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狂士，掌阅就可以看，描写了一个绝不低头的故事，作者文字功底很棒，经过一番查阅才能写出这么大气的历史故事，强推！
蒋子龙改革小说的特点
提到的作品
![[游戏小说]白鹿原](https://img.guwenji.org/siteinfo/2017/08/28/7C86789C-64B9-C020-BB58-C80D25875C3B.jpg/w240)
Tom Kan
大主宰，灵域，武练颠峰，武极天下，武神，武练乾坤，龙族，傲视九重天，完美世界，旷世妖师，绝世唐门，绝世神皇，斗破苍穹，我欲封天，沦落地狱，毒剑武尊，绝世武神，剑道邪尊，不灭剑体，傲风，狂神，酒神，星辰变，吞噬星空，盘龙，光之子，九星，荒，移动藏经阁，浩瀚星辰，文武至尊，斩天，修罗武神，遮天，求魔，异世邪君，雪鹰领主，斗罗大陆，纨绔少爷，神控天下，风临异世，武道至尊，不灭武尊，异世傲天，杀神，盘龙，混沌天体，无尽丹田，万法仙君，凡人修仙传，仙血，唯我独尊，龙王传说，丹武乾坤，九转金身诀，独尊苍穹，无尊，无敌升级，莽荒纪，仙傲，修真世界，择天记，仙逆，遮天，至尊剑皇，剑道独尊，吞噬星空，万古至尊，天域苍穹，剑道独尊，邪医毒妃，万妖之祖，万古蛇妖，凌驾异界，仙界修仙，叱咤风云，万界天王，异世界风云，黑暗帝国，符文，神煌，晋风，花千古，超凡双生，诛仙，武神风暴、杀神，星辰变，刀剑神皇，修罗武神，绝世武神，诛仙，至尊召唤师，剑道独神，符皇，求魔，天珠变，吞噬苍穹，至尊邪皇，剑道邪尊，幻武乾坤，佣兵天下，召唤万岁，战魂神尊，邪瞳，傲风，神印王座，神墓，时间之墟，仙逆，风行天下，风临天下，神墓，妖冥药尊，傲剑凌云，阴阳冕，雪鹰领主，十方天士，战神，修罗传说，神墓，傲风，凌天传说，天域苍穹，梦舞风云，我欲封天 ，盗墓笔记，琅琊榜，佣兵天下，召唤圣剑，永恒无极，绝世唐门，绝色狂妃，飞天，邪神传说，天巫，仙界修仙，极品戒指，至尊觉醒，风临异世，天辰，武逆乾坤，绝世唐门，绝世武神，玄天邪尊，刀剑神皇，异世药王，神墓，酒神，吞噬苍穹，龙血战神，异世傲天，召唤天下，天珠变，武极天下，傲风，武祖，异世邪君，斗罗大陆，戮仙，少年魔神，哑舍，天域苍穹，帝尊，人道至尊，气冲星河，无极魔道，杀神，剑动山河，刀剑神皇，剑神重生，法神重生，异世药神，不朽丹神 ，至尊邪天，至尊武灵，混沌雷修，至尊无赖 ，，，，，，，。。。很多很好的...............................
youyouismm
芥川龙之介
龙之介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其它更有诗、和歌、俳句、随笔、散文、游记、论文等多种。 龙之介的小说始于历史题材，如《罗生门》、鼻子、偷盗等；继而转向明治文明开化题材，如舞会、阿富的贞操、《偶人》等；后写作现实题材，如《桔子》、一块地以及《秋》等。在创作中注重技巧，风格纤细华丽，形式、结构完美，关心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1925年发表自传性质小说大岛寺信辅的半生。1927年发表短篇《河童》，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作了尖锐的嘲讽。 芥川龙之介亦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创作上既有浪漫主义特点，又具有现实主义倾向。 早期的作品以历史小说为主，借古喻今，针砭时弊。它们可分为5类： ①取材于封建王朝的人和事，如《罗生门》和鼻子系根据古代故事改编，揭露风行于世的利己主义；地狱图(1918)写一个服务于封建公侯的画师为了追求艺术上的成就而献出女儿和自己的生命，抨击暴君把人间变成了地狱。 芥川龙之介
②取材于近世传入日本的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如烟草和魔鬼(1917)、信徒之死(1918)、众神的微笑(1922)等。 ③描述江户时代的社会现象，如戏作三昧、某一天的大石内藏助（均1917）等。在戏作三昧中，通过对主人公泷泽马琴的内心活动的描写，阐述了作者超然于庸俗丑恶的现实之外的处世哲学。 ④描绘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本社会的小说，如手绢（1916）、舞会(1920)等。手绢讽刺了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新渡户稻造所鼓吹的武士道精神。 ⑤取材于中国古代传说的作品，如《女体》、《黄粱梦》、英雄器(均1917)、杜子春、秋山图（均1920）等。 十月革命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萌芽，芥川也在时代的影响下，着重写反映现实的作品。其中有歌颂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颓唐消沉形成明显对照的淳朴善良的农村姑娘《桔子》(1919)，表现现代男女青年苦闷的《秋》(1920)，刻画少年心理的手推车(1921)，描写农村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块地（1923），嘲讽乃木希典的《将军》（1920）以及批判军国主义思想、对下层士兵寄予同情的《猴子》（1916）和三个宝(1927)。 芥川龙之介
芥川晚期的作品,反映了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1927年初,发表玄鹤山房,通过老画家之死，揭露家庭内部的纠葛,反映了人生的惨淡和绝望心情,暗示旧事物的衰亡和新时代的来临。写这篇作品时,芥川已萌自杀的念头,使以后的作品如《海市蜃楼》等充满了阴郁气氛。《河童》(1927)通过虚构的河童国,抨击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遗作齿轮和某傻子的一生(1927)描述作者生前的思想状态。评论集《侏儒的话》(1923～1927)阐述了他对艺术和人生的看法。 在短短12年的创作生涯中，芥川写了148篇小说,55篇小品文,66篇随笔,以及大量的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他的每一篇小说，题材内容和艺术构思都各有特点，这是他在创作过程中苦心孤诣地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他的文笔典雅俏丽，技巧纯熟，精深洗练，意趣盎然，别具一格。在日本大正时期的作家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纪念芥川在文学上的成就，从1935年起设立以他命名的“芥川文学奖”，它一直是日本奖励优秀青年作家的最高文学奖。
小飞飞啊飞
个人感觉最优秀的当属二王：王小波、王朔。
除了你列举的那些，认为还有余华（细雨中的呐喊），陈忠实（《白鹿原》），陈村（《一天》）——后来沦落为网络写手后基本没什么称得上作品的东东了，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铁凝（《大浴女》），阿来（《尘埃落定》），霍达（《穆斯林的葬礼》），残雪（山上的小屋、阿梅在一个冬天里的愁思），阿城（《棋王》），史铁生（《我与地坛》），杨绛（《洗澡》）。。。仅仅指当代，不包括现代的鲁迅、钱钟书、林语堂、萧红、张爱玲等的作品。
列举了作品的作家，个人认为写的好的就是括号里的作品，其他的作品都一般了。至于二王，个人认为是那种才气横溢、思想多维、构思奇特、勤奋多产的作家，只有很少的作品写得不好。小波更具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批判意识。
但是所有的作家都具有中国作家的通病：缺乏思想、语言误区（要么过分追求语言要么语言苍白）、角度有限、风格单一。
naturelocked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鲁迅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1](P3)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
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
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老沐
可以推荐书旗小说以毒的作品古代豪门录:撩个多金王爷，讲述现代孤女穿越古代，以美貌颠覆一代王朝，以智慧为夫夺取江山的故事，此书以一架可杀人于无形梦魇琴为主线，一曲九幽可敌千军万马。
咪子
龙有九子，各有不同，它们名字分别按顺序拍下来是： 老大囚牛（qiúniú） 老二睚眦（yázī） 老三嘲风（cháofēng） 老四蒲牢（pǔláo） 老五狻猊（suānní） 老六赑屃（bìxì） 老七狴犴（bìàn） 老八负屃（fùxī） 老九螭吻/鸱（chǐwěn/chǐweǐ）
原贴：古典神话中龙有几子？
happytamat
要注意这个龙是哪一条龙？像我们所看的电视剧东海龙族那个，他的后代不就是龙太子，还有龙女之类的吗？这个龙我主要倾向于天地初开的第一条龙，也就是盘古开天辟地，然后产生的第一条祖龙与其他种族的妖兽所生出的九个儿子，所以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因为龙本性淫。龙的九个儿子分别为：老大囚牛（qiúniú）老二睚眦（yázì）老三嘲风（cháofēng）老四蒲牢（púláo）老五狻猊（suānní）老六饕餮（tāotiè）老七狴犴（bì’àn）老八赑屃（bì xì）老九螭吻/鸱尾（chīwěn/chīwěi）另有说法为：老大赑屃（bìxì）老二螭吻/鸱尾（chīwěn/chīwěi）老三蒲牢（púláo）老四狴犴（bì’àn）老五饕餮（tāotiè）老六趴蝮（bāxià）老七睚眦（yázì）老八狻猊（suānní）老九椒图（jiāotú）
原贴：古典神话中龙有几子？
asong91
