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雯，从一个家世无可考的女孩子到卖给赖大家，再卖给贾府，以至最后的“抱屈夭风流”她受尽了残暴的摧残和迫害。晴雯以不幸的遭遇感染读者，她既以一个天真无邪、孤苦伶仃的孩子走进贾府，又以一个逐步形成了反抗性格的婢女而被赶出贾府。晴雯的身世和命运是这样的凄苦、不幸。不知其籍贯和姓氏，犹如无根无蒂的浮萍，任凭风吹雨打，独自面对人世间的所有的苦难。因此，宝玉在芙蓉女儿诛中，这写道：“窃思女儿自临浊世，迄今凡十有六载，其先之乡籍姓氏，湮沦而莫能考者久矣。”由此可见，晴雯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处于最底层的一个孤苦无依的弱者。她在进入贾府之前就已被遗弃；进入贾府之后，无论是服侍贾母，还是服侍宝玉，她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婢女，是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欺凌、侮辱的对象。最后，晴雯以被迫害致死为悲剧的结局。这一切都向人们充分证明了晴雯所处地位的不幸，这一切也是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和封建道德沦丧的控诉。
晴雯，她是大观园中唯一最富于个性色彩的被压迫的婢女。她的所作所为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愿望迥然不同，是叛逆和反抗的代表。她敢说、敢笑、敢怒、敢骂、心直口快，不拘泥虚伪。每当晴雯在读者面前出现的时候，立即给人带来一股爽身扑鼻的清新之感。书中第八回，晴雯第一次登场，现在回想起来，仍有眼前一亮的惊喜。当时，宝玉醉酒回到怡红院，来到自己的卧室，看见案上的笔墨。晴雯先接出来，笑道：“好，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兴，只写了三个字，丢下笔就走了，哄的我们等了一日。快来与我写完这些墨才罢！”这时宝玉也想起了早起的事来，因说道：“我写的那三个字在哪里呢？”晴雯笑道：“这个人可醉了。你头里过那府里去，就嘱咐我贴在这门上，这会又这么问。我生怕别人贴坏了，我亲自爬高上梯的贴上，这会子还冻得手僵冷的呢。”晴雯的这一出现，马上给人一种干练、麻利、直言快语的感受。虽然在主子面前，却毫不低声下气，而是敢于抱怨，发牢骚，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情绪，决不插微虚伪。这就使她在众多的婢女中脱颖而出，初露锋芒。
晴雯在下层婢女行列中之所以具有独特的魅力，还因为她洒脱泼辣，无所顾忌，总是天真、善良、坦荡，刚强而又浑身是刺。用宝玉的话“金玉不足喻其贵，冰雪不足喻其洁，星日不足喻其精，花月不足喻其色”来形容这位惊世骇俗的姑娘实在不为过，她为人处世正直无畏，刚直不阿，容不得虚伪作假的阴微卑贱。看不顺眼和听不惯的事，她都会给予反击和讽刺，让人觉得她十分刁钻刻薄，然而这也正是她光明磊落，洒脱泼辣的表现。书中第二十回，写了宝玉的乳母骂了袭人，宝玉替袭人抱不平，说：“这又不知是哪里的帐，只拣软的排揎。昨儿又不知哪个姑娘得罪了，上在她的帐上。”晴雯听了这话极为不满，在一旁笑着说：“谁又疯了，得罪她作什么，便得罪了她，就有本事承认，不犯带累别人！”晴雯的这一番话正展示了她做事光明磊落的一面，她话里话外夹枪带棒的把宝玉、袭人二人反驳回去，让他们无言以对。这件事充分表现了晴雯对敢做不当的憎恶和轻视，也充分说明了她性格的火爆和敢于顶撞主子绝不虚伪的个性，也寄寓了作者对她深深的赞美之情。
晴雯作为《红楼梦》中的一个悲剧女性，她命运的不幸和她的性格是分不开的。由于她处在地位低下的婢女行列，使她对贾府内的高压政策进行了强烈的反抗，在贾府封建统治者和道者的迫害面前屹然挺立。因此，晴雯这个光辉瞩目的人物形象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就是她贯彻始终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她虽然是个地位低下的婢女，但是她却顽强地保护着自己做奴婢的尊严。不能改变和选择的身世，让她成为丫环，下人；然而在属于她的队伍中，她严守自己的原则，绝不卑躬屈膝、献媚奉承。被压迫阶级的美好品质在她身上表现得异常鲜明、突出。
晴雯的一言一行都在向人们证明她具有着独立的人格，她向往平等、公正。“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是晴雯同贵族公子宝玉之间冲突的结果，显然晴雯胜了。晴雯无所顾忌地在贵族公子面前撕扇，表面上只是争斗，然而却从灵魂深处曲折地反映了她的倔强、不肯低头的性格。她敢于对贵族公子说“不”，充分显示了她虽是婢女，却绝不低声下气，没有自我。晴雯地位卑微，刁钻、刻薄，同时她也高傲、纯净，目下无尘。在我看来，正是由于晴雯的泼辣、倔强和对人的刻薄、喜怒无常，才使她的纯洁、天真、坦荡显得更加宝贵。
由于王夫人对晴雯以往作风的耿耿于怀，无论晴雯是多么纯洁，美好，在她眼中，晴雯只是个妖精。为了宝玉不被“勾引”坏，王夫人是非除掉晴雯不可的。因此，当晴雯病得四五日水米不沾牙，奄奄一息时，王夫人命人把她从炕上拉下来，架起来去了。临走时只许把贴身穿的衣服带出去。孑然一身，来也如此，去也如此。然而，晴雯那惊人的反抗生命并没有因此结束。当宝玉挂念病中的晴雯，偷偷跑出来看望她时，晴雯将自己的两根葱管般的指甲剪下来给了宝玉，又与宝玉互换了贴身穿的袄，说：“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晴雯的这一行为不但没有让王夫人等如意，反而让虚假的罪名成了真的，这无异于在王夫人的心脏上插了一把锋利的匕首，也为晴雯的反抗生命画了一个句号。晴雯就是这样一个坚贞顽强，始终如一的女子。从她进了贾府，直至被逐含冤而死，她都没在镇压和迫害面前屈服，始终保持着铮铮傲骨，表现出了最难能可贵的精神。晴雯明快爽朗、纯真坦荡的性格和大胆的反抗精神赢得了宝玉的赞赏，使她成为宝玉的知己。晴雯的被逐和晴雯的死都对宝玉的身心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宝玉把全部的伤感和愤懑，熔铸在那篇著名的芙蓉女儿诛中。芙蓉是秋花，淡雅、清秀、凄冷，恰好配得上晴雯那样一种悲剧性格和被暴力摧残的命运。当我们回想起晴雯往日生活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让我们感觉到她的一身正气，她言行的悲壮，她不容任何人诟病非议的个性。让每个向往世间美好事物而又不执偏见的人，都会肃然起敬，给予无比的赞美和支持。
晴雯，她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虽口角锋利，却心地善良；她心高气傲、无所顾忌，虽冰雪聪明，却天真无邪；她心直口快、洒脱泼辣，虽致情致性，却敢作敢当、视死如归。这就是晴雯，是你我眼中最美好的晴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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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文化史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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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tianyou
