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中华五千年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
有人可能会问,你这不是废话么?这是常识啊,大家都这么说!
这话没错,但是我们忽略了这句“大家都这么说”背后的本质问题: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或者民族里,能够造成“大家都这么说”的力量往往不一定是真理,而是某种人为力量。
换句话说,所谓的“大家都这么说”,其实本质含义是“有人希望大家都这么说”。
在我查了一遍“中华5000年历史”这个概念的提出历史后,更加确信这个本质了。
我简单把“中华5000年历史”的提出历史和大家分享一下:
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中华5000年的历史”的提出历史,根本没有一位称得上历史专业的人,或者史学家,或者史官的人物参与其中。
最早提出中华/中国有五千年历史的人,还是一个外国人,他的中文名叫卫匡国,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这个人在中国呆了几年,当然对中国的典籍和历史有所了解。
1650年,卫匡国被任命为中国耶稣会传教团代理人,但是由于此时中国的礼仪与基督教的教义产生冲突,于是他次年赴罗马教廷为中国的礼仪辩护。在这种情况下,卫匡国用为了传播中国文化,便用拉丁文写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相关的书籍,包括中国新地图志、中国上古历史等,“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算法,就是从这些书里来的。
而卫匡国为什么要提出这五千年的概念呢?因为为了便于西方人理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纪年体系并不是很友好,改朝换代之后,纪年就变了,西方人怎么可能记住贞观十三年和康熙十五年的区别?所以卫匡国,这个中华文化的大粉丝,一咬牙一跺脚,直接用西方人的历史纪年换算了。
而卫匡国算的这“5000年”,开端是什么时候呢?
答案让你大跌眼镜:既不是周朝,也不是商朝,也不是夏朝,更不是尧舜禹,而是伏羲。
没错,就是那个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都存在争议,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他可能只是传说,或者神话人物的“伏羲”。
要么说不是自己国家的人说起话来就是胆儿肥呢?看看我们今天在讨论 中华五千年这个概念的时候,面对剩下的几千年空缺,也就只敢把历史往前“吹到”夏朝,再往前说到尧舜禹心里可能都有些不踏实——毕竟我们心中还是有底线的。
这位仁兄,既有华夏知识,又没有我们的心理包袱,在400年前,在毫无历史素养的情况下,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替我们写了连司马迁都不敢写的中国历史。
而司马迁的史记,开端也只是黄帝——这么看来司马迁也还是有底线的。
同学们,知道为什么你们凑不齐华夏五千年了吧?因为你要凑齐上下五千年,你就得面临一个争论不休的压力:您得证明伏羲的历史。
《大明王朝》里有一句台词可以很好的描述这种压力:有些东西,你不上称的话,它就只有四两重,但是如果你把它上称要秤一下,那它(的重量)就算是一千斤的秤砣,都压不住。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毕竟这只是一个外国传教士写的东西而已,而真正的中华五千年的概念,是从清末民初的时候被我们所熟知的。
实际上我们用脚后跟也想得出来,在民国之前的封建王朝时期,是没有可能大规模推广“中华5000年”这个概念的,第一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清末民初梁启超提出来的,在这之前是没有这个概念,第二,在历朝历代极重视自我正统,连年号都要与当朝甚至当前的皇帝密切相关,这时候你不推行“贞观三年”的说法,却说“中华3XXX”年,你想干嘛?不思我朝皇帝,却对旧主念念不忘?要造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认真的”推算“中华五千年”这个结论,并且大力宣传这个概念,不仅没有动机,而且还可能有风险。
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中华五千年”的概念,恰好也是和中华民族的概念同时代提出的。而这个概念的提出目的,也与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目的一样:“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更有意思的是,在当时这个“中华五千年”概念确定为实锤,是宋教仁干来的。而看历史对他的评价:政治家,革命先行者,换句话说,宋教仁和卫匡国一样,是在既没有历史学家的知识体系,也没有历史史官的素养的条件下,确定的“中华五千年”。
具体怎么确定的呢?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宋教仁是根据皇极经世等典籍,推定黄帝纪年为公历年+2698年的。
发现问题了么?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皇极经世,一个是推算。
皇极经世是什么历史书?怎么我们没听过?
