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小说排行榜

汪精卫都差点被军统宰了

抗日战争间谍类的小说有间谍那些事儿《风声》风语刀尖《暗算》。

1、间谍那些事儿

间谍那些事儿首发于起点中文网，作者是谍海幻影，讲述了很久以前，有个男孩站在北京的街头，目睹一辆辆悬挂各色国旗的防弹轿车扬尘而去。

冷暖几度秋，他没想到多年后，在非洲的一次防务外包中，为了救下一个相逢的女孩而擅自变更了行动计划，酿成情报高官一死七伤的事故，从此他在情报界销声匿迹。

2、《风声》

《风声》由当代作家麦家创作，发表于杂志《人民文学》2007年第10期，首次出版于2007年10月。该小说讲述了中共地下工作者“老鬼”的故事。

小说以日伪追查打入其内部的“老鬼”为切口，将特情、侦破等故事要素与小说艺术、人性的发掘和谐地熔铸一炉，故事发展扑朔迷离、险象环生，充满理性与情感的高强度较量。

3、风语

风语讲述的正是中国黑室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惊世骇俗的数学奇人，天才破译家。他手无缚鸡之力，却令人谈之色变。

他不识枪炮，却是那场战争中最大的战斗英雄；他在纸上谈兵，却歼敌于千里之外；他孤身一人，但起的作用却抵得过一个野战军团；他门外有重兵把守，抽屉里有各种保健良药，却依然生死有虑。

4、刀尖

刀尖作者是麦家。该书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耗时八年打造的一部心血之作，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忠实还原了中共王牌特工尘封七十年的传奇故事。

5、《暗算》

《暗算》首次出版于2003年。《暗算》分为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三部分，每部分含有若干故事章节，有七个叙述者，都以第一人称分别叙述了自己的故事，而以叙述者之一的记者“麦家”巧妙地将其串联起来。

小说通过这种诡异迷离的叙事方式和幻疑莫测的悬念情节，展示了一个有别于人们固有印象的特工世界，重新诠释了特工的悲剧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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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带系统抗日小说《杀日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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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还真没有。名头大的，军衔不高的到刺杀了几个。主要双方力量不在一个层次，在日占区刺杀日军高级几乎不可能。

军统，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于1938年成立。由于影视剧的原因，我们普遍对其的印象不佳，但在抗日时期，军统在情报收集和解决敌方关键人物上还是有很多成绩的。

不过话说回来，由于抗战初期我国很多国土很快的被日寇占领，所以这些地下工作者很难渗透到日军内部，更别说是暗杀日方高官了，倒是军统在解决汉奸的过程中立功不少。

应该说，军统在抗日期间，有一次几乎成功的暗杀行动。我就给大家说说。

这个行动就是——南京日本领事馆投毒案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了南京。长期潜伏在日本领事馆的特务詹长麟接到了特别指示，要他时刻注意日军高官的动向。1938年，军统正式成立，詹长麟也成了军统的一员。

1939年6月初，詹长麟从日本外务省的一封来信中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要在6月9日到南京领事馆视察，他当晚将这一情报传送出去，立即得到了军统局的高度关注。于是一场投毒暗杀开始计划。

当时准备参与酒会的人员有：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外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获那华雄大佐、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吉雄少将、谷田大佐、高桥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将、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海军大佐泽田、中佐田中、大佐秋山、总领事堀公一、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乾以及日本在南京扶植的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长陈群、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长顾澄、外交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日伪要人。

这份名单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军统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

1939年6月10日晚5点，酒会准时在领事馆内举行。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在开宴前詹长麟趁机把毒粉倒入酒瓶，并使劲摇动，让毒粉均匀地溶解在酒里。在看到毒酒已被喝下去之后，他才撤退。