原贴：中国古典小说鉴赏论文
sz夏数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骗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兴坪的夕阳
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 增大字体 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 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 时代意义 《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 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 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 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 参考资料：赖力行 《中国古代文学史》 吕晴飞 〈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下）
原贴：中国古典小说鉴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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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实主义概念的源起
现实主义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术语之一。这个术语一般在两种意义上被人们使用：一种是广义的现实主义，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最初源于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理论，即古希腊人那种"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的朴素的观念，作品的逼真性或与对象的酷似程度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瓦萨拉的画家的生活曾叙述了一些有趣的艺术史轶事：孔雀啄食贝那左尼画得太逼真的樱桃；乔托的老师用刷子驱赶乔托在一幅人物肖像上增添的苍蝇。这种现实主义概念雄霸人类艺术史近两千年，至今仍残留在日常生活中。另一种是狭义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特指发生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运动。历史地看，现实主义发端于与浪漫主义的论争，最终在与现代主义的论战中逐渐丧失了主流话语的位置。
R·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追溯了现实主义术语在欧美各国的发生史：这个概念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运用是1826年。法国一作家撰文宣称忠实地摹仿自然提供的范本的现实主义信条日益增涨，它将是19世纪的写实文学。而这个术语的流行与画家库尔贝和小说家尚弗勒里的积极应用有关，库尔贝将自己被拒绝的作品贴上了现实主义的标签引发了一场论战，尚弗勒里1857年出版题为《现实主义》的文集，捍卫现实主义信条。同时其友人迪朗蒂又推出文学评论杂志《现实主义》，虽然昙花一现只出了六期，但其文风具论战性而产生广泛影响。被20世纪的现代主义先锋派视为保守的现实主义，在19世纪诞生之时也具有挑战文学成规的前卫品格。迪朗蒂曾明确地说："这个可怕的术语'现实主义'是它所代表的流派的颠覆者。说'现实主义'派是荒谬的，因为现实主义表示关于个人性的坦率而完美的表达；成规、模仿以及任何流派正是它所反对的东西"。准确地说，现实主义挑战的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成规，卫姆塞特和布鲁克斯在《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就把现实主义理解为19世纪中叶的一种逆动，它抵制"不现实的各种事物"，迪朗蒂和尚弗勒里继承了30年代普朗什抵制浪漫主义的思想，尖锐地攻击雨果、缪塞、维尼等浪漫派作家，指责他们"无视自己的时代，企图从往昔的岁月里掘出僵尸，再给它们穿上历史的俗艳服装。"现实主义者则拒绝这种诗的谎言。因此现实主义是作为浪漫主义的对立面和论辩敌手出现的，它本源地含有反对幻想和伪饰崇尚真实的意义。
二、现实主义的理论涵义
现实主义经过泰纳、恩格斯、别林斯基直至20世纪卢卡契等理论家的发展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文学实践达到高潮。现实主义理论日趋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话语成规。它包括以下层面的涵义：
第一，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这是现实主义术语的最根本的意义。达米安·格兰特用"应合"理论解释现实主义的客观性成规，他称应合为一种文学的认真心理，"如果文学忽视或贬低外在现实，希翼仅从恣意驰骋的想象汲取营养，并仅为想象而存在，这个认真心理就要提出抗议。"这强调的是文学对现实的忠诚和责任。R·韦勒克从现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文学史背景来诠释这层涵义："它排斥虚无飘渺的幻想、排斥神话故事、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排除纯粹的抽象与雕饰，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虚构，不需要神话故事，不需要梦幻世界。"这个意义上，企望真实地呈现社会生存的本真样态。作为浪漫主义的论辩敌手，作为社会边缘贫困小人物的代言，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披露真实，戳穿伪饰现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抵制作为布尔乔亚知识分子话语形态的浪漫主义，转而追求客观性，为那些堕入贫困被边缘化的弱势族群或阶层发声。显然具有素朴的人间情怀和人道精神。