别想了,这本书不是历史书,是——是一本伟大的算命书。今天对这本书的介绍是:是一部运用易理和易教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著作,以河洛、象数之学显于世。
当然,我们不说皇极经世这本书如何如何,但从宋教仁确认“中华五千年”的这套方法论,基本上等同于下面一种行为:
你非要用《道德经》,来证明哥白尼的日心说是正确的——不仅哥白尼很无奈,老子也很无奈。
我们别忘了,宋教仁是政治家,政治家非常明白事实不重要,如何让人们相信事实才重要,所以在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实际是政论月刊)创刊时以此纪年,并且在后来,革命党多采用宋教仁的说法。
这不是高潮,高潮是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将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并同时废止黄帝纪年(因为纪年太麻烦)。但是五千年之说已被广泛认可,流传至今。
再后来,我国的教育学家林汉达出版了《上下五千年》这本儿童读物,社会影响巨大,而读这本读物的当年的儿童,已经成了今天的社会上的主流人物,掌握着当今的主流话语权。
从以上历史,我们能总结出几个重点:
1、中华上下五千年这个概念的提出过程,是一群没有历史专业素养和完备的历史知识的人提出的。
2、这些人提出中华五千年这个概念的时候,有很多的目的,但尊重历史事实的目的,一定不排在他们这些目的的前几名(甚至根本没有这个目的)
3、基于中华五千年这个概念的创造过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口号,跟真正的史学专业历史,没有一毛钱关系,所以你通过史学的方法去证明这个口号,几乎一定会面临尴尬和问题。
4、我们今天认为的“常识”的历史概念,有些并不是因为其实对的而被我们所知,而是因为某些人希望被我们所知,而这些人之所以希望这种(不一定真实)的历史被我们所知,是因为他们确信,我们再知道这些之后,会做出他们希望我们做出的行为——注意,这个描述是中性的,不褒也不贬。
5、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行为,一部分是被过去设计出来的。
据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是人类深刻的哲学命题。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我们的思维体系,已经被彻底的教育成了“我被告知我是谁?我基于这种告知来证明我从哪里来?我基于这种被告知的内容要往哪里去?”
不是么?我们面对这个“上下五千年”的概念,既不考究其正确性,也不确认其真实性,而是默认相信,并且在这个概念被质疑的时候,“条件反射”般民族主义的性情上来,并且在“打着你这么说就是跪舔外国人”,“外国人不相信的历史,难道我们也不认同?”这些口号,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利用道德的制高点,来拼凑出这道题的论据?
当年宋教仁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改变当时国家落后,大众麻木不仁,没有民族自尊心,没有民族凝聚力的现实,所以创作了很多针对这些大众疾病的药。
问题是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而宋教仁们的药中的毒,就是“可能不是真实的”。
而在今天,我们在病早就已经好了,不仅没有停药,而且还开始有了这些药的依赖症,甚至把药物中的“毒素”也当做药物的有效成分:不仅不承认宋教仁们所宣扬的内容的“不真实成分”,并且还不遗余力的用各种理由证明,这种“不真实成分”其实是真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你,虽然难以凑齐“中华五千年”,也非要用各种理由拼凑出“中华五千年”这个算法的根本原因:
因为提出这个概念的根本目的,就不是告诉你这是事实,而是让你在拥有民族自尊心之后,当民族收到侵犯的时候,跳出来与之死磕。
这个概念一旦被提出,事实就不重要了,因为这个概念,以及这个概念下所带的目的,自然会随着文化的传播,以及教育逐渐扩散,进入你的认知。
而这些概念,如果遇到“只会相信结果,没有求证意识”的人群(比如我们),就会变成这群人思想体系的常识。当一个概念成为一个群体的常识的时候,那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的大脑的常规思考方法,就是以常识作为思考基础的。”
你可以和很多人作对,但你永远不会和自己,以及自己所认知的常识作对,不是么?
