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探案集》 柯南道尔
家喻户晓，绝对好看，而且十分令人揪心
文化大改革悬疑小说
提到的作品
![[科幻小说]罪无可赦](https://img.guwenji.org/siteinfo/2017/08/28/7C86789C-64B9-C020-BB58-C80D25875C3B.jpg/w240)
阳光清清
汉献帝新传 神雕之大宋皇帝 神雕群芳谱 无良皇帝 傲无常的穿越大秦之我是太子 。回到明朝当王爷，极品家丁，穿越当然不是皇帝，但胜过皇帝的…… 完全符合你的要求的 ，绝对完本！我有全本极品家丁，回到明朝当王爷！！！
独登西楼观星夜
我最喜欢的也是那多手记和秘境天使，应该算是同道中人。不过我不清楚你更喜欢看悬疑重重的推断侦破类悬疑小说还是恐怖气氛浓重的悬疑小说，中短篇之中我暂时找不到能跟上面两人相比的类似风格小说，向你推荐一下我现在在看的小说吧，zhttty的无限恐怖，是无限流小说的开山鼻主，缺陷就是属于超长篇的网络小说，而且更偏重于生死之间的描写，或许不太和你胃口
原贴：悬疑小说
樂
. 2021年的年会不会是赛博朋克文化的大爆发的亿点，因为需要这种文化在于我们中国文化来说的话，就是一种特别低级的文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内涵，所以在2021年的年会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大爆发的一年，因为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直流云流畅，5000年来一直没有断过，而其他国家的任何文化都在历史发展当中间断过的。
dlpaul
迷失神秘丛林岛
偷渡去美国，却因迷失方向来在了一个神秘的热带丛林小岛上，沼泽，毒瘴，千奇百怪的动植物，迷阵，古建筑。诡异的死亡，失踪，美国探险队，失落的神庙，诡异的阴灵，凶残的孚尸，神奇的猿猴王国，光怪陆离的洞穴地下世界，蝙蝠，蛇窟，毒蛙，食人花，杀人蜂，危险重重，迷雾层层揭开。
原贴：悬疑小说
水杉
《黑书》
《天衣无缝》（吐血推荐！不看后悔啊。）
《雷普利的游戏》
《独角人》
四人夜话（小故事形式，情节紧张刺激，悬疑不断，不容错过！！）
《阴缘伞》
《女生寝室》（校园悬疑的代表作，悬疑加恐怖！！）
《魅妆》
《楼下的房客》
《七杀》（娴熟掌握非传统意义“完美作案”的创作技法。）
《十三号实验室》
《夜半笛声》
失落的迷符（丹布朗悬疑巨作！！吐血推荐）
《死亡拼图》
《入土不安》（悬疑大师蔡骏力荐的作品）
《亡灵书》
《无处藏身》
《人间》（国内悬疑惊悚小说大师蔡骏巅峰作品，悬疑丛生！！！）
怪谈协会
永恒的十三月
《坏种子》（悬疑惊悚大师那多经典作品,开头的新闻绝对真实）
《雪莱的诅咒》
亡魂花
水晶骨人（2012世界末日地图）
《十三号实验室》
《神的密码》（那多悬疑灵异手记系列）
《时光隧道》（非常有才气的作品，重温世界几大经典侦探形象）
《乱神馆记之蝶梦》（心理和情感的描写十分细腻，值得一看！）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原贴：悬疑小说
子程风
《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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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贴：悬疑小说
女恐龙
我觉得2021年不会是赛博朋克文化大爆的一年，每一种文化的出现，都是需要时间的验证的，需要社会的了解和适应，不是突然就兴起的，所以，赛博朋友文化的兴起也是需要时间的。
¤卿¤
看你想表现什么，你的写作动机又是什么
如果你想塑造人物，无论是侦探还是罪犯还是一个群体，抑或是想发展男主女主的感情线，建议你用几件事
如果你想把心里的故事讲出来，这个就无所谓了，你想讲几个就写几个，如果几个故事的人物和背景不一样，多写几本也不错
如果你想表现表现悬疑的气氛，把凶手藏起来吓唬读者或者是让读者去猜，建议写一件事
如果你有别的写作目的，比如影射现实，表现正义，再或者是体现某种道理，就像社会派的松本清张那样，建议写一个故事
原贴：悬疑小说
飞舞
《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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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十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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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贴：悬疑小说
nbtc-bj
不会
，但应该会是中国赛博朋克跟风潮的一年
实际上去年就开始了，说难听点，赛博朋克文化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火了，
真要放眼全世界看，其实赛博朋克是一种已经“死”了的文化了，浪潮早就过去了，
只不过因为我们国家发展落后，没赶上当年那阵风罢了
八爪鱼走四方
第51幅油画 第二本能 教室有鬼 门 七根蜡烛
伤心至死 失常 死亡倒计时 所有人都在撒谎
下一个是你 校园怪弹指惊魂考场 异度学园
第七个读者 心理罪 心理罪之教化场 假日惊魂
三岔口 三建议等于几 死亡阶梯 心中有诡
凶画 医院怪谈 我遇到了我
.......