现实主义"客观再现当代社会现实"的理论涵义在卢卡契的论述里得到了最深入的阐释。这位现实主义最忠诚的信仰者和最后的辩护师撰写了大量论著，总结现实主义艺术经验，回应现实主义在20世纪遭受的挑战：现实主义历史（1939）、巴尔扎克，司汤达和左拉（1945）、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者（1946）、欧洲现实主义研究（1948）、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1958）等等。首先、他从认识论的高度重新阐释了现实主义客观性的涵义："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卢卡契提出了对现实进行整体描写的现实主义艺术要求，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追求文学描写的广度，从整体的各个方面掌握社会生活；向深处突进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其次，卢卡契并没有把现实主义的客观性理解为排除任何主观因素的纯客观性，他不是把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视为一面静止的镜子。卢卡契肯定了主观认识的重要性，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统一。卢卡契两面作战，一面为现实主义的纯洁而与自然主义战斗，把福楼拜和左拉那种缺乏整体性的琐碎客观性排除出现实主义阵营；另一面又要回应现代主义的挑战，批评乔依斯、普罗斯特和其他现代派作家，认为他们使所有内容和所有形式都解体了。因此，现代主义达不到对现实整体的真实反映。
第二，广为人知的典型理论。典型论构成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项核心内容，概括而言，典型论欲求解决的即是文学人物的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和谢林为典型论的流播奠定了美学基础，黑格尔认为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一个性格之所以引人兴趣是它的完整性，而完整性则"是由于所代表的力量的普遍性与个别人物的特殊性融会在一起，在这种统一中变成本身统一的自己。"据韦勒克的历史追溯，典型术语的最初使用者是谢林，意指一种象神话一样具有巨大普遍性的人物。浪漫派首先广泛使用这个概念，典型概念从浪漫主义转移到现实主义，与巴尔扎克和泰纳的转用相关。在《人间喜剧》的序言里，巴尔扎克自称为社会典型的研究者，泰纳则频繁使用此术语讨论社会阶层人物的性格,逐渐演变成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概念。典型也是别林斯基论俄国小说时常用工具，他甚至认为："典型性是创造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它就没有创造……必须使人物一方面成为一个特殊世界人们的代表，同时还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果戈理笔下的科瓦辽夫少校不是一个科瓦辽夫少校，而是科瓦辽夫少校们，即使是描写挑水人也不是仅仅写某一个人，而是要借一个人写出一切挑水的人。这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典型的本质。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后让许多人不安，总以为写的是自己，独特的这一个阿Q拥有了巨大的共性，甚至成为国民性的代名词。现实主义把这种个性和共性的完美结合的文学形象称为典型形象。
第三，历史性的要求。在韦勒克看来，历史性是现实主义理论中比较可行的一个准则，他援引奥尔巴赫对《红与黑》的评述说明这一点："主人公'植根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总体现实中，这个现实是具体的，同时又是不断发展的'"。韦勒克的看法是对的，现实主义确有历史性的维度。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人物置身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具体的总体现实中刻画才能达到"充分的现实主义"的高度。而且，这个具体的总体现实还是不断发展的，就象卢卡契所阐述的现实主义要塑造那些生动的辩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质转化为现象并在现象中显示自己；它还塑造着这过程的那个侧面，即现象在过程运动时揭示着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这些个别的因素不仅包含着辩证的运动，互相转化，而且彼此间不断相互影响；它们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的诸因素。真正的艺术从而总是通过塑造这些因素的运动、发展、展开来表述人类生活的整体的。"简单地说，现实主义的历史性维度即是要求真实摹写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且反映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现实主义的历史性要求，实质上是以社会分析为核心，即以摹写人的社会经验和社会本身的结构为艺术原则。而且现实主义竭力通过人的现实矛盾去揭示人与社会的辩证法则，现实主义确认：对社会现实观察得越仔细研究得越深入，对事件及细节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获得真实的力量。
就西欧说，现实主义(Realism)是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也是西欧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及确立政治统治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
作为文学的一个专门术语，现实主义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德国的剧作家席勒的理论著作中。但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文学流泥和创作方法的名称广则首先出现于法国文坛．法语中的Realism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Realistas(现实，实际)。现实主义名称的出现和这种文艺思潮的存在完全是两码事。在法国，现实主义之称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最初，由法国小说家商弗洛利(1821--1599)用现实主义当作表现艺术新样式的名词，他于1850年在《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初次用这个术语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标志。其 后，法国画家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在绘画上提倡现实主义。
