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杀朱祁镇是为了以此为要挟,来攻打北京好让明廷开城投降。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北京明廷却另立皇帝,让也先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到后来,围攻北京城而不下,让也先认清现实,开始何谈,企图能签订城下之盟,而朱祁镇却是谈判的筹码,自然没有杀掉的道理。到后来朱祁镇反倒是烫手的山芋,也先急于归还给明朝。
一、瓦剌的兴起及其南扰
1.瓦剌的崛起
明英宗正统(1436-1449年)时,蒙古族瓦剌部的脱懽及其子也先崛起。脱懽是永乐时被封为顺宁王的马哈木之子。马哈木死后,脱懽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袭封。宣德九年(1434年),脱懽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悉收其部”。正统初,脱懽又杀瓦剌部的“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于是蒙古瓦剌、鞑靼各部皆归脱懽统率。脱懽“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以先所并阿鲁台众归之”。脱懽则“自为丞相”。
脱脱不花系原来元皇室的后裔。因为多数蒙古人愿以成吉思汗子孙作蒙古可汗,所以当一些大部落的首领在各部之间的战争中抢得权力以后,就往往拥立元皇室后裔作傀儡。这些傀儡,就成为蒙古族各派之间权力争夺中的工具和牺牲品,早在永乐时就已是这样,如“自顺帝(妥懽贴木尔)之后,传爱猷识理达腊,至坤帖木儿,凡六辈,相代瞬息之间,且未闻一人遂善终者”。
当时脱懽虽在众议的逼迫下,表面上推奉脱脱不花,“实不承其号令”。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死,子也先嗣,称太师淮王。“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向明朝政府朝贡时,脱脱不花和也先各自派遣使臣,“主臣并使”,而明朝政府也两边应付,赐予的物品都很优厚。正当明朝对缅甸用兵时,也先拚命扩张其势力。
2.也先的南下扩张
也先首先向西北方向发展,“与沙州、赤斤蒙古诸卫达成姻亲”。到正统九年,竟置甘肃行省,并授罕东诸卫都督讷格(喃哥)等为平章知事。
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发兵裹胁沙州、罕东及赤斤蒙古等围攻哈密卫,俘掳了明朝所封的忠顺王倒瓦塔失里之妻及母,后放回哈密,并逼胁忠顺王到瓦剌去。倒瓦塔失里数次派使者向明朝政府告难求救,但明朝政府只是“敕令诸部修好”,却不发一兵一卒前去救援。倒瓦塔失里求救无门,在瓦剌武力的威通下,乃于正统十三年去瓦剌。
从此哈密卫就为瓦剌所控制哈密为西域要道,明初于此建立卫所,以此为西陲屏蔽,至此为也先所控制,使得明朝与西域的交通受到了阻扰,在甘肃方面的边防更为吃紧。
也先在“役属西北诸部”的同时,又把他的势力向东方发展。正统十一年,率兵攻打兀良哈三卫,派使者到大同要明朝供应他们粮食,并要见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实际上这是对明朝的一种试探,看明朝政府对其攻打兀良哈抱什么态度。
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告诉郭敬“毋见,毋予粮”,既不谴责也先的侵扰活动,也不派兵援助兀良哈,竟坐视也先“破兀良哈,胁朝鲜”。这时,也先的势力向东扩展到辽东地区,向西伸展到今天的新疆、青海等地。面对瓦剌势力的扩张,明廷较有见识的官员都知道也先必将起兵攻掠内地,纷纷向明英宗朱祁镇上疏。
正统八年,侍讲学士刘球针对当时的弊政提出了十桩应该改革的事情。其中对瓦剌的问题,他指出:“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因此他建议整顿兵制,杜绝私役军士,及时训练京边官军。整理军屯、盐法,充实军粮,“以厚储蓄”。
王振看了奏疏,认为是指责他的,立即将刘球逮捕,并私自派锦衣卫指挥马顺于狱中杀害了刘球。内使张环、顾忠及锦衣卫卒王永等对王振的暴虐十分愤恨,把王振的罪恶写成榜文张贴到大街上,一再匿名数振恶,揭通衢”。这些人也都被王振杀害了。
正统十年,兵部尚书邝埜又和廷臣一起上疏:“请增大同兵”,“罢京营兵修城之役,令休息以备缓急”。但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两人一味寻欢作乐,对臣僚的奏疏根本不加闻问,不采取任何战备措施。王振甚至仍不断地阴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也先每岁以良马等物赂振及敬以报之”。
也先还通过进贡向明朝政府讹诈财物,正统四年(1439年)以后,瓦剌每年来北京的贡使达三千余人。大同地区每年对“贡使”供应费达三十万两。这些贡使进入内地以后,“往来多行杀掠”对沿途人民的骚扰十分严重。当明朝政府所赐的财物不能满足他们时就“辄造衅端”。