洪峰、余华、格非、 叶兆言、林白、陈染、 史铁生、陈忠实、张洁、 方方、张炜、张承志、 王蒙、从维熙等等等等。 另外，你的当代是指现在还活着的还是指1945年至今的？ 如果是后者，更多。 更多资料见此： http://www.white-collar.net/wx_hsl/dangdai/xd_02/csh_ddwxs/042901.html 阿城（男）（1949－ ） 原名钟阿城。原籍四川江津，生于北京。高中一年级逢“文革” 中断学业，1968年下放山西、内蒙插队，后又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 北京，曾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工作，后任世界图书编辑。1984 年发表处女作《棋王》（《上海文学
Sandy博扬
经济学，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当它的“纯粹”形态的普遍原理被应用於具体社会的时候，总会引出“实践”形态的问题。现象学对纯粹科学的实证主义态度的批判，对中国经济学的意义在於：它一方面揭示出哈贝马斯( J ürgen Habermas )曾经强调的认知与兴趣之间的知识社会学联系，从而为经济学的话语权力划出合理界限；另一方面以批判的实践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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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经济学提供了反思的基础，而只有在自身范围内具备了反思能力的经济科学才是黑格尔( G。 W。F。 Hegel )批评康德( Immanuel Kant )时所论述的“纯粹”的科学。在当代中国，对经济学的实践的反思引出了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改革面临著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这些政治经济学问题向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严重挑战，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一挑战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著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
九十年代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含义
90 年代初由邓小平首先加以肯定和推广的“南中国模式”在整个 90 年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不论这一模式有多少形形色色的版本，与传统国营企业的激励机制相比，它的制度经济学特征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对“分立的财产权利”( severance of property )的保护。 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 )晚年曾对这一产权形态如何根本性地改善著多数公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按照他的理解，这一产权形态以及围绕它而发展起来的一整套支撑体系，不应当误解性地遵循它在西方社会的特殊历史被命名为“私有制”或者叫做“资本主义制度”，而应当被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整个 90 年代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现实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实质上就是这一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结果。由於合作范围在人竤中的扩展，分工与专业化便得以深化，最终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和国民财富的增长。
为了在一个统一框架内理解国营企业、乡镇企业和纯粹私人企业的制度安排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率，根据西多夫斯基原理，我在附图( Scitovski diagram )中给出了三组曲线来说明这三种不同经济制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如何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效率的。
假定一切生产行为都可以描述为生产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缔结的契约关系规范下的行为，假定附图的纵轴方向指示了委托人利益增加的方向、横轴指示了代理人利益增加的方向，那么在代理人可以选择的各种行动方案中，有三类是与委托人利益和代理人利益密切相关的：( 1 )那些同时增进委托人和代理人福利的方案；( 2 )那些仅仅增进委托人福利的方案；( 3 )那些仅仅增进代理人福利的方案。 显然，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人类合作”的秩序可以得到扩展，当且仅当存在著第( 1 )类方案时。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第( 2 )和第( 3 )类方案的实现，那些旨在实现第( 2 )类方案的制度不妨叫做“奴隶制度”，而那些事实上极大地鼓励了第( 3 )类方案实现的制度不妨叫做“巧取豪夺制度”。 出於明显的理由，这两种制度都不可能有大范围的扩展；凡是违背个体自愿原则的制度，由於丧失了“合法性”，都是难以为继的制度。由於上述三类行动方案都是代理人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我们实际上假设了代理人是“有合作意愿的”。
如我在附图中作的解释，代理人的均衡行为模式在这里主要取决於两个因素：( 1 )委托人福利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敏感地依赖於代理人的努力；( 2 )代理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敏感地依赖於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 这两个条件的第一个已经包括了生产的技术结构(例如大规模以及新技术的使用，生产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第二个条件则主要反映了生产的制度结构(例如团队内部互相监督的成本，外部人监督的诸方式)。 代理人无差异曲线与行为约束的切点给出不同契约下的均衡——作为模式的典型行为，或者代理人的“行为模式”。 在附图所示的三个切点处，代理人的不同行为模式为他自己和为委托人生产了不同水平的福利。 对委托人而言，代理人行为约束的最高点代表了最大福利。可是由於存在著“代理人成本”，代理人的均衡行为通常不发生在最高点处，均衡点与最大福利点之间的差距就是代理人成本。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在经济效率方面的特征性的差异就在於它们表现出不同的代理人成本。
在“委托—代理”的各种可能形态中，“家庭”可以被视为是与委托人、代理人的利益关系最接近的形态。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由於具有较小的契约监督成本(给定生产的技术条件)，在附图所示的“委托—代理”诸关系中可以由最左边的那组曲线(具有较大的正的和负的斜率)描述。 50 年代出现过的规模最大的“人民公社”，拥有两万户农民，其监督成本极高，并且代理人的个体努力对“集体委托人”福利的边际贡献微乎其微。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由附图最右边的那组曲线(具有较小的正的和负的斜率)描述。 而所谓“南中国模式”，或乡镇企业的制度安排，或多或少可以由中间的那组曲线描述。
如果生产的技术条件一样，那么家庭或由最左边的曲线组描述的制度安排具有最高的代理人生产效率。 但是家庭经济能够容纳的生产的技术条件缺乏规模经济效益，而规模经济效益是诱致“人类合作”的秩序从家庭向外扩展的根本原因。国营企业固然使用了大规模经营的技术条件，但其制度安排下的监督成本太高，以致部分甚至完全抵销了规模经济效益方面的好处。 这两种极端的制度安排的利弊就突显出了为甚么乡镇企业或“南中国模式”可以成为 9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乎唯一有效的驱动机制。
乡镇企业(比家庭具有大得多的技术规模)之所以具有较低的监督费用，除了因为依靠本地联系和血缘联系能够提供的支持外，还由於它主要地实行了保护企业主管人员的“利润权利”的制度。 乡镇企业有比较明确的追求财富增长速度的目标，所以由乡镇地方政府提供的对代理人利润权利的保护导致了企业(计入“代理人成本”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以上分析也表明，“南中国模式”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产业升级”，也就是如何发展和取代国有企业具有的那种大规模经济的技术条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与投资机制的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