建议在狗狗书籍中搜索周德东，庄秦，苏京，大袖遮天，老家阁楼，鬼谷女，上官午夜，雷米等人，写得都不错。
原贴：悬疑小说
winnie_yu
喜欢恐怖悬疑小说的同学都知道，这是个坑，因为会上瘾，何为上瘾？受不了，戒不掉，欲拒还迎！
如果你喜欢追求恐怖、战栗的刺激，那这部古风·悬疑小说《青玉骨》保证能满足你的需求。
文笔很有红楼梦的味道，还有不少鬼怪和悬疑的东西，读上去时而惊悚时而刺激，故事情节更是一波三折，峰回路转。
讲述了在青柳镇上的首富沈家的小少爷在周岁之喜时扔出一道吉凶难定的异卦，不久之后厄运便开始降临了在这沈家大院之中的故事。
我们的主人公沈大善人是一位周济贫苦，菩萨心肠的镇中首富，但其实是个两面之人，虽后娶二妻三妾，却只得一子一孙，但日子也过得很是安乐和祥，可明明是悬壶济世，医术精湛的大善人有何子嗣如此稀薄？到底是有怎样有何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一件离奇哀怨的尘封往事就此开了帷幕，这重重迷雾之下奇诡家族的究竟隐藏了什么惊世秘密！让无数人频频遇“鬼”、离奇失踪，还有死而复生之说，是什么让沈家大院如此奈何造化弄人，让沈大善人生平被最宠爱的两人，一个背叛一个算计；最后是惨死在了最爱的儿子手上，“祸根孽种”的沈家少爷到底经历了什么，导致于他的心狠手辣！
如果你也喜欢丝丝入扣的悬念剧情，喜欢经典电影的推进方式，那就快来喜马拉雅有声版一起来感受【古风·悬疑】的凄美惊悚《青玉骨》。
原贴：悬疑小说
naturelocked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鲁迅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1](P3)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
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
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玩乐妮求发展
《死亡塔罗牌》
《隔婚有眼》
周德东的也不错~心理恐怖悬疑
《失常》
《所有人都在撒谎》
《门》
《谁摸了我一下》
《奇门遁甲》
有关校园的系列
《艺校女生》
女生寝室1、2、3
《第四校区》
还有就是离写的魂行道系列
魂行道--东湖往生
魂行道--死神爱听周杰伦
魂行道--湖滨鬼舍
黑猫悬疑社系列的
秘镜天使1、2、3
《黑鹅毛》
《暗夜蜕变》
《水精》
《夜长梦多》
《第二类死亡》
《毒药》
王雨辰的
《每夜一个骇故事》
每晚一个离奇故事
紫薇朱槿的
游戏：血镇
《深度迷失》
《步步杀机》
同属一个出版公司的系列
《谜局》
《暮眼蝶》
《血色天堂》
《面具》
《戏袍怨》
《笔仙》
《死亡浴场》
如果喜欢看盗墓系列的也有很多啊
活祭1、2、3
《冒死记录》
原贴：悬疑小说
tieuha
常见的写法是在一本书中贯穿一个线索人物，如警察，无辜的主人公，或者犯罪团伙中的某一人。然后围绕这个人物身边发生的几件事（最初可以是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来一步一步展开故事。
最后用真相的揭示将相关的几个事件串联起来，给人一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感觉。
至于主题，应当在每个事件中埋藏一些，或是给事件寻找一个共同点来揭示主题。最终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候也就是主题昭然明目的时候。
原贴：悬疑小说
老沐
可以推荐书旗小说以毒的作品古代豪门录:撩个多金王爷，讲述现代孤女穿越古代，以美貌颠覆一代王朝，以智慧为夫夺取江山的故事，此书以一架可杀人于无形梦魇琴为主线，一曲九幽可敌千军万马。
proven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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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贴：大家有什么悬疑类？
.﹎ka
可能。赛博朋克确实很潮，但它绝不仅仅是“潮”作为一个当下趋近流行的亚文化，赛博朋克必然有它深层的价值定位，在龙牙的理解中，赛博朋克就是“科技沦陷的假想”首先假想的意思就是科幻，如果是幻想的话，那就是玄幻或者是神话，对于赛博朋克的理解，重点还是要放在“科技沦陷”上。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形态变化的核心动力，自从迈入21世纪，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活变化可谓日新月异，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就可以清晰的感受到科技的力量。这里可以拿我们最为熟悉的游戏来举例： 从小时候热衷的魂斗罗到如今逐渐普及的VR游戏，也不过短短的二十余年发展历程，轻小说动漫当中描绘的全息影像异世界游戏，如今看来也不再是什么难
艾利克斯_艾莎
千万不要。 如果真的大爆，那简直是有够考古的。总的来说，赛博朋克是别人玩烂了的概念。我上课班级里最蠢的人才会捡这个概念为题来设计。这就像还没开始答辩就告诉导师： 没错我的毕业设计就是赛博朋克，这个全欧美圈都烂熟的概念！你们都了解的不能再了解了吧！也就是说，我的答辩没什么好看的了，都散了吧啊，毕竟你们早就知道了。 赛博朋克可以说是一个标签，一个便宜自贱的标签。无论游戏、电影、还是设计，把这种外来的、个性鲜明、侵略性强的标签往自己身上贴，相当于宣誓你是个没有创造力的人，你只配拿一些别人玩剩的来花里胡哨一波。 一味的仅仅模仿概念，只会产出无数同样模版的赛博朋克。在2021年爆红这外来玩意有多可笑呢，
Aya心冷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这样三个(不同但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1 )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 2 )劳动与资本之间经济关系的合法性基础；( 3 )政府身份及其合法性或确当性问题(我把韦伯的“ legitimacy ”叫做权利或权力的“合法性”，而把道德共识所提供的权利或权力的基础叫做“确当性”)。