正统十四年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作称三千人里,向明朝政府邀赏。瓦剌的贡使冒领赏赐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主振本来就与瓦剌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以往瓦剌贡使冒领赏赐时他都加以庇护这次,王振却叫礼部按贡使实有人数给予赏赐,并轻易减去马价五分之四。
贡使回报了这情况后,也先勃然大怒,借口明朝使者去瓦剌时曾答应嫁公主给也先的儿子,这次贡马是聘礼,而明朝失信“答诏无许姻意”,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锐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
二、土木堡之变
1.仓皇北伐
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鼓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朱祁镇和王振竟儿戏似地要在几天内把出征事项准备齐全。
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官军操练者,人锡银一两,胖祆裤各一件,输鞋两双。行粮一月,作炒麦三斗。兵器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把总、都指挥,人加赐钞五百贯”。由于时间仓促,发放这些军需物资时十分混乱。
当时在宣府、大同等地的仓储都缺乏粮草,户部只好急令“山西布政司及顺天保定等七府夏麦秋粮,原定口外交纳者,悉令抵斗收豆,赴大同、宣府等处交纳”。又“令太原府所属近北州县各起民五百名采刈秋青草”。这样恶劣的物质条件,对军事行动当然非常不利,但朱祁镇和王振这一对昏聩骄妄的君臣却一意孤行。
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和王振率领五十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军内自相惊乱。十九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兵部尚书邝埜在行军中跌下马来负重伤,勉强支撑着随行。因军心不稳,土兵人人怀着疑惧心理,更加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王振却不管军队实际情况,盲目催促进军。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苦苦劝谏,却被王振罚跪于草中,直到傍晚。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人,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还要坚持北进,随从的文武大臣纷纷上章请回,王振不听劝说。初二日,王振的同党镇守太监郭敬把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虏计,振始惧”,第二天下令班师。
2.如同儿戏的撤退
王振是蔚州人,起先想从紫荆关退兵,让明朝皇帝于退兵时经过他的家乡,“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已经走了四十多里路,王振又怕大军到蔚州损坏他的田园庄稼,就命“复折而东”,奔向宣府。大同参将郭登得知这一情况后,急忙告诉学士曹鼐、张益说:“自此趋紫荆,裁四十余里,驾宜从紫荆入。”王振不听。初十日,明军退到宣府,这时瓦剌大队骑兵追袭而来。朱祁镇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帅兵断后拒敌,皆战死,又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三万骑前去救援。
朱勇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军的包围,“敌于山两翼邀阻夹攻”,三万骑兵被“杀掠殆尽”。朱勇和薛绶也都战死。朱祁镇和王振在退师中不断遭到瓦剌军的袭击,异常惊慌。十三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离怀来城仅二十里,随从的文武官员都主张“入保怀来”,王振以“辎重千余辆未至,留待至”。邝埜一再要英宗“车驾疾驱入(居庸)关”,组织精锐的部队断后拒敌,皆被王振阻止不报。邝埜又到行殿力请,王振怒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邝埜回答说:“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喝令卫士硬把邝埜扶出,“遂驻土木”。