改革面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甚么是代理人的“利润权利”呢？为著经济效率而定义的“利润”，也就是熊比特( Joseph A。 Schumpeter )所说的创新的利润或“价值剩余”。 在奥地利学派(包括其左派人物熊比特)和芝加哥学派的奈特( Frank Knight )看来，企业家(为追逐利润而发生的)创新行为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 所以哈耶克认为，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的能力归根结柢取决於这个社会是否保护企业家的“利润权利”，是否“鼓励一切个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创新”，是否把创新者的利润权利当做宪法的核心条款来实行。 经济自由是其他各项自由的基础，创新者的利润权利於是成为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所谓“保护匿名的少数”原理)。
但是在那些从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经济中，“利润权利”没有如同成熟西方市场社会里那样的“传统的合法性”(对“剥夺者”的剥夺已经摧毁了这一合法性的基础)。 另一方面，任何创新都首先需要对创新所必须的经济资源实行调配，在这一意义上，熊比特曾经说过两句话：( 1 )“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纯粹意义上的借贷行为”；( 2 )“银行家是资本主义的守门人”。 即是说，创新者必须说服银行家出借他们控制著的经济资源(在货币经济里，资源可以通过货币来调配)。 而资源控制权的转让或出借，归根结柢是“财产权利”的转让或出借。 90 年代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些风云人物，往往必须通过政治权力转化出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利，这在“南中国模式”中也表现得清清楚楚。 於是经济学家们从“效率原则”的立场提出“生产性寻租”的概念(或“官商合理”论，或“南韩模式”)来为这样的权力寻租行为辩护。
效率原则在“南中国模式”里，并且几乎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在整个 90 年代(以及 80 年代后期)同“公平原则”发生著冲突。 这种基於“经济增长是医治一切社会问题的最好药方”的理念，即“南韩的增长方式”，是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普遍地无视这一模式下出现的公平问题的原因。
我们必须承认，就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中国社会而言，以及就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而言，发展总比停滞好些，并且“发展”始终是逼迫到中国人头上来的(“西力东渐”以及人口生育率转移产生的人均资源恶化)；因此，我们必须为创新者找到“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必须提出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这样三个(不同但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1 )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 2 )劳动与资本之间经济关系的合法性基础；( 3 )政府身份及其合法性或确当性问题(我把韦伯的“ legitimacy ”叫做权利或权力的“合法性”，而把道德共识所提供的权利或权力的基础叫做“确当性”)。
我已经大致说清楚了“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我不认为理论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法权”只通过精神历史的中介展开其合理性。普遍的腐败，一方面是资本原始积累难以避免的“过程”( the thesis )，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对现实的否定过程(或批判，或 the antithesis )。 这两方面的“综合”( synthesis )，便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经典的也是核心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表述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看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在於理解“劳动—资本”这一轴心关系。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著市场体制的转型，在苏东各国都遇到由这一轴心关系的重建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危机，而意识形态的压力又反过来抑制著市场体制的发展。
“资本雇佣劳动”其实并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一般的经济关系。 在许多场合存在著有效率的“劳动雇佣资本”的经济制度(例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只要“劳动”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人力资本(智力)密集型的劳动。只是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分工与专业化不得不采取劳动的高度异化的方式——大机器生产将人当做生产流程的零部件。 随著资本(财富)的积累和由此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将被逐渐稀缺的劳动诱致去开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将劳动本身解放出来。如马克思说过的，市场蕴涵著巨大的解放力量。 哈贝马斯也正是由於看到了这一解放力量，才转而去修正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劳动的解放，与“利润权利”的合法性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 中国新左派方面的知识份子似乎不打算承认这个历史过程，於是才有了以“第二次思想解放”、“新进化论”、“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等等为代表的试图一步跨越经济发展的“万里长城”的社会方案。
我们承认“资本雇佣劳动”作为目前发展阶段的主流生产关系，但这并不等於我们不要批判这一生产关系。 恰恰相反，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相应的道德基础，这一道德基础就包括了对现实市场的永恒的批判。 而缺失了这一批判力量的市场经济(例如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终究难以发展为成熟市场社会那样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便是逐利，也正因此它才能够“专业化”为创新的物质载体。 为了追逐利润，资本腐蚀权力以达到寻租的目的。 资本倾向於勾结权力，倾向於勾结社会的强势集团，这在东方和西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倾向在西方受到神的(后来则是“法治”的)制约，而在东方则无制约地泛滥为马克思说过的“东方式的腐败”。
“劳动”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成为“自为”的，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动者不知道他们的权利(恰恰相反，旧的意识形态早就为他们灌输了这一权利观念)。 劳动从自在到自为需要下面两个条件：( 1 )生产技术从福特主义的向著后福特主义的转型；( 2 )在政治与社会体制中建立劳动与资本理性对话的渠道。对后一个条件来说，资本与权势集团的勾结直接威胁著理性对话渠道的建立，因为，政府必须把它的合法性基础从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和对“资本权利”的保护超越出来，而普遍的腐败正在迅速摧毁著这一超越的可能性。
这样就引出我所说的第三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转型期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我在这里强调了“转型期”的特殊性，因为转型意味著一个政府必须不断地同时从旧制度和新制度的道德共识中寻求建立临时的、过渡的合法性。 这是政治的艺术，它的失败则意味著社会动荡与革命。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坚持“体制内的变革”，坚持“静悄悄的革命”，理由在於他们希望和平地向市场社会过渡。
