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密谈掀起郭松龄反奉开端,密谈之人除了郭松龄,还有一位“民国名人”。
1925年10月,郭松龄赶赴日本参加观秋操。
其实,除了郭松龄以外,参观这次秋操的还有另外一名中国军人,他就是韩复榘,只不过两人代表的阵营不同。
郭松龄代表的是奉系,而韩复榘代表的是国民军。
身份不同,背后所属阵营不同,按说两人不会推心置腹的密谈,但是,远在异国他乡,郭松龄还是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了韩复榘。
事情是这样的。
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累了一天的韩复榘早已洗洗睡下,睡梦中,他忽然听到一阵声音很轻但又很急促的敲门声。
很显然,这是有特殊的人要来,而且,还是要办特殊的事。
行事警觉的韩复榘赶忙穿起衣服,打开房门,定睛一看,原来是郭松龄。
韩复榘将郭松龄迎进了房中,将门掩好。
见韩复榘房中没有其他人等,郭松龄便放松了警惕性,他告诉韩复榘:“我有一件稀奇古怪的事,要和你谈谈。”
韩复榘满脸好奇地说道:“什么事?”
“这次,我刚到东京的时候,日本参谋部的一个重要职员忽然来找我,他神秘兮兮地问我‘你这次到日本观操,张作霖将军是否安排你代他签订密约’”,郭松龄不加掩饰地说与韩复榘听,他想听听韩复榘对这件事的看法。
可是,韩复榘也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问郭松龄:“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只是来观操,没有什么特殊任务,更不知道签订密约的事”,郭松龄答道。
说完,他又解释了一句:“我确实不知道什么密约,我就是来观操的,我这样说完后,那名日本职员就失望地回去了。”
韩复榘听后,默不作声,他满脑子都在考虑这件事情的原委,虽是黑夜,但是,借助微弱的灯光,也可以看出他脸上露出的一丝狐疑。
此时,郭松龄同样露出了纳闷之情,他告诉韩复榘:“当时,日本人的话搞得我晕头转向,我一直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猜怎么着?”
郭松龄一边说,一边看向韩复榘,韩复榘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经过仔细的打听,我才知道张作霖打算承认‘二十一条’,以此来换取日本的大量军火,然后,再用这些军火进攻你们国民军”,郭松龄说道。
韩复渠听后,一脸愕然,他没想到张作霖出尔反尔。
“二十一条”是1915年5月,袁世凯同日本人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时,袁世凯一心想做皇帝,以此来获取日本人的支持。
不可否认的是,当时身为二十二师师长的张作霖,是极力反对这条不公平条约的,甚至,他还给日本人发出抗议通知,大有鱼死网破之意。
没想到,近10年后,身为东三省大元帅的张作霖不但要承认“二十一条”,还要给予日本人更多的利益。
这是引狼入室的干法,活脱脱的卖国行径。
郭松龄还告诉韩复榘:“这个密约在沈阳已经商谈成熟,来签字的代表已经动身,不日就会来到东京,恰巧我先他们一步来到这里,日本人误以为我是签字代表,故来找我相谈,实际上,签字代表是于冲汉。”
郭松龄越说越生气,他义愤填膺地告诉韩复榘:“张作霖这种干法,我是不敢苟同的;我是个军人,要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他,他若敢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说完,他又要求韩复榘为他保密,同时,要求韩复榘回国后要向冯玉祥转达他的意见。
这就是郭松龄反奉的开端。
其实,在他心里,早就有了倒戈的想法,因为有一种思想深深地根植在了他的内心里,那就是“改造东三省”。
至于郭松龄因为张作霖“功高不赏”而率兵倒戈的说法,并非主要原因。
一个人三观的形成,离不开家庭的教育和社会的熏陶,郭松龄心中救国救民思想的形成就在于此。
1883年,他出生在沈阳东郊渔樵村的一家塾师之家,只不过,家庭比较贫困。
自幼跟随父亲学习《论语》、《孟子》和《中庸》等儒家古籍,还学习了一些古文、诗歌和英雄人物的历史传记,知道了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事迹。
后来,又跟随董汉儒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接受了系统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激发了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
随着年龄的增长,郭松龄决定效仿汉朝班超“投笔从戎”的壮举,立志走向投军救国的道路,以实现自己报效国家、光复中华的愿望。
1907年,郭松龄从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三年后,加入新军同盟会,成为了一名爱国民主战士。
1913年,经过自己的努力,他又考入中国陆军大学,在这里学习了当代最新的军事知识和指挥才能,掌握了许多新知识、新思想。