第二天朱祁镇想继续行进,但瓦剌军已紧逼明军,无法移动。土木堡地高无水,掘井深二丈亦不得水,人马两天不饮水,十分饥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已被瓦剌军所占据。也先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军,瓦剌军越聚越多,守麻谷口的都指挥郭懋拒战一夜。十五日,也先伪退,并派使者到明军处讲和。朱祁镇命曹鼐起草诏书,派通事两人随来使去也先军营。王振看到瓦剌军向后撤退,又派使者来议和,不作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军士跳越壕堑而行,行伍纷乱。明军刚一移动,行未三四里,瓦剌军就四面围攻,明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
瓦剌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乃下马盘膝面南坐,有一个瓦剌土兵要剥取他的衣甲,看到朱祁镇的衣着与众不同,就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明朝皇帝就这样作了瓦剌军的俘虏。
在混战中,随从朱祁镇的大臣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铭、王永和等五十余人皆战死。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数人侥幸逃出。王振则于战争中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说:“吾为天下诛此贼!”太监喜宁投降瓦刺,把明朝内部的虚实情况完全告诉了也先。“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朱祁镇所率领五十万军队是明朝京军的所有精锐,儿乎全部被王振断送,死伤过半。
“其实虏(瓦剌军队)众仅二万”。战争过后一个月,九月十日,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告称:近日来在“土木拾所遗军器,得盔三千八百余顶,甲一百二十余领,圆牌二百九十余面,神铳二万二千余把,神箭四十四万支,火药一十八桶”。由此可见明军损失的惨重。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三、北京保卫战
1.英宗被俘后
英宗朱祁镇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被俘到也先弟赛刊王营,地雷家站(今河北宣化县东南),赛刊王在盘问他时,朱祁镇却反问道:“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赛刊王感到朱祁镇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去告知也先:“部下获一人甚异,得非大明天子乎?”
也先即派尚留在瓦剌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辦认,证实是明朝皇帝。也先狂喜大喊道:“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统天下,今果有此胜。”也先问他的部下如何处理明朝皇帝,有人主张杀了以泄恨,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力主留下来。
也先自己也想以此来要挟明朝政府,于是就把朱祁镇送到伯颜帖木儿营里管押,只留被俘的校尉袁彬和他在起,后来又叫原被扣押的明朝使者哈明(即杨铭)去作伴。
十六日,朱祁镇让袁彬给明朝廷写信,告诉他被俘的情况以及讨要珍珠金银去赎他。信交由日前来瓦剌军营充使者的千户梁贵送去。梁贵先把信送到怀来,再由怀来守将复遣人送到京师,于当夜三更从西长安门递进皇宫,皇宫里一片惊惶气氛。
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马上搜刮皇宫里的金宝文绮等珍贵财物,装驮了八匹马,于十七日午派太监运送到居庸关外去找瓦剌军营,企图把朱祁镇赎回来。这种用金帛赎回皇帝的设想,当然不会实现,朱祁镇却被也先所率的蒙古骑兵带至宣府转到大同。
皇宫里把土木之败皇帝被俘的消息封锁起来,没有向朝臣们公布。但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土兵,“疮残被体,血汙狼藉”,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北京街头上,问他们皇帝的情况,都说不知道:十七日,百官会集于阙下,“私相告语,愁叹惊惧”。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系宣宗朱瞻基次子,英宗朱祁镇之异母弟,英宗即位时封郕王,时年二十二岁),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