就目前中国社会而言，转型期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仍然在於发展经济，并使多数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 这一点在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中国的历史事变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仅仅满足於经济发展和比较公平地(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分享发展的成果，并不能保证转型期政府确立其合法性。 因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中间层”，或者乾脆叫做“中产阶级”。 这一阶层在经济上正是“人力资本”(生产知识)的载体，他们最直接地(在收入再分配以前)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在政治上，这一阶层足以调和最上层的权势集团和最下层的边缘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从而能够提出和维护各方都可能接受的“社会正义”并且建立理性对话渠道(或者如哈贝马斯所谓的“对话理性”)，而不是使社会分裂为“谁之正义？何种理性？”的战争状态。
最近国内几位社会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旧体制中的权势集团通过新体制下的权力寻租活动，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资本权势”关系，或者用研究者的术语，叫做“总体资本”。由於这一资本权势关系的形成，根据这些研究者的观察，原本刚刚开始生长的“社会中间阶层”，正在被瓦解为依附於资本权势关系的附庸集团，或者沦落为社会边缘集团之一。 这一现象正表明了缺乏适当的道德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蜕变为腐朽的官僚垄断支配的经济活动。今年年初，由北京金融界一家刊物主持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资深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联合研讨会，著重讨论了这一现象及其可能的严重后果。 在中国，“节制资本”应当被赋予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新涵义，并且应当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支撑点。
由於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改革理念中的核心地位，由於新左翼知识份子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评，由於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出路问题，我在下一节简要讨论这一问题以为这篇文章的结语。
“中国自由主义”的出路
感谢 90 年代后期国内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与“新左翼”知识份子之间的对话，使我们认识到自由主义在中国正处於双重的困境之中。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正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著市场社会转型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宪法精神”里面，还缺乏对利润权利的尊重，并且由於利润权利的不受保护，整个经济的创新能力受到摧残，这也就相应地鼓励了权力寻租的能力和腐败行为。 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才提倡和坚持了苏格兰启蒙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这一立场视“产权”——由洛克( John Locke )定义的广义产权，即生命权利、基本自由权利、财产权利——为个人自由的最根本保障，视个人自由为最高的价值，视自由市场为文明演进的最可宝贵的制度遗产。 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社会”是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市场社会，这里极容易发生资本与权势的勾结，从而腐蚀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合法性基础)。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坚持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的疏离和批判的态度，坚持福柯( Michel Foucault )所阐释的“启蒙”——对权力的(包括作为权力的“传统”本身)永恒的批判态度。 这样，自由主义在中国就一方面要对旧体制对人的奴役进行抗争，一方面又要对新体制对劳动的异化加以批判。由於这一双重的任务，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西方当代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在“中国自由主义”这里变得格外复杂，而根据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对中国的自由主义加以分类便显得没有意义。 也由於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这一双重的冲突与困境，我把它叫做“中国自由主义”。
我在另外几篇文章里已经讨论了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出路，这里简要总结和发挥一下我的结论。在我看来，若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中国自由主义”就必须提倡下列三件事情：( 1 )演进的普遍主义( evolutionary universalism )；( 2 )作为对话的逻各斯( dialogue as shared logos )；( 3 )交往的个人主义( communicative individualism )。
这三件事情当中，第一件关涉到苏格兰自由主义及“哈耶克—波普”传统的演进理性与康德普遍主义理性之间的某种打通或者某种中国式的折衷，以便在中国语境里讨论诸如“正义”和“自由”这类基础问题；第二件事情关涉到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基础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发展要求培育“科学”精神，另一方面，缺乏希腊科学传统的中国科学很容易蜕变为“科学主义”从而破坏了科学精神本身。 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尤其是赫拉克立特阐释过的大众“分享著”的和通过对话揭示自身的逻各斯，这在我看来是一条适合中国科学精神培育的思路；第三件事情关涉“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这两个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 交往的个人主义不再是孤立的西方古典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通过对话展开了对话伦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这一主体间关系(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 )为人格形成基础的个人主义。 在我看来，这三件事情都与中国人的本性有某种亲密联系，因此不难在中国社会确立其话语传统。
至於加上了这三件事情之后的自由主义是否还算是“自由主义”，我不能回答，不妨就叫做“中国自由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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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一切生产行为都可以描述为生产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缔结的契约关系规范下的行为，假定附图的纵轴方向指示了委托人利益增加的方向、横轴指示了代理人利益增加的方向，那么在代理人可以选择的各种行动方案中，有三类是与委托人利益和代理人利益密切相关的：( 1 )那些同时增进委托人和代理人福利的方案；( 2 )那些仅仅增进委托人福利的方案；( 3 )那些仅仅增进代理人福利的方案。 显然，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人类合作”的秩序可以得到扩展，当且仅当存在著第( 1 )类方案时。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第( 2 )和第( 3 )类方案的实现，那些旨在实现第( 2 )类方案的制度不妨叫做“奴隶制度”，而那些事实上极大地鼓励了第( 3 )类方案实现的制度不妨叫做“巧取豪夺制度”。 出於明显的理由，这两种制度都不可能有大范围的扩展；凡是违背个体自愿原则的制度，由於丧失了“合法性”，都是难以为继的制度。由於上述三类行动方案都是代理人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我们实际上假设了代理人是“有合作意愿的”。