一八五五年，库尔贝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引起一场大辩论，文艺史上称为"现实主义大论战"。就在这次沦战中，库尔贝创办了一种定期性的刊物，命名为《现实主义》。一八五七年，库尔贝的热心支持者商弗洛利又把他的文集定名为《现实主义者》，从此在欧洲文坛上正式树立起一面现实主义的旗帜，这一术语也就在法国流行起来了。众所周知，巴尔扎克 (1799--1850)是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最深刻含义上的作家，他 的《人间喜剧》乃是深刻的规范化的现实主义文学。但是，巴尔扎克正如这一流派的伙伴们司汤达，狄更斯、萨克雷以及果戈理一样，都不曾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标明他们的新型的文学流派。在俄国，首先使用这个术语的是文艺理论家皮萨列夫(见他的(现实主义者》)，不过，那已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
一般说，凡是在形象中能最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典型特征的，都叫做现实主义作品。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解释说："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要从几千几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韵事件，再将这些事件整理起来，使之产生强烈的印象"这同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细节上的真实之外，现实主义还要求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定义基本一致。如果我们不把现实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各种真正艺术所固有的现实性，而是理解为单独具有一整套性格描写的原则和艺术方法的话，那么，在西欧来说，现实主义的形成，一般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从文艺复兴的现实主义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其中又有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以描写人物生动的丰富的感情，欲望和感受而著称它表现出人类的崇高，人物性格的完整，纯洁，而且富有诗意。但在分析社会关系方面又不及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后者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和分析性，强调创作要有明确的社会目的相思想教育作用。
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既是历史的继承，又是现实的创新。它总汇了十八世纪以前的文学经验，补充了文艺复兴时代现实主义历史具体性之不足，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克服了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的说教成份和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它又从文艺复兴文学中接受了性格描绘的具体性从古典主义和启蒙时代文学中接受了社会分析因素，从浪漫主义中汲取了一些激情，但它逐渐丧失了前代文学中特有的乐观主义，却沾染了无法摆脱的悲观主义。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仿佛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特点的有机结合；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它能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从人与环境的多种关系中去描写人，特别是它在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直接分析社会的经济关系，对现实作出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方面，又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世界文学史上，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倔强的虎牙
论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艺术理论的贡献
【内容提要】
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他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文体观；在创作实践的演进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观；在追求时代精神中，发展现代通俗小说的功能观。他在“趣味性”与“时代性”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和创作的突进，完成了由俗入雅地向新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靠近及转向。
作为现代通俗小说艺术大师的张恨水，不仅为中国文坛留下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而且还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小说理论着述。人们评价张恨水，大都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而对他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小说理论则很少涉足。其实，张恨水不仅是现代通俗小说家，而且还是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家。张恨水说他曾打算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大纲，后来欲改为中国小说新考，这部系统的小说理论着作虽未面世，但在他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写作生涯回忆》、谈长篇小说、长篇与短篇、短篇之起法、我的小说过程、我写小说的道路以及总答谢等理论文章中，已能够显示其通俗小说理论的系统性、深入性。他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这就形成了张恨水小说创作与理论的互动共振关系，这种“关系”既发展了张恨水又影响了一代通俗小说理论及其创作。本文拟从通俗小说的文体观、艺术观、功能观三个方面，探讨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
一