“群臣聚哭于朝”,不知所为。”翰林侍讲徐珵急忙跳岀来鼓吹天命,惑乱人心,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当时许多大官富户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纷纷南逃。徐珵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土木之败以前,他看到边防形势紧张,预感到瓦剌必将入犯京畿,在同僚中间传播失败情绪并把他的眷属送回南方苏州老家。这时他又在朝廷上公开鼓吹逃跑主张,当即遭到主战派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坚决反对。于谦大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徐珵不敢复言太监金英把徐珵叱出。在于谦、陈循、王直以及商辂、王竑等爱国官员坚决主战的激励下,朱祁钰和皇太后才下抗战的决心,并把战守的重任付托给于谦。
2.北京保卫战
正当于谦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时候,瓦剌军又大举进犯,妄想长驱直入夺取北京,逼明朝南迁。正统十四年(149年)十月初一日,也先和脱脱不花率领瓦剌军拥挟着朱祁镇至大同,“诡称奉上皇还”。大同守将郭登严兵为备,“遣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也先知道郭登已有准备,不敢攻,绕过大同南进。郭登立时将瓦剌进犯情况驰报京师。初三日,瓦剌军前哨精骑二万已抵紫荆关北口,另一路瓦剌军则从古北口进犯。初四日瓦剌军三万人过洪州堡进攻居庸关,又转攻白羊口(居庸关西南)。初八日白羊口守将谢泽战死,白羊口被瓦剌军攻破。
明廷接到郭登的战报后,京师即行戒严。初五日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朱祁钰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将士皆受节制,召集文武大臣商讨战守策略。成山侯王通主张挑筑京师外城壕。总兵官石亨提议“毋出师,尽闭九门,坚壁以老之”。于谦坚决主张到城外去迎击敌人,说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
立即分遣诸将帅兵二十二万列阵于京师九门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杨节阵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于谦把兵部的日常事务交侍郎吴宁处理,自己亲自至德胜门石亨军营,参加抵御瓦刺的战斗。
初九日下令有盔甲军士但今日不出城者斩”。等到各部军队皆出至城外部署完毕后,“悉闭诸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自己则“率先士卒,躬饗甲冑”,“以示必死,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准备迎击瓦剌军。
初九日,也先抵紫荆关,督促瓦剌军加紧攻关。投降瓦剌军的明朝宦官喜宁引导瓦剌军由山间小路越过山岭,腹背夹攻关城,守备都御史孙祥、都指挥韩清战死,紫荆关才被攻破。瓦剌军队便由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逼北京。十月十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朱祁镇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当天,都督高礼、毛福寿袭击瓦剌军于彰义门北,杀敌数百人,夺还被瓦刺军所掠千余人。也先看到明军阵容严整,不敢贸然进攻。喜宁就唆使也先要明朝派大臣迎接朱祁镇,借议和试探明朝的虚实。
明朝不派大臣“迎驾”,以通政使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带着羊酒出城到也先营去见朱祁镇。也先让朱祁镇带刀坐帐中,也先自己和伯颜帖木儿等皆全副武装,披甲冑张弓矢,引王复、赵荣进见。也先不受羊酒取看番字公文,朱祁镇看汉字公文。也先对王复等说:“尔小官,可令于谦、王直、石摩、杨善等来,并索取大量金帛财物。
朱祁钰和些廷臣有地动摇想议和,派人去问于谦。于谦回答说:“今日止知有军旅,它非所敢闻”在于谦的坚持下,也先的议和流计没有得逞。
十三日于谦、石亨率军与瓦剌军战于德胜门外。瓦剌军进抵北京城下后,曾派散骑到德胜门来窥探明车的阵势。于谦判断瓦剌军可能要在这里进攻,就叫石亨预先领兵埋伏于道路两旁的空房中,明军派少数骑兵去迎战旋即假装败退,瓦剌军以万余骑追来。等瓦剌军逼近时,神机营的火炮、火钪齐发,同时石亨所领伏兵突起夹攻。明军副总兵范广,“跃马陷阵,部下从之,勇气百倍”。瓦剌军大败,也先弟平章孛罗卯那孩在瓦刺军中有“铁元帅”之称,在这次战斗中也被范广所部的火炮击毙。