不过事与愿违，日本几个主要官员饮酒不多没有毙命，只有三浦、宫下、船山都一命呜呼，另外汉奸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皆中毒后获救未死。此次事件也造成了日军的疯狂报复，国民政府在南京的地下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次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走狗，对正在抗战中的中国人民也是一个鼓舞。抗战胜利后，流亡日本的詹长麟回到南京。国民政府奖励詹长麟五万元，颁给他一枚“忠勇杀敌”的银盾。曾经的英雄不应被忘记！

军统特务刺杀日本天皇特使。

1940年11月29日上午10点左右，两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官，正骑着高头大马行走在位于北平东皇城根的胡同里。

这两个军官一个叫高月保，一个叫乘兼悦郎，他们一边洋洋得意地骑马，一边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全然不管街上躲避的人群，以及被马踢翻的物品；更没有注意到，一个身穿青色短衣、黑色长裤的人正骑着自行车尾随在他们身后。

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一前一后，边走边聊，尾随他们的骑车人却已赶到他们眼前，他迅速向四周看了一眼，然后果断翻身下车，举起枪来就对着高月保和乘兼一郎连开7枪，两个日本人当场毙命。

正在这个时候，胡同附近的伪巡警和巡逻的哨兵听到枪响，迅速赶来，但是只看到了骑车人远去的背影。日本宪兵对着背影连开了几枪，均未命中骑车人。当日本宪兵看到倒在地上的两名日本军官后，顿时慌了神，连忙叫来了两辆汽车，打算把两名中枪的日本军官送往医院，但是他们忘了，汽车在胡同里根本没法掉头。

于是，日本宪兵又抢来一辆黄包车，把两名日本军官放进车里，先用黄包车拉了一段，然后再用汽车将两名日本军官送进了医院。

当时，在北京城内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的日本军官多的是，可为什么唯独这两人会被人刺杀呢？而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不得不说说高月保和乘兼悦郎的身份。

挨枪的两名日本军官，在当时的日本陆军中也算声名显赫。

高月保，他有着男爵的贵族头衔，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就被任命为日本驻欧洲的见习武官。1934年，高月保被任命为日本驻拉脱维亚的武官，主要负责苏联的情报搜集工作，因为他在情报工作中成绩突出，因此也被人称为“拉脱维亚的樱”。

1938年，高月保奉命回到日本，参与日军对华细菌战的策划和研究，是细菌战的始作俑者之一。后来，高月保被派到中国，担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副课长兼华北方面军参谋。

而乘兼悦郎和高月保一样，也是贵族出身，也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来中国之前，他一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担任战术教官，同时兼任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乘兼悦郎之所以被任命为陆军第一旅团长的侍从参谋，是因为第一旅的团长是朝鲜的皇族子弟李垠。

李垠来自朝鲜，朝鲜被日本占领后，大批的朝鲜皇族子弟被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很多人都因此成为了狂热的亲日分子，这其中就包括李垠。李垠被日本天皇授予昌德宫李王垠的称号，并被任命为陆军第一旅团旅团长。

虽然李垠对日本无比地热爱，但日本天皇也深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始终对李垠放不下心来。所以日本天皇便派了日本贵族出身的军人乘兼悦郎做李垠的侍从参谋，以监视李垠。直到日本天皇确定李垠的确忠诚无二，才将乘兼悦郎派到了中国。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共毙伤日军二万多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伪军一万八千多人；破坏铁路九百多里、公路三千里；破坏桥梁、车站二百五十八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这一次大战，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惊，甚至有些日本军人直呼要“重新评价中国国内的军事力量。”同时，对于日本驻华北军总司令多田骏的“不作为”感到十分不满意。无奈之下，日本天皇为了安抚老臣多田骏，特意派出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作为特使到中国来，对多田骏进行“宣抚”。

日本中佐高月保和乘兼悦郎是1940年秋天来到北平的，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秋天还没结束，冬天还没有到来，他们就被刺杀了。那么这两个人为什么要在11月29日那天，一起骑马外出呢？

