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在表现内容叙事风格

语言和美食吧,一些文笔的时候,会带一些方言或者是地方上的饮食之类的,小说里主角的背景或者是习惯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用理性关照一切，传统的叙述者大多采用的是高于生活、高于故事人物的视点。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 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已经不再凭借理性或理念的力量站到高处，俯视生活、俯视人物，而是放弃自己的思想武装，解除作者的特权走进芸芸众生，用下沉的视点去观察生活，观察作品人物的一举一动。

新写实小说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在社会转型时期，和“先锋小说”同时或稍后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

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用理性关照一切，传统的叙述者大多采用的是高于生活、高于故事人物的视点。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

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总是以人类的导师自居，他们总是期望自己的小说能够成为人类生活的教科书。他们把自己与读者的关系看成牧师与信徒的关系，把自己与故事人物的关系认定为裁决者与竞赛者的关系。所以，现实主义小说在讲述故事时，总是夹杂着大量的非叙事话语，那怕是最具含蓄风格的文本，作家也会在整体上运用象征或隐喻等修辞性评论的方法显示自己的价值或情感取向。新写实小说的作家由于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也就失去了价值判断的尺度，失去了情感天平的砝码，新写实小说的叙述也就只能是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只能是“零度状态”的叙述。在大部分新写实小说中，叙述者往往都是充当单纯的旁观者或书记官的角色，他不像传统小说的叙述者那样随意对故事人物作种种的心理分析，在客观、平静的叙述中也很少夹杂解释、说明、议论、抒情等非叙事话语 ， 即便偶尔发表意见，多半也是采用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把自己的倾向或情感取向含混在故事人物的意识之中。这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可以说是新写实小说家自觉的、有意采用的客观化叙述策略，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他们放弃理性、放弃理念之后无可奈何的叙述选择。

从故事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要求小说中的任何情节、细节，都必须发挥一定的功能，承担不同的责任；要求作家根据第二能指的需求确定故事情节的取舍，根据因果链条的需要，组织情节的发展。所以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大都是一个具有因果承接关系的封闭性的艺术整体。其中总有一个主要人物或中心事件象一根红线贯穿作品的始终，且大都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但是在新写实小说中，由于拒绝意识形态阐释，由于缺少终极的价值指向，情节的发展往往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故事也大多以平面化零碎化的状态呈现，从而构成一种似乎是未经任何选择加工“生活流”或“叙事流”状态。不重情节结构的戏剧化，追求叙事方式的生活化，不重情节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而重生活“纯态事实”的原生美，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曲折，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也就成为典型的新写实小说的“生活流”叙事特点。

新写实小说是近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文学倾向，“新写实”现象最早受到评论界比较集中的关注，是1988年秋在无锡举行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研讨会上。新写实小说既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在社会转型时期，和“先锋小说”同时或稍后出现的就是“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用理性关照一切，传统的叙述者大多采用的是高于生活、高于故事人物的视点。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方方的《风景》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小说中，叙述者被设置为一名死者即那个夭折的幼婴，他宁静地观察自己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的生活流水般地讲述他所看到、听到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的智力判断力 、甚至人生的经验明显不如故事中的任何人物 。当然，《风景》叙述者的安排是新写实小说中一个极端、特殊的个案，但哪怕在《烦恼人生》、《一地鸡毛》这些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觉叙述观点的作品中，读者也很难感觉到叙述者或隐含作者高于印家厚、高于小林的地方 。 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已经不再凭借理性或理念的力量站到高处，俯视生活、俯视人物，而是放弃自己的思想武装，解除作者的特权走进芸芸众生，用下沉的视点去观察生活，观察作品人物的一举一动。

环形结构

在传统生活当中有吸收的分析这种方式表现了人生的某些方面的意义因此呢我也觉得我这样做的话还是非常的有个人的情感和太在传统生活当中有吸收的分析这种方式表现了人生的某些方面的意义因此呢我也觉得我这样做的话还是非常的有个人的情感和太

94年诞生了很多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皮特和阿汤哥唯一一次合作的《夜访吸血鬼》，吕克贝松的杀手莱昂，当然少不了这部鬼才昆汀的《低俗小说》。IMDB排名第五说明影坛对这部影片的高度认可。