瓦剌军随又转至西直门进攻明军,明军守将都督孙镗即率军迎战。战斗十分激烈,孙镗斩瓦剌军的前锋数人,敌军稍向北退,孙镗率军追击。瓦剌车增兵合围孙镗,孙镗尽力拼杀,但因兵力单薄,支撑不住,退到城边。给事中程信于城上发炮轰击瓦剌军。高礼、毛福寿率兵来助战,石亨也派兵来援,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退去。
这次战斗后,于谦根据战斗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重新作了部署,加强了西直门和彰义门之间的军事力量,命都督毛福寿等“于京城外西南街巷要路,堵塞路口,埋伏神铳短枪,以待策应”。派佥都御史王竑往毛福寿、高礼处提督军务,与孙镗一处屯兵。并要他们与彰义门方面加强联系,遇有紧急情况,“互相应援,不许自分彼此,失误军机”。瓦剌军在德胜门和西直门遭到挫折后,就在彰义门组织进攻。
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往彰义门迎战瓦剌军。明军“俱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挫败了瓦剌军的前锋。但这时明朝方面有数百骑想要争功,自后跃马冲出,冲乱了阵营,瓦剌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剌军追到土城,土城一带的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瓦剌军受到阻遏。王竑、毛福寿也闻讯赶来支援,瓦剌军看到援军的旗帜,不敢恋战,仓皇退走。
这次也先率瓦剌军深入京畿,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旦夕可下。但经过五天的战斗,皆被击败,议和“迎驾”的诡计又未得逞,也先感到沮丧,瓦剌军的士气低落。明军自接战以来,屡获胜利,士气旺盛。
而攻居庸关的五万瓦剌军,因天大寒,明朝守将罗通,“汲水灌城,冰坚不得近”。经过七天的战斗,瓦剌军的进攻都被击退,罗通三次出关追击,斩获无算。也先又听得明朝的援军将集,恐断其归路,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也先拥挟着朱祁镇先退,于谦侦察到朱祁镇已走远,就命石亨等举火发大炮轰其营,瓦剌军死者万余人。也先率瓦剌军自良乡向西退去,沿途大掠,在昌平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长、献、景三陵寝殿和供器。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
四、朱祁镇南归
也先自从在土木战役中俘获明朝皇帝朱祁镇后,原以为奇货可居,欲利用朱祁镇来诱破明朝的城、关,来向明朝索取金帛财物。这一招,起先也确实起过一些作用,但明朝政府在于谦的主持下,传谕各边镇“瓦剌奉驾(朱祁镇)至,不得轻出”。
而每当也先派使者来言“送驾“议和,或朝中大臣提到迎还朱祁镇时,于谦总是说:“社稷为重,君为轻。”所以到后来朱祁镇这个奇货就变成了“空质”,也先留着他就根本不起什么作用了。
也先不断发动对明朝的战争,不仅山西、京畿等地连年遭受战争的破坏,蒙古各部族也深受其害,并使得汉族和蒙古族之间的交往和贸易中断,失掉了通贡和互市的好处,这对北方各族人民都很不利。因而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反对也先的人愈来愈多。
在上述情况下,也先也只好与明朝讲和。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也先授意阿剌知院派完者脱欢等五人到北京,申述也先有诚意送朱祁镇回来,愿意与明朝讲和。
景帝朱祁钰不愿他的哥哥朱祁镇回来,怕来抢他的皇位。而当时大臣们都主张速派使臣去迎回朱祁镇,于是景帝就召群臣议于文华殿,吏部尚书王直奏说:“上皇蒙尘,理宜迎复。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朱祁钰听了很不高兴,说:“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群臣听了不知所对。
于谦觉得这次也先遣使来议和较有诚意,便从容地对景帝说:“天位已定,孰敢他议?答使者,冀以舒边患,得为备耳!”景帝听到皇位不再改动,才放下心来说:“从汝,从汝。“但是景帝内心还是极其不愿朱祁镇回来。于是在数次往来敕书中均为提及迎回朱祁镇的事,尽管也先一心想利用迎回朱祁镇来议和。景泰元年八月初二日,也先给朱祁镇饯行,并派遣头目七十人护送,取道宣府进京。
朱祁钰是不愿意他哥哥回来的,因此,他规定迎接朱祁镇的礼仪非常简慢,只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十五日朱祁镇等到北京,在安定门易法驾,由安定门进东安门,百官于此朝见。景帝也于东安门谒见朱祁镇,双方表示了授受帝位的形式上的礼节后,遂把英宗朱祁镇送进南宫(今北京市南池子)。
景帝重用于谦等人,打退瓦剌进犯,功垂史册,他继位做皇帝是很得人心的。朱祁镇回来后,也先就派使者来明朝,恢复了“通贡”和互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