大学毕业后,郭松龄怀揣着崇高的理想回到奉天,在这里,他不仅没有得到张作霖的重用,还处处受到留日派代表杨宇霆的打压,好在,他在奉天遇到了自己的终生伴侣韩淑秀。
韩淑秀绝非普通的一介女流,她的言谈举止处处透露着现代女性的先知。
她是奉天女子师范学堂的学生,经常与同学们为广大受压迫的妇女鸣不平,大胆地宣传男女平等,鼓舞妇女关心国家大事,四处奔走疾呼:“国家兴亡,妇女有责。”
虽然郭松龄在奉天遇到了真爱,但是,工作上不顺,让他产生了跳槽的想法。
1917年,郭松龄远赴广东投奔孙中山,有幸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他又产生了回奉天“改造东三省”的念头。
两年后,他再次回到家乡东北,可是,这次重返家乡,让他感慨颇多。
回到奉天后,他亲眼目睹了广袤无垠的东北,在奉系军阀的统治之下,到处是一片饥寒交迫、哀鸿遍野的凄惨景象,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沈阳古城也被奉系军阀糟蹋的不成样子,远远看去,街面上残破不堪,百业萧条,到处都是饥饿的人群。
另一面,郭松龄又看到奉系军阀的新贵们,住着高楼别墅,出入都是小汽车,衣着光鲜华丽,简直是醉生梦死的生活。
这与那些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人们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尤其是,在沈阳城的旧市街里,挂满了日本派出机关的牌子,诸如株式会社、日本银行分店的牌子随处可见;还有日本商人、老板、官员前呼后拥地走在沈阳城的大街上,仿佛他们就是沈阳的主人。
这让郭松龄感觉非常痛心,他当即决定:
“欲谋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欲推倒恶军阀,非预备绝大牺牲不可,余拟不择手段,先投身奉天军阀巢窟,暗取兵权,蓄养潜势力,以谋根本改造。”
但是,张作霖只让他做了讲武堂的战术教官,并没有给他很高的职务。
再说,郭松龄一出一进奉军队伍,自然会影响他职务上的上升,更何况,此时的老对手杨宇霆已是张作霖身边红极一时的智囊。
如此看来,郭松龄升迁的希望非常渺茫。
好在,1919年3月,19岁的张学良秉承父意,进入东三省讲武堂学习,成了郭松龄的学生。
论性格,郭松龄属于好学深思型的人物,他为人耿直,做事严肃,生活上非常自律,不抽烟,不嗜酒,更不沉溺于女色,勤勉好学,专心治军。
反观张学良,追求生活浪漫,耽于享乐,性格外向,与郭松龄大相径庭。
但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张学良偏偏喜欢这种与自己性格迥异的人物。
有了这层关系,郭松龄无异于有了往上爬的梯子。
当张学良由第三团团长晋升为混成旅旅长时,第三团团长的空缺就留给了郭松龄;当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时,张学良又保举他做了奉天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
1925年,张作霖又把关内关外的奉军扩充一番,把第一、第三两军扩充的军队作为奉军的主力,统一交给了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
而此时,张学良又忙着扩充新设的东北空军,所以,第一和第三军的指挥权实际上就是郭松龄了。
不得不说,郭松龄在治军方面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他锐意进取,创新改革,迅速提升了东北军的作战素养,开创了东北军正规化、现代化之先河。
手握重兵,武力强大,这让郭松龄有了反奉的实力和资本。
当然,还有人不断给他吹“枕边风”,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韩淑秀。
韩淑秀对郭松龄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郭松龄的革命生涯中,韩淑秀曾经孤身闯刑场,救下郭松龄,是郭松龄的救命恩人,同时,她也是郭松龄志同道合的革命同路人。
1925年,郭松龄从日本观操归来后,韩淑秀曾力劝丈夫:
“两次直奉战争,只有杨宇霆等一批奉军的老派人物得到了好处,他们有的到江苏当了督军,有的到安徽当了督军,可是,老百姓却家败人亡、流离失所,这样的战争不能再打了。”
在韩淑秀的支持下,郭松龄毅然决然地在滦州倒戈反奉,用实际行动来反对张作霖即将发动的战争。
为了赢得支持,壮大反奉的势力,郭松龄想到了冯玉祥,他打算跟这位西北军阀合作。
除了让韩复榘带话外,郭松龄的老婆韩淑秀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她和冯玉祥的老婆李德全是同学,便利用这层关系说服冯玉祥加入反奉同盟,同时,又拉拢直隶的李景林加入进来。
一切准备妥当,郭松龄放出豪言:“这种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若不幸失败,我唯有一死而已。”
韩淑秀听后,应声而起,悲壮地说道:“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
夫妻双双做好了共赴国难、同心协力誓死改造东三省的决心。