一部由几个小的短篇构成的故事，短篇本身充其量也就是一般的“低俗小说”，一对情人抢劫餐馆，瘾君子吸毒过量，拳击手被黑帮老大追杀，黑帮小混混“办事”……就是这样一些美国黑帮惯用的老段子，在昆汀手上，却成就了一部精彩的《低俗小说》。

至于原因，想必只有一个，就是那富有想象力的多段换装结构。把一系列在时间轴上连续排列的故事打乱，构成一个时间环，然后随意取一个起点，事件就以这个时间环上的顺序开始叙述。一件事情，一个场景，往往被多角度的描述。而这个事件中的主角，往往在另外一个事件中成为配角。虽然听起来很复杂，事情被打乱了，没有逻辑性，但昆汀高超的叙事技巧让整个故事清晰明了，完全没有晦涩感。看似随意的安排，其实是必然的发展。而这个蓄意的换装结构，也揭示了故事中一系列暴力的、黑暗的事件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暗示暴力的时间就像一个环一样，没有终点。

影片没有主角，各个时间通过一些人物串联起来。故事分开始的序幕以及四个正文“朱尔斯和文森特”、“文森特和马沙的妻子”、“金表”、“邦妮的处境”构成。“文森特和马沙的妻子”中的主角文森特在“金表”中成了出场就被打死的龙套角色，“金表”中的主角布奇在其他篇中也只出场一面，但是，故事中每一个形象都很鲜明，也都很有趣。比如，在“朱尔斯和文森特”中朱尔斯念圣经后是杀人，在“邦尼的处境”中念完圣经后却把人放了“文森特”去杀布奇，却在他家厕所里面被打死；黑帮老大在“金表”里面被同性恋强奸，都是很巧妙的安排。

从几个角度讲事情很早就有了。黑泽明的《罗生门》在这一点上做到了极致，但是昆汀用另一种方式叙述，同样成功了。这种环状的叙事应该是开创性的。最近看的《罪恶之城》也是这种叙事方式，但是，从纯叙事的方面说，《低俗小说》仍然更盛一筹。不过，如果要我说喜欢哪个，我会选《罪恶之城》，原因？因为《低俗小说》的对白是它的一个亮点，但是我英语有限，没法完全挖掘出影片的巧妙，另外，对影片展示的美国“风情”并不是很感兴趣。从纯叙事上说，确实很佩服昆汀，不愧是电影界的“鬼才”导演。

评分：9

叙事风格与作者风格有关，比如说是幽默、严肃什么的。。。历史小说、言情小说这种分类是指小说题材。。。多看看别人写的小说，梳理自己的叙事风格。加油

价值性

小说的价值本质是以时间为序列、以某一人物或几个人物为主线的，非常详细地、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中各种角色的价值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过程。非常细致地、综合地展示各种价值关系的相互作用。

容量性

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小说的容量较大，它可以细致地展现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可以表现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同时还可以描述人物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优势是可以提供整体的、广阔的社会生活。

情节性

小说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人物性格、表现中心的。故事来源于生活，但它通过整理、提炼和安排，就比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实例更加集中，更加完整，更具有代表性。

环境性

小说的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塑造与中心思想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在环境描写中，社会环境是重点，它揭示了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人物的身份、地位、成长的历史背景等等。自然环境包括人物活动的地点、时间、季节、气候、景物以及场景等等，用来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自然环境描写对表达人物的心情、渲染环境气氛都有不少的作用。

发展性

小说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文人的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唐代传奇的出现，尤其是三大爱情传奇，标志着古典小说的正式形成；宋元两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市井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话本小说，为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高峰，当时是没有可超越者，四大名著皆发于此。

纯粹性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变异，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现实叙事的另一种类型。作为对先锋小说沉湎于技巧的反叛，新写实小说期求要回到现实，要写出生活的原生态，即原汁原味。

在故事叙事中,作者往往以玄理来构筑时空背景和情节,但又融合了鲜明的时代文化因素,使小说成为融合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因素的超现实文本

底

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据说1967年，老舍先生如果不是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极有可能成为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现当代文学研究绕不开鲁、郭、茅、巴、老、曹，足见老舍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老舍小说对题材内容的表现主要有如下艺术特点，一是透过文化批判的视野来描绘“市民世界”的画卷，代表作品有《四世同堂》、《二马》；二是通过塑造一系列城市底层的贫民形象，探讨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关系，代表作品《骆驼祥子》；三是通过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及文化趣味，展示京味文学的独特魅力，——散见相关作品。