如我在附图中作的解释，代理人的均衡行为模式在这里主要取决於两个因素：( 1 )委托人福利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敏感地依赖於代理人的努力；( 2 )代理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敏感地依赖於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 这两个条件的第一个已经包括了生产的技术结构(例如大规模以及新技术的使用，生产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第二个条件则主要反映了生产的制度结构(例如团队内部互相监督的成本，外部人监督的诸方式)。 代理人无差异曲线与行为约束的切点给出不同契约下的均衡——作为模式的典型行为，或者代理人的“行为模式”。 在附图所示的三个切点处，代理人的不同行为模式为他自己和为委托人生产了不同水平的福利。 对委托人而言，代理人行为约束的最高点代表了最大福利。可是由於存在著“代理人成本”，代理人的均衡行为通常不发生在最高点处，均衡点与最大福利点之间的差距就是代理人成本。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在经济效率方面的特征性的差异就在於它们表现出不同的代理人成本。
在“委托—代理”的各种可能形态中，“家庭”可以被视为是与委托人、代理人的利益关系最接近的形态。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由於具有较小的契约监督成本(给定生产的技术条件)，在附图所示的“委托—代理”诸关系中可以由最左边的那组曲线(具有较大的正的和负的斜率)描述。 50 年代出现过的规模最大的“人民公社”，拥有两万户农民，其监督成本极高，并且代理人的个体努力对“集体委托人”福利的边际贡献微乎其微。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由附图最右边的那组曲线(具有较小的正的和负的斜率)描述。 而所谓“南中国模式”，或乡镇企业的制度安排，或多或少可以由中间的那组曲线描述。
如果生产的技术条件一样，那么家庭或由最左边的曲线组描述的制度安排具有最高的代理人生产效率。 但是家庭经济能够容纳的生产的技术条件缺乏规模经济效益，而规模经济效益是诱致“人类合作”的秩序从家庭向外扩展的根本原因。国营企业固然使用了大规模经营的技术条件，但其制度安排下的监督成本太高，以致部分甚至完全抵销了规模经济效益方面的好处。 这两种极端的制度安排的利弊就突显出了为甚么乡镇企业或“南中国模式”可以成为 9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乎唯一有效的驱动机制。
乡镇企业(比家庭具有大得多的技术规模)之所以具有较低的监督费用，除了因为依靠本地联系和血缘联系能够提供的支持外，还由於它主要地实行了保护企业主管人员的“利润权利”的制度。 乡镇企业有比较明确的追求财富增长速度的目标，所以由乡镇地方政府提供的对代理人利润权利的保护导致了企业(计入“代理人成本”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以上分析也表明，“南中国模式”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产业升级”，也就是如何发展和取代国有企业具有的那种大规模经济的技术条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与投资机制的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
改革面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甚么是代理人的“利润权利”呢？为著经济效率而定义的“利润”，也就是熊比特( Joseph A。 Schumpeter )所说的创新的利润或“价值剩余”。 在奥地利学派(包括其左派人物熊比特)和芝加哥学派的奈特( Frank Knight )看来，企业家(为追逐利润而发生的)创新行为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 所以哈耶克认为，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的能力归根结柢取决於这个社会是否保护企业家的“利润权利”，是否“鼓励一切个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创新”，是否把创新者的利润权利当做宪法的核心条款来实行。 经济自由是其他各项自由的基础，创新者的利润权利於是成为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所谓“保护匿名的少数”原理)。
但是在那些从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经济中，“利润权利”没有如同成熟西方市场社会里那样的“传统的合法性”(对“剥夺者”的剥夺已经摧毁了这一合法性的基础)。 另一方面，任何创新都首先需要对创新所必须的经济资源实行调配，在这一意义上，熊比特曾经说过两句话：( 1 )“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纯粹意义上的借贷行为”；( 2 )“银行家是资本主义的守门人”。 即是说，创新者必须说服银行家出借他们控制著的经济资源(在货币经济里，资源可以通过货币来调配)。 而资源控制权的转让或出借，归根结柢是“财产权利”的转让或出借。 90 年代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些风云人物，往往必须通过政治权力转化出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利，这在“南中国模式”中也表现得清清楚楚。 於是经济学家们从“效率原则”的立场提出“生产性寻租”的概念(或“官商合理”论，或“南韩模式”)来为这样的权力寻租行为辩护。
效率原则在“南中国模式”里，并且几乎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在整个 90 年代(以及 80 年代后期)同“公平原则”发生著冲突。 这种基於“经济增长是医治一切社会问题的最好药方”的理念，即“南韩的增长方式”，是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普遍地无视这一模式下出现的公平问题的原因。
我们必须承认，就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中国社会而言，以及就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而言，发展总比停滞好些，并且“发展”始终是逼迫到中国人头上来的(“西力东渐”以及人口生育率转移产生的人均资源恶化)；因此，我们必须为创新者找到“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必须提出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这样三个(不同但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1 )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 2 )劳动与资本之间经济关系的合法性基础；( 3 )政府身份及其合法性或确当性问题(我把韦伯的“ legitimacy ”叫做权利或权力的“合法性”，而把道德共识所提供的权利或权力的基础叫做“确当性”)。
我已经大致说清楚了“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我不认为理论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法权”只通过精神历史的中介展开其合理性。普遍的腐败，一方面是资本原始积累难以避免的“过程”( the thesis )，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对现实的否定过程(或批判，或 the antithesis )。 这两方面的“综合”( synthesis )，便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经典的也是核心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表述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看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在於理解“劳动—资本”这一轴心关系。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著市场体制的转型，在苏东各国都遇到由这一轴心关系的重建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危机，而意识形态的压力又反过来抑制著市场体制的发展。
“资本雇佣劳动”其实并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一般的经济关系。 在许多场合存在著有效率的“劳动雇佣资本”的经济制度(例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只要“劳动”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人力资本(智力)密集型的劳动。只是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分工与专业化不得不采取劳动的高度异化的方式——大机器生产将人当做生产流程的零部件。 随著资本(财富)的积累和由此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将被逐渐稀缺的劳动诱致去开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将劳动本身解放出来。如马克思说过的，市场蕴涵著巨大的解放力量。 哈贝马斯也正是由於看到了这一解放力量，才转而去修正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劳动的解放，与“利润权利”的合法性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 中国新左派方面的知识份子似乎不打算承认这个历史过程，於是才有了以“第二次思想解放”、“新进化论”、“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等等为代表的试图一步跨越经济发展的“万里长城”的社会方案。