原来，这两个人生性喜欢骑马，都是日本贵族俱乐部“爱马社”的成员，来到中国后，他们依然保持着每天骑马的习惯。日伪当局为了拍这二人的马屁，便精心为二人安排了骑马路线，并且为了确保二人的安全，不仅常常更换路线，而且每日都派出大量的军警和宪兵驻守在二人骑行的路线上，甚至还安排了骑着自行车的便衣跟随二人骑行。

不过也正是因为日伪方面过分小心，才使得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以为骑行在中国的土地上，和骑行在日本的土地上一样安全，所以麻痹大意，丧失了军人该有的警惕。

枪杀事件发生后，高月保背部中了三枪，乘兼悦郎心脏上方中了两枪，两个人所乘马匹也各种一枪。本来，这两人被击中后，还都有生还的可能，但由于胡同里道路不便，日本宪兵又是调动汽车，又是抢夺黄包车，耽误了不少时间。

高月保在中弹后，甚至还被自己受伤的坐骑狠狠地甩到了地上，倒地后，又被自己的马踢了一下，所以刚被送到医院就断气了。

相比于高月保来说，乘兼悦郎就比较幸运了，虽然被慌乱的日本宪兵硬拽上了黄包车，一路受了不少颠簸，但经过抢救后，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留下了残疾，只得离开一线部队，回国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庶务课课长。

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刺杀了这两个日本军官呢？

他们就是当时军统北平站的行动组成员麻克敌和邱国丰。

麻克敌，本名麻景贺，1905年出生于河北遵化，在军统内部素以心狠手辣、胆大心细、枪法超群著称；邱国丰，1915年生人，辽宁营口人，从小学习武术，功夫极好，十几岁就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

而这次的刺杀活动，是由时任军统北平站的站长刘文修策划的，刺杀地点就选在远离日军据点，仅有伪警察负责警卫的隆福寺到锣鼓巷一带，由麻克敌执行刺杀任务，邱国丰负责掩护。

于是，11月29日当天，麻克敌和邱国丰，尾随高月保和乘兼悦郎到计划行刺地点时，却发现两个日本军官与负责警卫的士兵距离太近，于是麻克敌只得临时改变刺杀计划，一路紧跟。一直跟到了东皇城根的胡同里，两名日本军官骑得兴起，而负责保卫的警卫也因为多日来一直平安无事而麻痹了神经，渐渐跟两名军官拉开了距离。

也是因此，才让麻克敌找到了刺杀的机会。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两名日本军官皆中枪倒地。

事情发生后，日本军方十分震惊，严令驻扎在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以及伪警察局限期破案，并且勒令全城戒严、铁路停运，同时严禁居民出城，甚至半夜入户搜查，发现可疑人员就立即逮捕。一时间，北平城内人人自危。

当时形势十分严峻，时任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刘文修外出时，在电车上被敌人逮捕。最后，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刘文修叛变了，他不仅供出了此次刺杀的主要行动人员麻克敌、邱国丰，还把自己所知道的所有情报说了出来，导致军统北平站大部分特务，包括麻克敌、邱国丰在内，全部被捕。

1941年2月15日，麻克敌、邱国丰等多名军统特务被日寇枪决于北京天桥刑场。而关于刘文修的下场，因史料记载较少，笔者也就不得而知了。

国民党特务是人人都恨的，如过街老鼠。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特务为做出过贡献，主要从事刺杀，搜集情报等，有时也参加战斗。

军统的前身是1933年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是戴笠。

1938年，蒋介石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由侍从室主任兼任，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副局长戴笠手中，人称戴老板。

陈恭澍，赵理君，沈醉，王天木为军统四大金刚，带行动组执行任务。

1937年12月14日，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伪政府。蒋介石给军统下达命令，刺杀汉奸王克敏。