老舍的作品一般，它的主题是选择北京的风土人情，以北京胡同以及四合院的发生的故事人物作为主题，以国民革命时期和抗日前后为背景，以北京特有的地方语言为特色，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说和戏剧。《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骆驼祥子》等作品。

老舍为当代文学艺术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

有人说：写杂文，别学鲁迅，他把杂文写到家啦！写小说你别学老舍，他把“京腔”老北京的风俗民情风俗写的入木三分………

文学作品，也是学术流派之说，巴金以叙事淳朴见长，小中见大，主题深刻……家、春、秋，雾、雨，电，近乎现代的红楼梦，讲反帝反封建制度跃然纸上………

当然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曹禺的雷雨同出一辙～

文学作品，永远是时代发展的动力和号角，引领潮流时尚大方………

老舍在小说创作中有着独特的题材内容领域，那就是他集中地描写着从旧北京到新北京不同时期的市民生活，特别是中下层市民群众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思想及命运，更占据了他的艺术画卷的中心。

在艺术创作世界里，他当之无愧的是一位最为人所称赞的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老舍的小说在表现北京市民生活的内容题材上，主要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渗透到作品骨子里的“北京味儿”；

2、 从平凡、平庸的人和事中见真谛；

3、表现出市民性格的鲜明层次性；

4、纵横结合的市民生活画卷的丰富内容。

我将从这4点出发，结合具体的作品回答问题。

老舍的小说绘出了一部从清末到解放后半个多世纪的北京社会风俗画长卷，提供了一部相当完整的北京风情的演变史和社会风貌的发展史。

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思维特点，感觉方式，交往礼仪，节日风情，婚丧嫁娶，服装衣饰，语言习惯，起居吃穿特点，住房格式，信仰志趣等等，都在老舍的作品中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表现。

中秋节是中国人的传统团圆节日。老舍在《四世同堂》中竭力渲染沦于敌手的北京人往日的风俗，意在勾起人们的思乡爱国之情。不管是色、香、味俱佳的各种瓜果，或是铺户的装饰，小摊上的兔儿爷，都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先辈们享有的民族风情的醉酒，与眼前敌寇铁蹄践踏我们国土的惨象相对照，产生和激发了热爱中华民族而痛恨侵略者的感情。

除了中秋节，北京人祭灶(即过小年)，过春节、端午节的风俗，也是老舍作品中多次描写过的。如《正红旗下》对北京旗人过小年、大年的情景有出色的描述。

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则对北京人过端午节作过生动的描绘。小说极力渲染五月节到来之时的自然风光之美：

那粉团儿似的蜀菊，那象美女披散的头发的柳条，那城墙上弯脖树下的牵牛花，那净业湖里抽着黄色蒲棒的蒲子，什刹海的嫩荷、北海里和小野鸭挤来挤去的渔船，那白的塔、蓝的天，塔与天之间飞翔着的野灰鸽……织成一幅何等优美诱人的风景画。

不过，老舍也清醒地观察到这幅画卷的另一面：“流血”的现实和“过节”的印象是同时并存的。作品写了端午节的风情美景后，接着描写了屠户门前挂的滴着血的肉与带着粪的肠；拉车的舍着命跑，讨债的汗流浃背，卖粽子的扯着脖子吆喝，买樱桃桑椹的一个赛着一个的嚷嚷……

不管是美还是丑，老舍笔下的端午节是那么富有北京味儿。二十年后，老舍把北京的端午节风情再次绘声绘色地再现于《四世同堂》里。

节日到，家家户户怎样用粽子、桑椹、樱桃，供佛，叫喊着黑白桑椹大樱桃的小贩怎样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满汉馍馍铺怎样及时陈列上应点心“五毒饼”，各家各派的卖粽子的又怎样你来我往穿街走巷……

还有，除了吃的东西外，家家又怎样把黄纸印着红色钟馗或五个蝙蝠的“神符”贴在大门上，把白纸上粘着剪刻的“五毒儿”图案贴在门框上，男孩子脑门上要用雄黄涂王字，女孩子要佩带用小老虎、樱桃、桑椹(均用绒线缠成)等串成串儿的葫芦……多少年多少代，诚笃、安分、善良的北京市民们就是这样津津有味地过着自己的节日。