我们承认“资本雇佣劳动”作为目前发展阶段的主流生产关系，但这并不等於我们不要批判这一生产关系。 恰恰相反，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相应的道德基础，这一道德基础就包括了对现实市场的永恒的批判。 而缺失了这一批判力量的市场经济(例如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终究难以发展为成熟市场社会那样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便是逐利，也正因此它才能够“专业化”为创新的物质载体。 为了追逐利润，资本腐蚀权力以达到寻租的目的。 资本倾向於勾结权力，倾向於勾结社会的强势集团，这在东方和西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倾向在西方受到神的(后来则是“法治”的)制约，而在东方则无制约地泛滥为马克思说过的“东方式的腐败”。
“劳动”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成为“自为”的，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动者不知道他们的权利(恰恰相反，旧的意识形态早就为他们灌输了这一权利观念)。 劳动从自在到自为需要下面两个条件：( 1 )生产技术从福特主义的向著后福特主义的转型；( 2 )在政治与社会体制中建立劳动与资本理性对话的渠道。对后一个条件来说，资本与权势集团的勾结直接威胁著理性对话渠道的建立，因为，政府必须把它的合法性基础从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和对“资本权利”的保护超越出来，而普遍的腐败正在迅速摧毁著这一超越的可能性。
这样就引出我所说的第三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转型期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我在这里强调了“转型期”的特殊性，因为转型意味著一个政府必须不断地同时从旧制度和新制度的道德共识中寻求建立临时的、过渡的合法性。 这是政治的艺术，它的失败则意味著社会动荡与革命。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坚持“体制内的变革”，坚持“静悄悄的革命”，理由在於他们希望和平地向市场社会过渡。
就目前中国社会而言，转型期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仍然在於发展经济，并使多数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 这一点在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中国的历史事变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仅仅满足於经济发展和比较公平地(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分享发展的成果，并不能保证转型期政府确立其合法性。 因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中间层”，或者乾脆叫做“中产阶级”。 这一阶层在经济上正是“人力资本”(生产知识)的载体，他们最直接地(在收入再分配以前)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在政治上，这一阶层足以调和最上层的权势集团和最下层的边缘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从而能够提出和维护各方都可能接受的“社会正义”并且建立理性对话渠道(或者如哈贝马斯所谓的“对话理性”)，而不是使社会分裂为“谁之正义？何种理性？”的战争状态。
最近国内几位社会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旧体制中的权势集团通过新体制下的权力寻租活动，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资本权势”关系，或者用研究者的术语，叫做“总体资本”。由於这一资本权势关系的形成，根据这些研究者的观察，原本刚刚开始生长的“社会中间阶层”，正在被瓦解为依附於资本权势关系的附庸集团，或者沦落为社会边缘集团之一。 这一现象正表明了缺乏适当的道德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蜕变为腐朽的官僚垄断支配的经济活动。今年年初，由北京金融界一家刊物主持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资深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联合研讨会，著重讨论了这一现象及其可能的严重后果。 在中国，“节制资本”应当被赋予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新涵义，并且应当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支撑点。
由於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改革理念中的核心地位，由於新左翼知识份子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评，由於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出路问题，我在下一节简要讨论这一问题以为这篇文章的结语。
“中国自由主义”的出路
感谢 90 年代后期国内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与“新左翼”知识份子之间的对话，使我们认识到自由主义在中国正处於双重的困境之中。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正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著市场社会转型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宪法精神”里面，还缺乏对利润权利的尊重，并且由於利润权利的不受保护，整个经济的创新能力受到摧残，这也就相应地鼓励了权力寻租的能力和腐败行为。 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才提倡和坚持了苏格兰启蒙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这一立场视“产权”——由洛克( John Locke )定义的广义产权，即生命权利、基本自由权利、财产权利——为个人自由的最根本保障，视个人自由为最高的价值，视自由市场为文明演进的最可宝贵的制度遗产。 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社会”是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市场社会，这里极容易发生资本与权势的勾结，从而腐蚀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合法性基础)。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坚持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的疏离和批判的态度，坚持福柯( Michel Foucault )所阐释的“启蒙”——对权力的(包括作为权力的“传统”本身)永恒的批判态度。 这样，自由主义在中国就一方面要对旧体制对人的奴役进行抗争，一方面又要对新体制对劳动的异化加以批判。由於这一双重的任务，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西方当代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在“中国自由主义”这里变得格外复杂，而根据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对中国的自由主义加以分类便显得没有意义。 也由於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这一双重的冲突与困境，我把它叫做“中国自由主义”。
我在另外几篇文章里已经讨论了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出路，这里简要总结和发挥一下我的结论。在我看来，若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中国自由主义”就必须提倡下列三件事情：( 1 )演进的普遍主义( evolutionary universalism )；( 2 )作为对话的逻各斯( dialogue as shared logos )；( 3 )交往的个人主义( communicative individualism )。