因为军统北平站没有行动组，这一任务由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完成的。

陈恭澍等人来和北平站站长毛万里接头，和复兴社华北分社的齐庆斌等人制定了周密的刺杀计划。

1938年3月28日下午2时许，陈恭澍行动组来到煤渣胡同准备行动。

几分钟之后，王克敏坐车来到煤渣胡同，前面还用一个警车开道。

当王克敏的坐驾一转身驶向胡同时，负责望风的陈恭澍迅速把手中的礼帽扣到头上。

装扮成小商贩的军统特务兰子春接到暗号，迅速地掏出枪向汽车后坐连续射击，然后，趁人群慌乱时从容撒退。

事后得知，汉奸王克敢逃过一劫，日本驻北平军事顾问山本荣治当了替死鬼。

1941年12月，破译组女特工姜毅英侦破了日军电文，日军准备偷袭美国的珍珠港。

中方迅速把消息传给美国，美国人以为蒋介石有意挑起美日矛盾，竟然，没有相信，事后非常后诲，姜毅英因功晋升为少将。

据不完全统计，军统在册人员有四万八千余人，抗战中牺牲一万八千余人，加上外围人员，牺牲了四万五千余人。

军统在抗战中，刺杀日伪人员18444人，刺伤5510人，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

肯定有啊，我先上个图，没有数据支撑的文章都是耍流氓。

这张图来自于国史馆，里面详细介绍了军统在抗战时期袭击日军军官的统计表。

由于这个军统相关的史料真的不是我的专长，我就把握这次的学习过程给大家看一下。

这份表中，袭击中将1人，少将4人，共五人，这五人都是谁，查了一下，不好查。

好在有时间抽丝剥茧的话应该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其中在1941年集中的比较多，少将三人，1943年中将一人，1939年少将一人，注意，这里面是袭击，而不是刺杀，所以，应该是把击伤和击毙都算在里面了。

结合某研究生写的论文中的军统在上海抗日锄奸活动的统计表，1941年在军统在上海袭击日军将官就有两人，分别是画红线的这俩：

这个什么福本我没查到，陆士毕业的一个叫福本的都没有，倒是这个武田我倒是知道的，这个表也不怎么准，这个武田是武田盛治，海兵第38期，1939年11月15到1941年9月15日任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海军少将，这个时间点和他遇刺时间是能够对上的。

但是这个特么福本少将是什么鬼，我严重怀疑这个做表的硕士是不是看了什么不该看的小说，然后把福本写进去了，这个新编第四预备旅团又是什么鬼，我是真的崩溃了，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番号的部队，我要是这个研究生的导师，我真是得打死他，还想毕业？

好了，我不再纠结于这个福本是谁，这个武田盛治是被朝鲜人尹光复捅伤的，而且，这个尹光复的名字一定是假名，真名叫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从履历上看，这个家伙是日军里的朝鲜人，这个很正常，出处呢，是乔家才的铁血精忠传，乔家才是军统人员，黄埔6期生，北平站的站长，熟悉谍战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既然是乔家才写的，那么这个真实性肯定是没问题了，事情这样的1941年7月7日，武田盛治在虹口公共租界日人所开妓院内，设宴招待刚由华中视察返沪的日本海军军事学校校长任一中将以及清水少将。

时任日本上海海军陆战队参谋室上尉的哥哥尹光国，乘陪酒之机，在酒菜中下毒，毒毙清水少将，毒伤任一中将和北昌少佐。尹光国为迷惑敌人，同吃有毒酒菜，自己也中毒牺牲。

时任南京近郊日军江宁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参谋的弟弟尹光复，在军统人员的协助下，于8月下旬在上海四川北路附近长春路刺杀了日本上海海军陆战队司令武田少将，尹光复自己也被捕牺牲。

这朝鲜哥俩的名字是光复，假名无疑了。

海兵学校的草鹿任一没问题，这个不需要查。

而这个清水少将，是谁呢？

这个人我根本不知道是谁，上面的武田我还知道点，但是清水实在是有点难度，没办法，查吧，然后，叫清水的是有，海兵学校毕业的吧，我特么从大正找到昭和年间都没找到，只找到一个清水光美和清水洋，再往前就得是明治了，这俩清水一个中将一个大佐，前面那个清水活到战后。