读过描写清王朝“残灯末庙”的杰作《正红旗下》，你会感到它对于居住在北京的旗人的特殊习俗和生活方式的惟妙惟肖的逼真描写。

小说写旗人家庭的婚丧嫁娶、礼尚往来，辈份、男女之间，生男或生女之后，都要有一定的说道，甚至连一切生活的细节中都贯串着程式化了的礼节。礼仪，成为人们生活中必备的内容，仿佛礼仪不周，或一事缺了礼，一个体面人家就会觉得无地自容，社会责难的舆论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因此，不管有条件无条件，那套程式化了的繁缛礼节却是万万少不得的。“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是一句道出个中真谛的警譬语言。

例如，小说中描写的给新生婴儿“洗三”的仪式，本来主人家穷得叮当响，但仍得硬着头皮招待贺礼的亲友，只好给来客喝那掺水掺到喝多少也不会醉的“酒”来表示意思。

整个“洗三”的过程更充满了风趣和喜剧色彩：七姥姥八姨们陆续到来后，每人都要在预先准备好的一铜盆槐枝艾叶水里丢铜钱，谓之“添盆”，还要往盆里放几个花生、大枣或红、白鸡蛋，口里念叨着“早生贵子”的吉利话儿。

开洗了，主洗老太婆边动手边念念有词：

“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

另外还要用姜片艾团灸孩子的脑门及身上的重要关节，用新青布沾清茶用力擦孩子的牙床——孩子痛得大哭，这叫“响盆”，是大吉大利的兆头。

最后再用大葱打孩子三下，口念“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棵葱还必得由孩子的父亲扔到房顶上才能灵验。

围绕一个婴儿降生的礼俗真是够繁缛了，这是旗人特有的民风民俗，其中虽不乏有祈福作官的迷信成分，但那种充满盎然生趣的欢快与追求，还是给人以充实、向上的精神鼓舞的。

由于长期驳杂历史文化的熏染，旧北京市民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风民俗，其中有的真是如老舍所形容的：散发着一股酸牛奶味道。

比如《离婚》中写男女成家，从保媒到掐算庚辰八字，到换贴、迎娶的一套仪式，可说繁琐到家了。旧式结婚坐轿子，新式结婚坐汽车，以“男性媒婆”张大哥为代表的一派旧北京市民，则因为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创造了一种古今结合，“中西合璧"式的迎娶方式：

“彩汽车里另放一座小轿”——“用彩车迎娶，已是公认为可以行得通的事。不过，大姑娘一辈子没坐过花轿，大小是个缺点”。

这种风俗人情里，隐含着一种可怕的历史文化的惰性：人们被一种旧礼俗缚住，难以进步。老舍着意于北京风情的描绘，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民间风情与节日礼俗的流传，往往是一个民族自信力、向心力、凝聚力的表现。老舍对故都民风习俗的生动描绘，固然一部分批评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惰性，更多的则是为了唤起和鼓舞民族奋斗前进的正气。

《四世同堂》如此，《正红旗下》也不例外，后者让我们从大姐婆婆这个一代王朝的武官家庭的生活画面中看到，老少都一律沉浸在“生活的艺术”里，“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糊涂的梦”，正揭示和反映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之久的清王朝濒临崩溃的衰颓和必然灭亡的命运。

老舍作品的“北京味儿”当然不只表现在他对北京市民特有的风俗画面的描绘上，在人物性格塑造上也鲜明存在着。

比如他所塑造的老一代的北京市民形象，特别是像张大哥之流的“京油子”，是只有在北京那种被老舍称之为过熟的传统文化气氛中才能铸成的特有性格，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或充满腐臭的旧天津土壤中，决然产生不出这样的人物。

还有，老舍作品的语言几乎是清一色的北京口语，也是构成他的作品的浓厚地方色彩——“北京味儿”的重要因素。

总之，老舍紧紧抓住北京和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习惯、文化、风俗，他们特有的生活内容和情趣，加以细腻描写，这种取材的固有特点，是形成他的创作个性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

老舍作品中的人物有一种特殊风味：不是天才的夸张，而是平庸的可爱而可怜悯的人物。在老舍全部有影响的小说中，是既找不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也没有巨大社会变革的正面描写的。