所以当有人质疑这些“常识''的真实性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认为,他质疑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本身,而是你自己所在的群体的合理性,进而来进行你的行为——这就是你的常识被替代的结果。
如果你不好理解这个过程,我举另外一个例子你可能就好明白:假如你是一台手机,那么这个常识被修改的过程,就是这台手机的系统文件被修改的过程,修改之后,这个系统还能继续运行,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台手机会发生某种特定行为——比如某个地区,某个公司的APP绝对不能安装。
注意,我以上描述的,没有一句对我们历史,或者我们文明的否定(所以带着这种观点来骂我的人可以不用骂了),我要描述的,是我们这套被修改的爹妈都不认识的奇葩思维体系的副作用。
这种副作用就是:原本每种知识,都应该在我们的思维体系中,有其合理的定位和位置,但是由于我们的思维体系(因为历史的原因)被修改了,这些知识在我们思维体系的位置就发生了变化,比如有些知识,其实只是知识,所以这些知识被更新,被改变也是正常的,但是现在,这些知识从仅仅是知识的位置,修改成了“民族自尊心”等位置,这些知识就变成了“系统文件”,从而在我们的思想系统中,变得无法修改了。
仅仅从中华五千年这个概念来说,这种现象就已经初见端倪了:对历史的专业判断,要么将其归结为文明,要么将其归结为文化(各自有各自的标准),但是由于“上下五千年”已经成为流行说法,指文化史太短(我们考古发现的XX文化远远超过5000年),指文明史偏长,两边不靠。
所以就出现一个啼笑皆非式的中国移动式的回答套路:你和其说五千年问题,他和你说文明悠久,你和他纠结文明长度不够五千年,他和你说已发现的文化远超五千年,你和他说已发现的文化已经超过五千年为啥还说五千年,他说你管得着吗?我就这么谦虚!你和他说我们总得定个标准吧。他说你用外国人的标准,难道是意图颠覆我民族文明?这是典型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
顺便说一句,如果按照“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种“明明是外国人最早提出的中华五千年”的概念,却在今天拿着这个概念说“不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定义我们的历史”,才是实打实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
实际上,是不是“中华五千年”,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面对这些概念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异变:
从“中华五千年”这个概念的确定过程来看,就是一个典型的“前人先定结果(不专业的历史),然后后人再寻找事实证据”的奇葩现象。而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我们的认知体系再一次倒退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与真实的客观事实相比,我们更注重我们认知的概念,并且不管这个概念提出的过程有多么的不牢靠,但是只要我们接受了,我们就会在随后的历史中,不断的寻找证据,不断的证明这个概念(而不是推翻)。
明眼人看得出,这种认知体系,以及认知方法论,本质上不是为了发现新事物,而是为了维护旧事物。
上一次这种认知体系和方法论造成的结果,我们将其称为“故步自封,闭关锁国”,这种结果及其可怕,以至于我们的种族差点中断文明。
在认识到这种认知体系和方法论是罪魁祸首之后,我们的精英们痛定思痛,在随后总结出了另一套更先进的方法论——实事求是。
也就是尊重客观事实,承认客观事实。
而今天,逐渐歌舞升平,太平粉饰,似乎对于事实,怎么解读已经不重要,事实是什么,也不重要,怎么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说我才高兴,怎么说才符合我的利益。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在客观事实与人类情绪之间,他选择了真理。
而我们强调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们强调的,是权威,是资源,是人情。
所以,当我们明明有可能发现真理,但与此同时,与我们接近的权威,与我们可能得到的资源,与可能会破坏的人情相比,我们会如何选择?
大概率事件,是“权宜”。
这种权益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久,就会被后人当做“真理”,这种“真理”被承认的范围越大,就越有可能将真正的真理赶跑。
学名叫做:劣币驱逐良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对另外一个回答:
中医衰落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拯救中医?
虽然事情不同,思路不同,行为也不同,但是抽离出来的方法论却是惊人的相同:为了某种自身利益和诉求,否定了不该否定的,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去研究每个人的动机,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的动机是恶意的,是要破坏这些东西的。
每个人都没有做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却在认知体系和方法论的支撑下,以“维护,称赞,发扬光大”这个事物的动机和理由,最终毁了这个事物。
我是江南沐雨,《众神聊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