然后，日本陆士毕业生我又找了一遍，真的也没有合适的清水，诶，连污水都找不到，所以我就在想，军统杀个人连名字都搞不清楚，我服了。

而且，这些被刺杀的人名居然堂而皇之的出现在论文和期刊里，但是，查无此人？！

可能是有些苞米起来了吧，用的都是化名？

谁知道呢。

对于军统在抗日战争中的暗杀史，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甚至连一些喜好历史的人也没什么研究。不过这并不意外，先不说作为特务机构，连老蒋在抗战后都对军统给予了打压，至少就军统展开的暗杀行动来说，由于这些都是见不得光的行动，有的甚至还启用了很多不该暴露在明面上的内线。不管是我们还是其他国家，针对暗杀的历史一般都会采取低调记录，这也造成了很多人不熟悉这段历史。

不过历史不了解，电影总看过吧，尤其是一部我们曾无比熟悉的电影——《色戒》。而在这部电影中，已经加入了军统的邝裕民就有过这样一段台词：

重庆派来的人，暗杀上海市长傅筱庵，公共租界探长陆运奎，还有外长陈箓那几个案子，都是他们干的！

而这几个案子，就囊括了抗战时期军统的多个暗杀行动！

1、傅筱庵，原民国时期著名的企业家。早在清朝末年，身为西方列强买办代理人的他就积极为虎作伥，充当汉奸一类的人物，以至于清朝灭亡后他一度被国人喊打喊杀，并躲入日本避难。但因他在洋人的扶持下，拥有着千万银元的身家，在贫弱的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又不得不依靠这样的人来缓解经济危机。

1937年淞沪会战失败后，因不忍自己在上海的产业受损失，他于第二年直接投靠日寇，并出任伪市长。1940年10月11日，在20多名保镖的保护下，正在家中睡觉的傅筱庵千算万算，也没有料到曾效忠他几十年的家奴厨子朱升源已经是军统收买的特工。利用保镖的信任和不防备，其持菜刀悄悄进入傅筱庵的卧室，直接将傅筱庵斩首，毙命时傅筱庵时年68岁。

2、上海公共租界总探长陆运奎，抗战时期积极投靠日寇，被军统特工在一家旅馆门前伏击击毙。

3、原民国外交总长陈箓，抗战时期投靠日寇，成为了伪维新政府（汪伪政权的前身）的外交总长，1939年2月28日，其保镖之一的刘海山（原张学良部下）秘密联络军统，以其作为内应，引军统特工攻入陈箓居住的别墅内，将正在与妻妾玩乐的陈箓乱枪击毙。因行动突然且撤退迅速，陈箓手下剩余的十几名保镖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刘海山等人就迅速撤退。陈箓毙命时，时年62岁，这是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前，军统对汉奸实施的最轰动的暗杀事件。

当然，以上只是针对汉奸，那针对日寇的高级人物有没有暗杀行动呢？答案当然是有的！

1939年6月10日，军统特工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内的宴会上投毒，成功毒死日方领事馆工作人员2名，汉奸梁鸿志（原民国秘书长，后就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1946年被枪毙）等十余名高级汉奸中毒昏迷。

1939年8月11日，日军驻广州的海军陆战队第115联队，在进行晚饭时遭到军统特工投毒，19名日军官兵被毒死。

1940年8月至12月，日军在武昌、武汉、汉口等地接连遭到军统特工袭击，日军警备队门口被扔炸弹、某日军军官上街购物被人捅死、部分日军去妓院消遣时遭遇刺杀，累计毙命中佐以下官兵21人。

1940年11月19日，汪伪政权部分汉奸人员与日方陪同人员乘坐火车前往南京，准备签订有关未来汪伪政权治理工作的日汪协定，火车途径苏州时，遭到军统预先埋设的炸药袭击，造成包括2名日军大佐军官在内的175人死伤。