即使他的几本着意表现时代变革的巨大主题的小说，如《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等，他选择描写的也仍然是十分平庸、细微到近乎琐碎的城市“小人物”的生活种种。老舍的本领在于，他能够通过再现市民卑琐、灰色的生活，发掘有意义的社会主题。

比如家庭生活：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过生日生娃娃等等，是老舍作品最常描写的题材。但只要是读了老舍的作品，谁也不会有听一个老太婆无聊絮叨的厌倦，而总觉得更有一种真谛在。

像《离婚》乍看似是写老李、张大哥等做事的旧财政所机关，实际上着重点乃在老李等几位科员的家庭生活。

张大哥是旧北京市民圈子内一个典型的庸人——一个出色的“京油子”。他一生的业绩不在财政所里的任职，而在于做“男性媒婆”和弥合世人夫妻间的裂缝。社会灰色、畸形，张大哥却连半句呛着说的话也没有，而是每根汗毛都是顺着那个灰色社会长的。

大学毕业的老李比张大哥强点，他毕竟与社会多了点矛盾和个人痛苦，但也仍是一个遇事敷衍、不敢决断的庸人，总想摆脱旧式婚姻带给他的痛苦，终于没有勇气，仍然饮着痛苦敷衍生活下去。

其他人物，如饭桶兼把式匠的吴太极，流氓兼北平俗语搜集者的孙先生，“苦闷的象征”的邱先生等，也都各有一本家庭生活的“经”。

凡俗、卑琐、无聊的生活，是这帮科员们日复一日的生命的内容。可怕的是这帮灰色、麻木的人所代表的不是少数，而是一层人，他们仿佛生活在时代激流的冲击圈外。

小说通过对这帮灰色小人物无聊生活的再现，提出的问题是严肃的。张大哥的油滑，老李的敷衍，其他人物的无聊，是灰色的社会所养成，要剜掉这些劣根性，首先是这个社会要不得，他们没勇气解脱无聊、庸俗的缠绕，或者想着法子磨掉与社会的矛盾(如张大哥)，或者饮忍痛苦随合着灰色生活的浊流沉落(如老李)，或者跟着制造令人窒息的灰雾(如邱先生等)。

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生，便是小说借助对一系列的庸人生活琐事描写所要批判的对象。

《四世同堂》更是以百万字的宏伟结构和巨大的思想深度震慑读者的心灵，但作品所具体描写的也不过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胡同——旧北京西城小羊圈(——几户贫穷市民的吃、穿、住，婚丧嫁娶，喜怒哀乐，迟钝的觉醒与反抗等。

小说虽也涉笔到抗战大时代的形势变化，但这幅反映中国人民坚持抗战艰苦生活和斗争的历史长卷图，其中心画幅却是对许许多多市民琐细生活的描绘。

作品题材是这样平凡，人物又多是备受蹂躏的普通市民，然而，当它们经过艺术的折光，呈现在我们眼前时，就都显示出它们对于表现作品巨大主题的价值。

再如短篇小说柳家大院。这里描写的也是一个下层市民居住的大杂院，以下述三家为主：一家曾是小商贩，现为算命先生，儿子拉洋车，一家姓王的，老子是花匠，儿子是石匠，媳妇生生被公公、小姑虐待死；还有一户以拉车为生。

在这里，糊口延命是人们争取的目标。穷，出苦力卖命，然后死——就是这里每一个生命的程序。生活是如此痛苦、沉滞、平庸，生、死、喜、哀无人过问，你也感不到有任何一点社会风云的气息传到这里。

但是，老舍的艺术雕刀是如此逼真细腻地把这群人生活的真相活托给我们，让人从这平庸、痛苦的生与死的画面中透视人物各自的精神世界，看到容他们生却不容他们活下去的社会，呼唤人们予以关注——不要遗忘了这似乎是存在于大时代冲击圈以外的社会一角里的人们。

老舍曾在事实的运用中说：

“在平凡的事中看出意义，是最要紧的……由妓女的虚情假义而看到社会的罪恶，便深进了一层；妓女的狡猾应由整个社会负责任，这便有了些意义。”