郭松龄的准备活动虽然做得非常隐秘,但是,还是让张作霖父子察觉了。
在郭松龄与冯玉祥签订反奉密约的第二天,张作霖便电召郭松龄,可是,郭松龄佯称住院看病,婉拒了张作霖。
与此同时,张学良赶到医院力劝郭松龄赶到沈阳,直接向张大帅陈述自己的意见。
郭松龄害怕反奉之事败露,便拒绝了张学良的劝解,但是,他还是担心夜长梦多,于是,他决定提前行动,连续发出三个通电:
第一电:要张作霖即日下野,请张学良接管大权;
第二电:要杨宇霆下台;
第三电:宣布奉军过国民军停止交战。
随即,他又在滦州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发表了反对张作霖“争夺地盘,贻害东北人民”的即兴演说,号召众部将积极拥护,并把拒绝参与行动的高维岳等人软禁起来。
当时,安徽督办姜登选路过滦州,当面劝诫郭松龄不要反奉,可惜,被郭松龄直接枪毙了。
郭松龄的突然起兵,让张作霖惊慌失措,毕竟郭松龄掌握着奉军的精锐之师。
11月27日,张学良派日本顾问仪峨和郭松龄的日本顾问守田在滦州会谈,希望郭能放弃武力,但是,郭松龄听不进去。
两天后,张学良赶到秦皇岛,电邀郭松龄面谈,郭松龄不顾两人之前的友谊,拒绝与张学良见面,不过,他给张学良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信,他表示对张学良的一片忠诚和爱戴;第二封信,他规劝张学良反其父道而行之,并详细叙述了他倒戈反奉的六项原则。
张学良见郭松龄决心已定,无法回头,只能悻悻地离去。
很快,郭松龄带兵攻占了连山,锋芒直逼奉天。
张作霖见形势不对,单凭自己的势力已经无法阻挡郭松龄的叛军,于是,他赶忙收拾细软,要到大连避难。
就在郭松龄攻占锦州后,不怀好意的日本人想拉拢郭松龄,并向郭松龄提出了“援助”条件。
郭松龄不愿以民族利益为代价来达到自己反张的目的,他严词拒绝了日本人的“优厚”条件。
但是,紧急关头,与郭松龄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狗急跳墙”的张作霖了。
他为了保住自己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将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了日本人身上,全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
为了打压郭松龄,张作霖多次派人与日本驻奉领事和关东军联系,请求日本出兵,并表示,只要日本出兵,他可以满足日本人提出的任何苛刻条件。
12月9日,日驻屯军第十师司令部由辽阳移驻奉天,并把他们的第六十三步兵联队、旅顺炮兵一队、公主岭骑兵一队以及附近的守备队调进奉天,准备镇压郭松龄。
一时间,奉天城成了日军的驻防地。
由于日本的参战,这场反奉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郭松龄不仅要与奉军战斗,还要与日军作战,很快,他就落于下风。
就在这个时候,当初的盟友冯玉祥,为了拓展自己的地盘,不顾之前与郭松龄签下的合作条约,对李景林进行了突袭,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霸占了天津。
这让郭松龄陷入了孤军奋战的窘境。
纵然这样,郭松龄也无所畏惧, 决不向敌人低头。
他指挥军队克服重重困难,依然在前线率军顽强奋斗,甚至,在危急关头,他“亲立于阵头督师”,并组织三次最猛烈的激战,但是,“终因三面受敌”而无法挽回。
1925年12月24日凌晨,郭松龄和夫人韩淑秀在少数机要人员和卫队的护卫下,向营口方向出走。
当他们行至辽中县的老达房时,黑龙江第七旅的王永清,按照日本人提供的情报紧紧追来,情急之下,郭松龄夫妇急忙藏身于白菜窖中。
王永清穷追不舍,当他追至白菜窖时,在窖外意外发现了郭松龄丢失的一张名片,就是这张名片暴露了郭松龄夫妇的藏身之地。
郭松龄夫妇被逮捕了,随即,张作霖下达命令,将郭松龄速速押往天津,由他亲自处决。
此时,号称“小诸葛”的杨宇霆不干了,他担心郭松龄夫妇到达天津后,张学良会替郭氏夫妇求情,到那时,或许于自己不利。
于是,他指示手下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了,然后,将他们的遗体装到大汽车内运回奉天,在小河沿暴尸三日以泄恨。
事情就像杨宇霆预料的那样,当张学良得知郭氏夫妇被俘的消息后,他拟电令高金山将郭松龄运到自己的军部,然后,把他们放了,送他们出国留学。
可是,为时已晚,高金山给张学良打电话,告诉他郭氏夫妇已被处决,张学良跺了跺脚,痛惜地说:“完了,完了。”
从这些事来看,郭松龄之所以要反奉,无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1. 爱国思想激发了他担负起“驱敌寇,复国土”的使命担当。
2. 孙中山民主思想让他产生了“改造东三省”的念头。
3. 东北的萧条和张作霖欲与日本签下不公平条约让他痛下决心。
4. 妻子韩淑秀在背后的“枕边风”,给郭松龄提供了支持。
5. 郭松龄掌握着奉军的精锐之师,这是郭松龄反奉的实力。
至于,有人说郭松龄反奉,是他与杨宇霆之间的私人斗争;或者,还有人说,是张作霖“功高不赏”,没有给郭松龄足够的封赏,导致小肚鸡肠的郭松龄起兵反封;这些说法太过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