10天后，日本天皇派遣来华进行访问的特使兼高级特工的高月保男爵，在北平访问时遭到2名军统特工伏击，其在街头骑马时遭到枪击，高月保身中多枪毙命。

1941年6月17日，上海公共租界日本警务副处长赤木亲之（男爵爵位），在与妻子开车去某公园游玩时，一个男子突然挡住汽车，在赤木亲之下意识的选择停车时，埋伏好的另2名军统特工趁机向其开枪，赤木亲之身中3枪毙命！

而以上只是针对日伪高级人物的部分刺杀行动，更下一级的刺杀数不胜数，因为从1938年至1941年，仅军统在上海一地，就实施了超过150次以上的刺杀行动。

1940年11月29日中午，已经沦陷三年多的北平城东皇城胡同里面，连续传来七声枪响，当日本宪兵和伪警察闻讯赶到时，有两名日本军官已经倒在了血泊里。消息传来，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都快疯了，因为被刺杀的这俩军官虽然军衔不高，却是大有来头：日本天皇裕仁的特使、日本贵族院成员、陆军中佐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两个家伙还都是男爵。

（多田骏剧照）

这俩家伙为什么来北平得瑟呢？原来在1940年5月间，我八路军奋勇发起了百团大战，华北日伪军遭到沉重打击，日本军界对多田骏中将的指挥能力颇多微辞，多田骏脸上挂不住，一边纠集兵力进行报复，搞所谓的“百万大战”，一边上书裕仁为自己辩解，大概意思是华北方面军兵力稀薄，这事真不赖我。多田骏是个中国通，他曾经受聘北洋政府担任过陆军大学的教官，也是鼓吹侵华的狂热分子，毕业于陆士第15期，比“荣耀16期”的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还高一届。

尤其是七七事变爆发时，多田骏时任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兼陆军大学（日本的）校长，是辅佐70多岁老眼昏花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主要助手，所以跟日本皇室、军队高层的关系很深。朝中有人好做官，裕仁接到上奏后非但没有指责他，反而还派出两名特使前往中国华北进行“宣抚”，以示对华北的控制得力和对多田骏的勉励，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两人，都是日本贵族子弟。

高月保和乘兼悦郎来到北平后，多田骏当然不敢怠慢，对这两个家伙照顾得非常周到，安排居住在孙中山1924年来北平时所住的行辕：“和敬公主府”，也就是今天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四合院。这两个贵族子弟还都喜欢骑马，为了显示北平“治安”的良好，几乎每天都出来骑行或者遛马，当然，每次出来日军司令部也都会派警卫人员骑自行车随行保卫。

这俩鬼子就这样在北平大街上公然骑行，确实是太猖狂了，因此惹毛了军统北平站的潜伏人员，尤其是高月保和乘兼悦郎每天的骑行时间和路线很有规律，是实施刺杀的良好条件。军统华北区区长马汉三、北平站长刘文修根据上峰“伺机刺杀日本军政要员”的命令，决定干掉这两名特使，以重挫鬼子士气，提振沦陷区的抗日信心。

他们选用了北平站行动组组长麻克敌执行任务，并且将行刺地点初步定在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具体计划是由麻克敌开枪，然后另一名狙击手邱国丰负责掩护。选择的这个地方位于北平市中心，表面虽然危险其实也最安全，因为这里没有日军宪兵的警戒据点，而是由伪警察维持治安的，安保工作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里胡同和小巷密布，七拐八弯路线复杂，便于在开枪刺杀后实施撤退。

麻克敌原名麻景贺，河北遵化麻家村人，早年是张砚田通州警备队的排长，著名的“通州事件”中该警备队反正被改编为第118师。1938年，为了加强华北地区军统的力量和重建被破坏的平津两站，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麻景贺等36名下级军官，送到军统设于湖南临酆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有26人被派回华北潜伏，因为这些军官多为当地人，便于进行隐蔽工作，而麻景贺是其中枪法最好的，为了表示抗战决心，他特地改名为“麻克敌”。