生活圈子只提供给他这样平凡的人物和平庸的生活，而他的敏锐的观察和思想及艺术表现力的不平凡，使他从平庸中深掘出了不平庸的社会主题——一种以苦笑的幽默表现出的悲剧主题。

如果说一些名家的悲剧作品的主人公，常常是那些位高势尊或叱咤风云的英雄好汉，那么老舍笔下表现出来的社会人生的悲剧和痛苦，则普遍地渗透在城市社会中下层市民及劳动者的每个家庭、每个个人及其生活的一切平凡的细节中。

老一代的市民人物接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较深，勤谨、诚笃、善良是他们的美德，但守旧、怯懦、因循、狭隘、甚至愚昧得可笑，绝少有脱出旧轨迹追求新生活的想法，又是他们普遍存在的精神思想弱点。

这些人相信祖先就是这样生活，自己也如此没错，而且顽固地安排和约束后辈人也要照样走下去。老舍的小说中写得最成功的便是这个层次的人物。

如《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姑母，一个善良的老妇人，只因她压根儿没见过男女自己找对象的事，所以当她侄女李静想自己做主嫁给好青年王德时，她就坚决反对，而由她做主嫁给市井坏蛋老张做妾，这叫“合情理”。

《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夫妇是一家颇为殷实的小有产者，他们具有更浓厚的自私、褊狭的思想意识。

抱孙中王老太太希望有孙子的心情不能不说真诚之至，但由于落后、固执、愚昧，不但孙子未抱成，连媳妇也坑害了。

柳家大院巾的在洋人家做花匠的老王，虐待儿媳妇简直超过最厉害的婆婆，其封建落后意识之重，也只有老一代市民者层中才能见到。

《四世同堂》中刻画了一组老一辈的市民形象。本分、善良、义气，楞受穷也不取不义之财，但守旧、狭隘，苟安于眼前的卑琐生活，则是他们共有的思想品行。祁老人及其儿子天佑夫妇、李四爷夫妇、程长顺的外婆、钱诗人的老伴等，都是这类人物。

老舍对这个层次的人物表现的重点，是既肯定他们的好品质，又突出写出他们身上积存的市民意识的尘垢和庸弱的精神特点，以引起人们警觉。

上述人物，在经济上还多不是赤贫到无以为炊的市民，甚至像祁老人、牛老者还是他们中较为殷实的人家。因此，他们安于现状、自私守旧的心理就更为突出。

而对市民中另一层次的人物，老舍的态度则有显著不同，如《月牙儿》中的母女，《我这一辈子》中的“我"——“臭脚巡”，《骆驼祥子》中的祥子等车夫，《四世同堂》中的小崔、孙七、小文夫妇、刘棚匠、程长顺，《鼓书艺人》中的方宝庆等艺人形象，他们是城市社会中被压榨、贱视的赤贫者。

老舍在写这些人物时，并未忽略他们在市民社会环境中沾染上的不同程度的市民意识。但很明显，作家透过对这个层次人物的生活命运的描写，向他们倾注的是巨大同情，昭示给读者的是劳动者的命运出路问题：

等待社会的安排，只能被榨干血汗、揉挫而死，如那些洋车夫、妓女、艺人、低等巡警及各种出卖劳力的个体劳者等；个人奋斗，也绝无出路，结果不是死亡，便是向社会屈服，变为行尸走肉，如祥子等。

又或者出路是有的，那就是要么像黑白李中白李教给车夫王五的那样，集体起来“揍”，砸开“地狱”的门；要么像祁瑞全、刘棚匠那样，跳出小市民的生活世界去寻找生存和求解放的道路；要么与方宝庆一家那样，按照革命者孟良的指引去生活、前进。

除了上述两组人物外，在市民阶层中还有一帮被极端个人欲火烧迷了心窍的市井无赖、流氓、汉奸之流，老舍在创作中对这类社会渣滓，恶人的痛恨和鞭笞是辛辣而有力的。

老舍对市民人物的刻画，不仅在大的形象系列上层次是鲜明的，即在同一组合中的人物，由于他们的出身、教养的不同，也把他们描写得十分清晰。

如同为市民知识分子，书香之家出身的钱默吟(《四世同堂》)完全是个旧式的有操守的知识分子；骆驼样子中的曹先生则是个较有正义感的大学教授，乐于支持进步学生；《离婚》里的老李虽受过大学教育，但仍不能摆脱旧思想意识影响，因此思想苦恼、行为矛盾可笑。