张恨水走通俗小说创作道路，大都采用章回体，他对章回体小说情有独钟，因而在理论上对章回体的性质以及如何改造旧章回体，作了较深入探讨。联系现代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张恨水是在反思“五四”新文学，雅俗、新旧对峙冲撞中坚持章回体小说创作，建立通俗小说文体观的。当“五四”新文学运动掀起巨大浪潮，以“反传统”面目冲击着旧文学时，张恨水却在旧文学圈子里打转转，固守传统的章回体，发表小说《真假宝玉》、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这便引起人们的不满，如他自己所说：“在‘五四’的时候，几个知己的朋友，曾以我写章回小说感到不快，劝我改写新体”①。但张恨水并没有“改写新体”，这就使他成了“异类”。因为“五四”文学革命明确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倡导者和新文学作家仅从1919-1921年间就发动过二次对旧派文学的批判，那时批判旧文学是为确立新文学的独尊地位。但在“反对旧文学”的“反对”、“批判”中，却形成了人们一种新旧对立的二元思维定式，非新即旧，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创作、理念均是“新”的，革命的，而与之不同调的，靠近“传统”的，即都是“旧”的，作为旧形式的章回体，当然应该排除。其实，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旧瓶也能装新酒，旧形式加以改造完全可以为新时代所利用。张恨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肯定、赞同的，但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传统”，尤其对旧文学批判批过了头，连章回体都加以扫荡，他是不满的。张恨水坚持用章回体写小说，而且在春明外史问世后，“略引起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啼笑因缘》出，简直认为是个奇迹。大家有这样一个感想，丢进了茅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辩”②。30年代，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已达到了艺术的高峰，而新文学家们仍然坚持以“新”“旧”、“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定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是“旧派小说”，是文学花圃中的“臭草”，从而对他进行“围剿”，张恨水自己对于这一点也有清醒的认识，“除了‘礼拜六派’的遗留，文坛对我是围剿的”③。尽管张恨水遭到新文学派的“围剿”，但他并没有在自己坚守的通俗小说阵地上退役，他采取“未加深辩”的策略，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继续创作章回体通俗小说。同时，他还在理论上强调了章回体的艺术价值，在总答谢中，他说：“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着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明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他看到了章回小说的优长，同时也看到了新小说取法西洋而带来的“欧化”毛病，这种“欧化”倾向使得
一般的普通民众无法接受，所以他要缩短新文学与普通民众间的距离，愿为普通民众服务。这是他的通俗小说观所强调的“服务对象”问题。如何为普通民众服务，张恨水认为必须要改造章回体，而他的创作实践已经作了一系列的改造章回体的工作。他说：“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有两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这里就提出了用现代意识去改造旧章回体，要为他的服务对象提供“现代事物”，从而在“新派小说”和“旧章回小说”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如何改良旧章回小说，张恨水提出要采取渐进之法，“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他是“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那是由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缘故”。这有其“恋旧”的一面。但他又认为：“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④。这“求新”的一面，正是他“改良”之所在。这些都在《啼笑因缘》等作品中运用过了。
张恨水不仅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肯定了章回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还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去认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的价值的。从他的我写小说的道路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是由武侠到言情发展到社会加言情再发展到历史与抗战小说，顺着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子，我们首先探讨张恨水对武侠小说理论的认识。张恨水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喜欢看武侠小说《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还编了一段武侠故事，讲给他的弟妹们听，并拿出自己仿照《七侠五义》的套子绘成的“侠客图”给他们观赏，引起他们“哈哈大笑”⑤。由对武侠小说的偏爱作为深深的文化积淀，使他在创作章回小说时，总会在言情中加一点“武侠”的影像，或在社会加言情中渗进一些“武侠”的因子。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下层社会，最感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因此，他在40年代还写了一篇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的论文，形成了他的武侠小说理论与创作连带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武侠小说的利弊和下层社会之所以对其感兴趣的原因，并提出了改造武侠小说的问题。