麻克敌接受任务后，在第一次跟踪时就曾经准备下手，但是因为日军警卫跟得太紧只好放弃。11月29日，麻克敌穿着黑布袍怀揣手枪骑着自行车再次跟踪，终于逮着了机会。当时这俩日本特使突然扬鞭加速，而骑着自行车的日军警卫一时没有跟上来，麻克敌见机不可失，紧蹬一阵冲上去一口气连开七枪，两个日军中佐应声落马，其中高月保当场毙命、乘兼悦郎身受重伤，麻克敌随即穿小巷钻胡同，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了，北平日军的军警宪特通通出动，北平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城头拉上电网，禁绝任何人出城，北平通外地的火车全都停开。市民不准上街买菜，连出殡都要申请，全城搜捕刺客，日伪当局还悬赏5000大洋缉凶和征集线索。急疯了的多田骏要求限期破案，日特机关压力极大，疯狗一样捕人，临近省市的日伪宪兵、特务机关也派人来支援。

按常理，麻克敌完成刺杀任务后应该立即撤出北平，但是艺高人胆大，他不但继续隐匿在北平后海他哥哥的家里，还在不久以后带着搭档邱国丰实施了第二次刺杀行动，这次的对象是个大汉奸、伪华北储备银行总裁汪时。得手后在撤离时邱国丰喊了句“老麻”，结果被汪的手下听见了，于是日伪军在全城处抓麻子，凡是脸上有麻子的人都要一一进行审查，严刑拷问，但是折腾了好—阵子，还是一无所获。

不过麻克敌的身形已经暴露了，只好继续藏起来避风头，而日本特务机关的侦缉能力也是很强的，其中最阴险的一招，是调来了已经叛变的原军统天津站工作人员裴级三，这家伙跟刘文修等人是旧识，天天带着便衣特务在街上辨认。由于刘文修行事不周贸然上街，终于在电车上被日伪特务发现并抓捕，他不堪日本人酷刑的折磨，供出了北平站的基本情况，尤其是供出了交通员任国伦。

任国伦级别不高，位置却非常要命，因为他了解北平站几乎所有人的地址和联系方式，1940年12月12日任国伦被捕，随即叛变，也把麻克敌藏身的位置供了出来。日伪立即组织抓捕，12月21日麻克敌被捕，年后的1941年1月8日，麻克敌的搭档邱国丰也被捕，在日伪这一轮疯狂的抓捕中，军统新北平站所有人员几乎被一扫而空，损失非常惨重。

侥幸生还的北平站张承福回忆说：“我们被捕后，先被送进了日本宪兵队，分别单独关押。在宪兵队除了被审讯、对质外，还受到鞭抽、灌水、用烧红的铁钩子烫等酷刑，有一天我被打得昏死过3次。在宪兵队呆了近一个月，然后被送到炮局监狱，炮局监狱分东院和西院，东院关押待判决的犯人，西院是监狱，关押判刑以后的犯人，我们开始先被送往东院，在那里受到两次审讯，一次是在侦察厅，一次是在审判厅”。

“在东院呆了近一个月，进行了宣判，被判处死刑的没有和我们一起宣判。我们也没有当厅宣判，在送西院监狱前，将大家叫出来排成队，由翻译宣读了判决书。我被判刑五年，周良辅五年，任国伦七年，金琅七年，其余不记得了” ，而被判死刑的，正是麻克敌、邱国丰、薄有錂、张清江等四人，显然，麻克敌在狱中并没有屈服。

1941年2月15日，麻克敌等人被日伪当局枪杀于北平天桥刑场，时年36岁，而他的搭档邱国丰（辽宁营口人）年仅25岁。但是他们所实施的刺杀行动，极大震撼了日伪当局，伪新民报曾经于1940年12月1日发布头版头条消息：京师一大不幸事 日本军官突被狙击，并且详细说明事发地点，是在皇城根14号远东宣教会门前，消息迅速传遍华北和全国，影响甚剧。

对于在那场民族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和志士，无论阵营如何，都是应该表达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