的儿啊，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爸爸啊！……你弄痛了我，……你要害死你爸爸了！我抢到了一些面包，……给你也抢了一点，……你也有的……”但是儿子急不可待地从父亲手里夺去了面包，父亲瘫倒在地，发出微弱的声音，死了。就在儿子开始吞食面包的时候，另外两个人向他扑来，别的人又再扑过来。埃利眼前的景象是，“当人群散开时，我旁边躺着两具尸体，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

《夜》中父子间的残忍和无情，都发生在儿子身上。埃利看到的是坏儿子，而不是坏父亲，是因为在观察和回想中投射着他自己的罪感。虽然他没有做出抛弃和残害父亲的事情来，但他心里明白，他并不比那些犯有罪行的儿子好到哪里去。苦难对于人性的毁灭之所以可怕，在于人人无法幸存，只是时间的迟早和程度的差别而已。在这样的见证文学中，苦难带给人的不是磨炼意志最终升华精神的机会，而是一种把人拖下非人深渊的可怕力量。那种不损及人性，甚至还能帮助提升人性的苦难，实在算不上真正的苦难。

噩梦世界中的死灵魂

“苦难”的可怕，在于它像一场瘟疫，将绝望、麻木、幻灭和道德虚无的细菌散布到每个灵魂。在集中营，埃利眼见父亲受到监工的虐待。父亲腹绞痛，低声下气地问工头厕所在哪里。那工头随手就是一棍子，把父亲打得像牲口一样手脚并用往回爬。埃利根本没有想到要出来帮助父亲，只是僵直地站在那里，不敢出声。恐惧改变了他的人生价值，“我一动也不动。我是怎么啦？父亲刚挨了打，就在我的眼前，但我连眼睫毛也不动一下。我只是看着，不出声。要是昨天，我准会用手指甲掐那恶棍的肉。我已经变了这么多？变得这么快？”

又有一次，父亲被工头用铁棍打了个半死。埃利责怪的居然是他的父亲，“我一动不动地从头看到尾。我一声不响，我只是在想，怎样才能把父亲引开，我自己才不至于挨打。不只如此，我当时生气，不是为工头，而是为我父亲。我生父亲的气，怪他不懂得避开气头上的监工。集中营的生活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对于这个15岁的少年，求生的意识取代了任何别的意识，怜悯、同情、愤怒、怨恨，统统成为多余的感情。

人不再能把持自己，人甚至再也认不出自己，这就是噩梦世界。当布肯瓦德集中营最后被美军解放的时候，埃利和别的犹太人完全没有欢欣鼓舞的感觉，只是直奔食品存放处，“我们想的只有这个。不是报仇，不是自己的家人，只是面包。就是在吃饱了以后，还是没有一个人想到报仇。”埃利食物中毒，大病一场之后，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这是他离开锡盖特后第一次照镜子。他看到一个陌生人，一个黑夜的少年，在看着自己，“从镜子的深处，有一具尸首在朝我看。那眼神，我再也没有忘记。”那个尸首般的人，不只是形容枯槁的“我”，而且是灵魂已经死去的“我”。

埃利的名字Eliezer，它的意思是“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因为埃利的可怕经历，这名字变得充满疑问和讽刺。就像《圣经》里的约伯一样，埃利对上帝发出他的责问，“我同情约伯。我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我怀疑他的绝对正义。”从信仰到幻灭，成为见证文学的一个主题原型。一切因无端的苦难、折磨、恐惧和死亡而变得不再相信“天理”或“上苍”的人，经历的都是与埃利差不多的转变。

不只是埃利，即便是十分虔诚的犹太人也失去了信仰。一位从波兰某小城来的拉比，平时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热诚祷告，“他能够整页地背诵《塔木德》(阐述犹太教律法与道德规范的著作)”，一个人还能自问自答地辩论经义。有一天他对埃利说，“完了，上帝已经不与我们同在。”在谈到犹太人能否被苏军援救时，另一个犹太人说，“不可能，因为希特勒说过，犹太人全都得死。”埃利问道，难道希特勒是先知？那个犹太人回答，“我相信希特勒胜过任何人。只有希特勒才真正能够说到做到。”上帝要一个人生，那个人未必能生；但希特勒要一个人死，那个人就非死不可。在纳粹的噩梦世界里，希特勒是它的绝对主宰，也是理应受到万众信赖和崇拜的神癨！

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即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向世人叙述苦难的经历、痛苦和创伤，为苦难作见证。在“是见证”和“作见证”之间，并不存在着自然的等同关系。从“是见证”到“作见证”，是一种社会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行动的质变过程。

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有表述能力和对其他受害者的责任心，而且还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公众，要有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成为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各种人道灾难和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的受害者才不至于永远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他们也才有可能像维赛尔那样告诉这个世界，“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