这三件事情当中，第一件关涉到苏格兰自由主义及“哈耶克—波普”传统的演进理性与康德普遍主义理性之间的某种打通或者某种中国式的折衷，以便在中国语境里讨论诸如“正义”和“自由”这类基础问题；第二件事情关涉到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基础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发展要求培育“科学”精神，另一方面，缺乏希腊科学传统的中国科学很容易蜕变为“科学主义”从而破坏了科学精神本身。 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尤其是赫拉克立特阐释过的大众“分享著”的和通过对话揭示自身的逻各斯，这在我看来是一条适合中国科学精神培育的思路；第三件事情关涉“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这两个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 交往的个人主义不再是孤立的西方古典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通过对话展开了对话伦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这一主体间关系(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 )为人格形成基础的个人主义。 在我看来，这三件事情都与中国人的本性有某种亲密联系，因此不难在中国社会确立其话语传统。
至於加上了这三件事情之后的自由主义是否还算是“自由主义”，我不能回答，不妨就叫做“中国自由主义”吧。
。
原贴：90年代国内改革如何受？
Aya心冷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这样三个(不同但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1 )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 2 )劳动与资本之间经济关系的合法性基础；( 3 )政府身份及其合法性或确当性问题(我把韦伯的“ legitimacy ”叫做权利或权力的“合法性”，而把道德共识所提供的权利或权力的基础叫做“确当性”)。
我已经大致说清楚了“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我不认为理论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法权”只通过精神历史的中介展开其合理性。普遍的腐败，一方面是资本原始积累难以避免的“过程”( the thesis )，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对现实的否定过程(或批判，或 the antithesis )。 这两方面的“综合”( synthesis )，便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经典的也是核心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表述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看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在於理解“劳动—资本”这一轴心关系。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著市场体制的转型，在苏东各国都遇到由这一轴心关系的重建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危机，而意识形态的压力又反过来抑制著市场体制的发展。
“资本雇佣劳动”其实并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一般的经济关系。 在许多场合存在著有效率的“劳动雇佣资本”的经济制度(例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只要“劳动”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人力资本(智力)密集型的劳动。只是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分工与专业化不得不采取劳动的高度异化的方式——大机器生产将人当做生产流程的零部件。 随著资本(财富)的积累和由此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将被逐渐稀缺的劳动诱致去开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将劳动本身解放出来。如马克思说过的，市场蕴涵著巨大的解放力量。 哈贝马斯也正是由於看到了这一解放力量，才转而去修正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劳动的解放，与“利润权利”的合法性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 中国新左派方面的知识份子似乎不打算承认这个历史过程，於是才有了以“第二次思想解放”、“新进化论”、“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等等为代表的试图一步跨越经济发展的“万里长城”的社会方案。
我们承认“资本雇佣劳动”作为目前发展阶段的主流生产关系，但这并不等於我们不要批判这一生产关系。 恰恰相反，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相应的道德基础，这一道德基础就包括了对现实市场的永恒的批判。 而缺失了这一批判力量的市场经济(例如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终究难以发展为成熟市场社会那样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便是逐利，也正因此它才能够“专业化”为创新的物质载体。 为了追逐利润，资本腐蚀权力以达到寻租的目的。 资本倾向於勾结权力，倾向於勾结社会的强势集团，这在东方和西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倾向在西方受到神的(后来则是“法治”的)制约，而在东方则无制约地泛滥为马克思说过的“东方式的腐败”。
“劳动”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成为“自为”的，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动者不知道他们的权利(恰恰相反，旧的意识形态早就为他们灌输了这一权利观念)。 劳动从自在到自为需要下面两个条件：( 1 )生产技术从福特主义的向著后福特主义的转型；( 2 )在政治与社会体制中建立劳动与资本理性对话的渠道。对后一个条件来说，资本与权势集团的勾结直接威胁著理性对话渠道的建立，因为，政府必须把它的合法性基础从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和对“资本权利”的保护超越出来，而普遍的腐败正在迅速摧毁著这一超越的可能性。
这样就引出我所说的第三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转型期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我在这里强调了“转型期”的特殊性，因为转型意味著一个政府必须不断地同时从旧制度和新制度的道德共识中寻求建立临时的、过渡的合法性。 这是政治的艺术，它的失败则意味著社会动荡与革命。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坚持“体制内的变革”，坚持“静悄悄的革命”，理由在於他们希望和平地向市场社会过渡。
就目前中国社会而言，转型期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仍然在於发展经济，并使多数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 这一点在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中国的历史事变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仅仅满足於经济发展和比较公平地(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分享发展的成果，并不能保证转型期政府确立其合法性。 因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中间层”，或者乾脆叫做“中产阶级”。 这一阶层在经济上正是“人力资本”(生产知识)的载体，他们最直接地(在收入再分配以前)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在政治上，这一阶层足以调和最上层的权势集团和最下层的边缘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从而能够提出和维护各方都可能接受的“社会正义”并且建立理性对话渠道(或者如哈贝马斯所谓的“对话理性”)，而不是使社会分裂为“谁之正义？何种理性？”的战争状态。
最近国内几位社会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旧体制中的权势集团通过新体制下的权力寻租活动，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资本权势”关系，或者用研究者的术语，叫做“总体资本”。由於这一资本权势关系的形成，根据这些研究者的观察，原本刚刚开始生长的“社会中间阶层”，正在被瓦解为依附於资本权势关系的附庸集团，或者沦落为社会边缘集团之一。 这一现象正表明了缺乏适当的道德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蜕变为腐朽的官僚垄断支配的经济活动。今年年初，由北京金融界一家刊物主持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资深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联合研讨会，著重讨论了这一现象及其可能的严重后果。 在中国，“节制资本”应当被赋予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新涵义，并且应当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支撑点。 。