张恨水认为：中国下层社会人物都有着崇尚“英雄主义”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侠故事所教训”的结果，武侠小说教会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且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但是，它们教训有极大的缺憾：一是“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像黄天霸、白玉堂之流，“就变成了一条驯服的走狗”；二是“完全幻想，不切实际”；三是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下层阶级喜爱武侠小说，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受苦太深，“无冤可伸，无愤可平”，故将自己心中的愤懑，“托诸这幻想的武侠小说，来解除脑中的苦闷”⑥。张恨水这一理论的认识与他的小说创作是契合的。他在创作中，就是从适应市民社会需要的除恶惩暴的理想出发，去塑造充满“侠气”的人物形象的。他小说中的“侠”，多是贫民出身，多与邪恶势力对立，没有一个变成官府的“驯服的走狗”的。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如《剑胆琴心》、《中原豪侠传》中，人物的武功，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能够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从张恨水塑造的“侠义”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受“传统”影响而又突破“传统”的特点。
其次，我们考察张恨水言情小说的理论观。张恨水创作的言情小说较多，他在理论上同样提出了改造言情小说的问题。在〈美人恩〉自序中，他认为历来的言情小说内容不外乎三角与多角恋爱，而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而已”。但是要言情，并要完全摆脱三角与多角恋爱而又不脱离现代社会，这就比较难作了。小说的结构必须有一交错点，“言情而非多角”，又到哪里去找“交错点”呢。所以他思考、探索的结果，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以往的“公例”，只有“于此公例中，于可闪避处力闪避之，或稍稍一新阅者耳目”⑦。这样才使《美人恩》中言情，“初不写情敌角斗之事，而其结局，一方似结婚而非结婚，一方亦似离别而非离别”。与传统的言情小说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则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创作与理论的结合
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改造言情小说，是在内容上将言情加武侠（如《啼笑因缘》），或言情与“社会”结合（如春明外史、《斯人记》等）。而在叙事形态上多是“一男数女”或“一女数男”的多角恋情，而且爱情的结局大都是悲情。仅以一篇〈啼笑因缘〉自序即可看出他写悲情，在悲剧艺术及悲剧的结局方面，既继承了传统又突破传统。传统文学写男女恋情，多以大团圆结局。“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大团圆”的模式，以“不团圆”形态出现，使悲剧艺术得到长足发展。但时日一长，逐渐形成了“不团圆主义”，这对悲剧发展又造成了不利。张恨水既认识到“大团圆”的通病，又不满于“五四”以后的“不团圆主义”的盛行。因此，他在反思传统与观照现实的双项思维活动中，去建构自己的悲剧艺术世界。张恨水说：“长篇小说之团圆结局，此为中国人通病。红楼梦一出打破此例，弥觉隽永，于是近来作长篇者，又多趋于不团圆主义，其实团圆如不落窠臼，又耐人寻味，则团圆固亦无碍也。”⑧《啼笑因缘》既不是“团圆主义”，也不是“不团圆主义”，以留有“余想”的方式，显现出“一新阅者耳目”的特点。
小巍果果
晴雯，从一个家世无可考的女孩子到卖给赖大家，再卖给贾府，以至最后的“抱屈夭风流”她受尽了残暴的摧残和迫害。晴雯以不幸的遭遇感染读者，她既以一个天真无邪、孤苦伶仃的孩子走进贾府，又以一个逐步形成了反抗性格的婢女而被赶出贾府。晴雯的身世和命运是这样的凄苦、不幸。不知其籍贯和姓氏，犹如无根无蒂的浮萍，任凭风吹雨打，独自面对人世间的所有的苦难。因此，宝玉在芙蓉女儿诛中，这写道：“窃思女儿自临浊世，迄今凡十有六载，其先之乡籍姓氏，湮沦而莫能考者久矣。”由此可见，晴雯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处于最底层的一个孤苦无依的弱者。她在进入贾府之前就已被遗弃；进入贾府之后，无论是服侍贾母，还是服侍宝玉，她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婢女，是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欺凌、侮辱的对象。最后，晴雯以被迫害致死为悲剧的结局。这一切都向人们充分证明了晴雯所处地位的不幸，这一切也是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和封建道德沦丧的控诉。
原贴：中国古典小说鉴赏论文
漂流瓶liouhuei
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发展概况 文学史上产生过各式各样的创作方法，但“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①。当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艺史上的流派，同作为作家对待现实的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学的创作方法，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时代和作家世界观的不同，又表现为不尽相同的形态和性质。文学一开始就有以描写现实为主和以表现理想为主的两种倾向，这在古代原始歌谣和神话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以后随着时代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在文学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至于二者的名称。则是到十八世纪末
Baby_JoJo
文化史，即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分支，它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就其狭义而言，文化史曾与学术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如蔡尚思所著中国文化史要论。一方面文化史研究或文化研究多集中于文化总体，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中西文化比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问题的研讨；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
原贴：文学文化史的含义
传扬