《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生活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环境中，尽管他也接受过像老李所受过的那样的熏染，甚至旧教育与新教育的作用在他身上开始还是参半地存在着，思想行动也充满矛盾。但他在时代推动下，终于前进，甩掉因循的包袱，参加了抗战斗争。

《恋》中的收藏家庄亦雅太贪恋字画，以至忘却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而被敌人所利用，一封家信中的老范，虽然至死心思总绕在小家庭上，但他在行动上终究逃出沦陷区，去做抗战工作，仍然值得称赞。

《鼓书艺人》中的孟良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革命文化战士，是他引导了艺人方宝庆一家的正确道路，老舍给了他最高的赞美。

所有这些人物的塑造，都表明了作家观察力的明敏性和现实主义的严格创作态度。塑造庞大的中国现代市民的形象系列，又把这个形象体系组合的人物层次描写得十分完整而鲜明突出。

作为中国社会整体人群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市民群众究竟从事着多少行业？他们的生活、思想、行为、性格各有什么特点？成功地表现了这些内容的老舍的作品，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作是一部中国市民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不必将其全部作品综合起来计算，单就《四世同堂》一部作品来看，它所展示的旧北京市民社会的五光十色的生动画面就够使人眼花缭乱的了。

就人物所从事的职业看，小说提供给读者的可谓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其中有教书的(包括大、中、小学)，拉洋车的，开汽车的，搭棚架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说相声的，唱戏的，摆台的，剃头的，行医的，当兵的，看坟的，“马路行走”——巡警，律师，妓女，交际花，流氓打手，汉奸特务，青年学生，外国侨民，作科长、处长、局长的“官”，赋闲诗人，天真无邪的稚儿幼女，无任何职业的老少市民妇女、家庭及街坊长者，从事抗日活动的爱国分子等等。

从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来往，从他们的行动、思想和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不同态度，我们不仅认识了各层次市民人物的生活哲学、性格特点，而且几乎看到了整个正在受难中的北京社会和那个充满灾难、死亡和刀光血影的不平常年代。

比如，随着各类人物的活动，我们从狭窄的小羊圈，就可以走到北京的街头、广场、戏院、古庙、学校、商店、旅馆、公园、刑场、妓院、家庭、监狱、大使馆、特务基地及日伪机关，以至乡村、城郊、遥远的抗战后方……

老舍对市民社会生活的描绘不仅极为广阔丰富，从横向上展现了这个社会阶层的各个方面，而且他的这种描绘是带连续性的，从纵向上记录下这个阶层人们生活思想的发展变化。

从他的第一部作品《老张的哲学》，到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杰作《正红旗下》(其间把这两部作品连起来的是一系列长篇小说、话剧及一些中、短篇小说佳作)，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半个多世纪的北京市民社会发展变化的不朽长卷。

《正红旗下》、《我这一辈子》等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处在不同层次中的市民们的生活态度及命运。

《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反映了五四运动前后北京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及学生生活。

《离婚》、《骆驼祥子》、大悲寺外、《我这一辈子》、柳家大院等，再现的是二十至三十年代北京市民社会的现象、中下层市民的生活命运及性格，。

《四世同堂》、《鼓书艺人》、一封家信等，描绘的是抗战时期及胜利后北京市民的生活遭遇、思想变化和社会的不安。

他不仅生动绘画出人物自身的命运，而且有意识地把人物置于时代的背景上加以刻画，从而展现出他们在时代推动下，生活变化和性格成长的历程。

总而言之，他对北京市民生活题材的卓越描写，确立了市民形象在现代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开拓了现代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宝库。

回答完毕。

余华90年代新写实小说代表作是（）。

《活着》

没有标准定义，不同编辑也对其有不同要求，主要看你写文的风格与类型，只要适合就是最好的定义

20世纪80年代，小说界出现了“新写实小说”。对“写实”倾向的小说的关注，主要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原因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先锋性的小说探索占据重要地位，但许多作家仍在“写实”的轨道上写作，并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的不断调整中，出现一批与以前的“写实”小说（或“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成果。另一方面原因是文学界的一些人存在着对已被过分渲染的“先锋小说”的某种不满情绪。认为它们疏远了中国现实生活处境，和疏远了“读者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