我已经大致说清楚了“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我不认为理论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法权”只通过精神历史的中介展开其合理性。普遍的腐败，一方面是资本原始积累难以避免的“过程”( the thesis )，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对现实的否定过程(或批判，或 the antithesis )。 这两方面的“综合”( synthesis )，便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经典的也是核心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表述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看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在於理解“劳动—资本”这一轴心关系。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著市场体制的转型，在苏东各国都遇到由这一轴心关系的重建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危机，而意识形态的压力又反过来抑制著市场体制的发展。
“资本雇佣劳动”其实并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一般的经济关系。 在许多场合存在著有效率的“劳动雇佣资本”的经济制度(例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只要“劳动”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人力资本(智力)密集型的劳动。只是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分工与专业化不得不采取劳动的高度异化的方式——大机器生产将人当做生产流程的零部件。 随著资本(财富)的积累和由此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将被逐渐稀缺的劳动诱致去开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将劳动本身解放出来。如马克思说过的，市场蕴涵著巨大的解放力量。 哈贝马斯也正是由於看到了这一解放力量，才转而去修正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劳动的解放，与“利润权利”的合法性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 中国新左派方面的知识份子似乎不打算承认这个历史过程，於是才有了以“第二次思想解放”、“新进化论”、“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等等为代表的试图一步跨越经济发展的“万里长城”的社会方案。
我们承认“资本雇佣劳动”作为目前发展阶段的主流生产关系，但这并不等於我们不要批判这一生产关系。 恰恰相反，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相应的道德基础，这一道德基础就包括了对现实市场的永恒的批判。 而缺失了这一批判力量的市场经济(例如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终究难以发展为成熟市场社会那样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便是逐利，也正因此它才能够“专业化”为创新的物质载体。 为了追逐利润，资本腐蚀权力以达到寻租的目的。 资本倾向於勾结权力，倾向於勾结社会的强势集团，这在东方和西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倾向在西方受到神的(后来则是“法治”的)制约，而在东方则无制约地泛滥为马克思说过的“东方式的腐败”。
“劳动”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成为“自为”的，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动者不知道他们的权利(恰恰相反，旧的意识形态早就为他们灌输了这一权利观念)。 劳动从自在到自为需要下面两个条件：( 1 )生产技术从福特主义的向著后福特主义的转型；( 2 )在政治与社会体制中建立劳动与资本理性对话的渠道。对后一个条件来说，资本与权势集团的勾结直接威胁著理性对话渠道的建立，因为，政府必须把它的合法性基础从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和对“资本权利”的保护超越出来，而普遍的腐败正在迅速摧毁著这一超越的可能性。
这样就引出我所说的第三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转型期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我在这里强调了“转型期”的特殊性，因为转型意味著一个政府必须不断地同时从旧制度和新制度的道德共识中寻求建立临时的、过渡的合法性。 这是政治的艺术，它的失败则意味著社会动荡与革命。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坚持“体制内的变革”，坚持“静悄悄的革命”，理由在於他们希望和平地向市场社会过渡。
就目前中国社会而言，转型期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仍然在於发展经济，并使多数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 这一点在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中国的历史事变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仅仅满足於经济发展和比较公平地(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分享发展的成果，并不能保证转型期政府确立其合法性。 因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中间层”，或者乾脆叫做“中产阶级”。 这一阶层在经济上正是“人力资本”(生产知识)的载体，他们最直接地(在收入再分配以前)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在政治上，这一阶层足以调和最上层的权势集团和最下层的边缘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从而能够提出和维护各方都可能接受的“社会正义”并且建立理性对话渠道(或者如哈贝马斯所谓的“对话理性”)，而不是使社会分裂为“谁之正义？何种理性？”的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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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牵着心爱女子手站在原本属于他和她的洞房里，无情的薄唇掀起，冷如寒冰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
“秦子心，虽然你已是残花败柳，不过看在你是市长千金的份上，我依然谨遵父命，非常负责的娶了你，记住，只是娶你。”
话落，他挽着心爱女人即刻转身而去，留给她一室的冷清和两只流泪的红烛。
至此，她才知道，她嫁给了一个永远不会碰自己的男人每晚，只能对着冰凉的空房说晚安
她忍气吞声，退让三分，以为这一生就这样过去
然而……
**
悬崖边
她连连后退，他步步紧逼
终于，她用一只眼睛看着他，忍无可忍的对他吼着：
龙天敖，我已经让你如愿以偿，让‘秦子心’三个字成了心肠歹毒的代名词。
而你现在是功名利禄在手，如花美眷在怀。
为什么，你还是不肯放过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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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落，他挽着心爱女人即刻转身而去，留给她一室的冷清和两只流泪的红烛。
至此，她才知道，她嫁给了一个永远不会碰自己的男人每晚，只能对着冰凉的空房说晚安
她忍气吞声，退让三分，以为这一生就这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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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连连后退，他步步紧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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