文学除了拥有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内在的、看似无用的、超越功利的价值，既精神性价值。 关于精神，可以有诸多不同的定义。我们一般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界定精神这一概念的：它是人内在的一种意向性存在，是人的理性与感性诸多心理因素的有机统一，是人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因而，精神的价值不同于物质的价值，它是内在的、本体的、不断超越自身的。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是文学艺术家的精神活动，文学作品属于人类的精神产品，文学艺术的接受鉴赏也属于人们的精神领域的活动，所以，文学艺术的精神性价值应当是其自身最为内在的、基本的价值所在。正如早期的德国现象学学家Moriz Gei
原贴：文学文化史的含义
LakeWalden
读《羊脂球》有感 《羊脂球》的作者是世界著名文学家莫泊桑。莫泊桑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有短篇小说巨匠的美称。他的短篇小说侧重摹写人情世态,充分显示出他的社会风俗画家的才能。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细节描写、人物语言和故事结尾都有独到之处。文字简洁、质朴，却又犀利准确。 小说描绘了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期间，一辆法国马车在离开敌战区时，被一名普鲁士军官扣留。军官要求车上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陪他过夜，否则马车就不能通过。羊脂球出于爱国心断然拒绝，可是和他同车有身份的乘客为了各自私利，逼她为了大家而牺牲自己，羊脂球出于无奈而作了让步。可当第二天早上马车出发时，那些昨天还苦苦哀求的乘客们突然换了一副嘴
孤城万仞山
绿州楼兰古城迅速消失现象的思考——试说毁于异常特大的沙尘暴气候 楼兰，是我国西部两汉魏晋时期一个绿洲城郭国，位于东经98°22′22″，北纬40°29′35″。 即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塔克拉马干沙漠东部，罗布泊西南羌县境的大沙漠中。该城建于何时，尚未查明确切年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建于秦汉，消失于4世纪中期，也有认为湮没在5世纪。 中外考古学家，探险家经一个世纪的探查，已初步查明古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南北、东西各长300米，城内有街巷、官署、寺庙、居民住宅等建筑，是两汉通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重镇，汉晋都在这里驻兵屯田，设置行政长官。 这么一座绿洲古城为什么在短短不到半个世纪中就突然急速消失在茫茫大沙漠中?1900年瑞典探险家发现楼兰遗址，轰动世界，对这座沉睡了15个世纪的灿烂文明，沟通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的绿洲古城的突然消失惊诧不已，引来许多考古学家人文学者猎奇、探讨古城消失的原因。 一个世纪过去了，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代表观点：第一，也是最早提出的"自然环境变化说"；主要论据：冰山退缩导致河流流量减少，土地沙漠化，楼兰废弃。第二，"政治、经济中心转移说"；主要论据：丝绸之路改道，楼兰失去优势衰败，最终废弃。 第三，"人类活动破坏自然和谐说"；主要论据：人类在创造高度文明的同时，也以惊人速度创造着沙漠化，楼兰的消失，与世界古文明消失的悲剧一样，因沙漠化的扩大而弃城。 第三种观点在20世纪末期较盛行，媒体刊物发表文章，对楼兰现象视为人类破坏环境、毁灭古文明的典型，论述了人口增长、过度开发，破坏植被，干旱缺水沙漠化扩大，人类难以生存是绿洲古城迅速消失的直接原因。 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符合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笔者认为：就共性而言：人类对水资源利用平衡与失调，必导致积水成患或干旱为灾。 在绿洲生态环境中过度开发，滥砍滥伐破坏植被，则势必导致干旱加剧，沙漠扩大绿洲消失。 但作为楼兰这样迅速消失的个性问题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探寻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本文根据最近几年我国沙尘暴的频发，国际对自然灾害研究的新成果，提出"绿洲楼兰古城毁于沙尘暴"新说，就教于专家学者，有待于考古论证。 为了说清这个观点，拟讨论下列三个问题： 一、楼兰古城兴起与消失的大体过程； 二、楼兰消失过程是渐变还是突变? 三、论证楼兰迅速消失是极端特异突害气候--沙尘暴所致的依据。 (一) 楼兰古城的兴起与消失，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即起始期，兴起期，鼎盛期，消失期。 第一阶段起始期：1997年在楼兰地区发现距今3800年古墓沟六座古墓，陪葬品极简陋，仅有一包黄麻，一个草编小篓，篓中有10多粒小麦。 墓主人都是男性，以麻布裹身，头戴尖顶毡帽，帽上插有羽毛，没有陶器金属等陪葬品和工具。考古学家王炳华认为："当时生活相当原始、贫困、生产力不高"。 (1)1980年春孔雀河尾闾铁板闸，出土一具距今3380年保存完好的女尸，也未发现其它陪葬品，说明时间推进了约500年，楼兰社会生产力，社会文明没有提高。 2001年1月考古工作者重新找到了得而复失达60年的小河口墓地，内涵极为丰富，墓葬跨度由距今1600年左右到4000年。 不论古墓沟墓群，还是小河口墓群都反映出楼兰地区居民起始于距今4000年上下，发展非常缓慢。 第二阶段兴起期：历史上最早出现"楼兰"这个地名是西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匈奴王冒顿单于在给文帝信中说，匈奴军队"定楼兰、乌孙、呼揭及旁二十六国……"。(2)这里虽然说明楼兰已是一个国度，但不明确它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居国"还是"行国"以及它的军事、政治地位。 过了半个世纪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使张骞出使西域，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在向武帝会报中说到"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3)回答了楼兰是一个绿洲城郭居国、临近水边，虽然"兵弱易击"，但位置非常重要，影响王朝对西域的开发，"楼兰、姑师当道，苦之"。 (4)要开发西域首先要打通通往西域的要道口楼兰。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其时楼兰是一个小国，介于汉王朝与匈奴王之间，到昭帝元风四年(公元前77年)汉王朝势力控制了楼兰，"更其国为鄯善国"。 (5)应鄯善国国王尉屠耆之请，派遣伊循都尉镇守离城不远的伊循，驻军屯田保护鄯善国政权。 从屯田起楼兰进入了兴起时期，然发展并不快，到元帝时(公元前48-33年)楼兰在西域几十个国家中仍是一个小国：户口1570，人口14100，胜兵2912人，职官有辅国候、谷阝胡候、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1人，译长2人。 (6)在昆仑山前7国中，户口、人口均排在第4位，胜兵人数排在第3位。 把楼兰兴起时间定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也许不会离谱。 第三阶段鼎盛期：随着东汉魏晋与西域、中亚交流，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西文化、贸易往来频繁，楼兰古城亦由兴起逐渐达到鼎盛。 1999年12月在离楼兰48公里地方，发现一座魏晋时代古墓彩棺。彩棺集合着东西方文化特征，既绘有代表东方文化象征日、月的"朱雀"、"玄武"，又覆盖着代表西方文化罗马风格的丝纹栽绒毛毯，死者为男性老年，着棉、绢质地的长袍。 小河古墓群中亦发现彩棺，图案以黄、橘红、绿等色，绘有铜钱花卉纹，并以斜线分格。楼兰遗址出土的汉简，亻去卢文简，建筑遗存和《汉书》、晋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记录，都证明古城文化、经济在公元一世纪中叶至4世纪30年代，逐步达到鼎盛，跨度300余年。 第四阶段消失期：破译楼兰消失的确切时间，目前依据只有三条：①楼兰遗址发现的用亻去卢文写的有年代的简片卖：上书"兹伟大国王上天之子都伽·伐色摩那陛下在位十一年七月，诸民远离国境"。 (7)伐色摩那国王于公元321-334年在位，按此推算11年应在公元332年，即东晋咸和七年。 亻去卢文公元二世纪中叶至四世纪后半叶流行于于阗、鄯善一带，明显接受楼兰语与伊兰系诸语的影响，现在偶见于古佛经中。②楼兰遗址中，所发现的亻去卢文简、汉简，其年代记载都止于4世纪30年代，没有发现明确署有四世纪中叶及其以后的遗存。 ③公元399年即东晋安帝隆安三年高僧法显去印度求法，路径楼兰，这里已经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如所拟，唯以死人枯目为标耳"。(8)以上三点完全可以认为楼兰消失在公元332-339年之间，时间跨度很短很短，具突变特征。
原贴：求:关于楼兰的论文
追着小狗跑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 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 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育。 在当前文化缺失、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有不少人误认道德是限制人们行为的条条框框。 其实，有道德的生活才是真正正常、幸福的生活。 显著特点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 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飒飒的飒飒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探索 摘要:简要分析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侧重介绍实施教学过程中所作的教改探索——注意授之以法、把握学科动态、完善教学手段、加强课外阅读，以期为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 教学现状 课程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好这门课程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人生理想都有重要帮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一样，日益受到冷落。较之上个世纪80 年代，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积极性普遍降低，身为中文系学生不明了鲁迅、郭沫若、茅
杰漾
“让步政策”是人口下降引起地价降低的结果；当人口饱和遭遇天灾时，发生马尔萨斯抑制，此时人口降幅大大超过粮食减幅；农民起义的根源在于人口饱和；农民起义的结果往往是王朝更替。帝王和王朝为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因而在百姓中享有威望；农民起义既未促进、也未阻碍生产力发展，它只是历史得以延续的一个环节。 关键词：土地价格 人口饱和 王朝威望 联系环节 一、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论断为农民起义
贝都因
孔 子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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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在位之时，吞并六国，并发兵南征北讨，史载“百越之地，尽皆俯首”，“北扩千里”“秦王扫六合”，按战国地图看，领土几乎比战国七雄控制范围扩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设置郡县”，对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统治和制度建设，不似其它同时代的征服者如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或罗马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设；因此使统一的土地统治稳固，这才为中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后人认为，“功莫大过秦皇汉武”。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上无出其右。至今，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也是从罗马语Chin（秦）演变过来的，这在一个侧面上表现了秦帝国的影响力。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十分推崇法
aidair
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 增大字体 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 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 时代意义 《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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