我已经大致说清楚了“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我不认为理论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法权”只通过精神历史的中介展开其合理性。普遍的腐败，一方面是资本原始积累难以避免的“过程”( the thesis )，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对现实的否定过程(或批判，或 the antithesis )。 这两方面的“综合”( synthesis )，便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经典的也是核心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表述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看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在於理解“劳动—资本”这一轴心关系。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著市场体制的转型，在苏东各国都遇到由这一轴心关系的重建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危机，而意识形态的压力又反过来抑制著市场体制的发展。
“资本雇佣劳动”其实并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一般的经济关系。 在许多场合存在著有效率的“劳动雇佣资本”的经济制度(例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只要“劳动”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人力资本(智力)密集型的劳动。只是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分工与专业化不得不采取劳动的高度异化的方式——大机器生产将人当做生产流程的零部件。 随著资本(财富)的积累和由此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将被逐渐稀缺的劳动诱致去开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将劳动本身解放出来。如马克思说过的，市场蕴涵著巨大的解放力量。 哈贝马斯也正是由於看到了这一解放力量，才转而去修正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劳动的解放，与“利润权利”的合法性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 中国新左派方面的知识份子似乎不打算承认这个历史过程，於是才有了以“第二次思想解放”、“新进化论”、“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等等为代表的试图一步跨越经济发展的“万里长城”的社会方案。
我们承认“资本雇佣劳动”作为目前发展阶段的主流生产关系，但这并不等於我们不要批判这一生产关系。 恰恰相反，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相应的道德基础，这一道德基础就包括了对现实市场的永恒的批判。 而缺失了这一批判力量的市场经济(例如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终究难以发展为成熟市场社会那样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便是逐利，也正因此它才能够“专业化”为创新的物质载体。 为了追逐利润，资本腐蚀权力以达到寻租的目的。 资本倾向於勾结权力，倾向於勾结社会的强势集团，这在东方和西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倾向在西方受到神的(后来则是“法治”的)制约，而在东方则无制约地泛滥为马克思说过的“东方式的腐败”。
“劳动”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成为“自为”的，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动者不知道他们的权利(恰恰相反，旧的意识形态早就为他们灌输了这一权利观念)。 劳动从自在到自为需要下面两个条件：( 1 )生产技术从福特主义的向著后福特主义的转型；( 2 )在政治与社会体制中建立劳动与资本理性对话的渠道。对后一个条件来说，资本与权势集团的勾结直接威胁著理性对话渠道的建立，因为，政府必须把它的合法性基础从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和对“资本权利”的保护超越出来，而普遍的腐败正在迅速摧毁著这一超越的可能性。
这样就引出我所说的第三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转型期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我在这里强调了“转型期”的特殊性，因为转型意味著一个政府必须不断地同时从旧制度和新制度的道德共识中寻求建立临时的、过渡的合法性。 这是政治的艺术，它的失败则意味著社会动荡与革命。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坚持“体制内的变革”，坚持“静悄悄的革命”，理由在於他们希望和平地向市场社会过渡。
就目前中国社会而言，转型期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仍然在於发展经济，并使多数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 这一点在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中国的历史事变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仅仅满足於经济发展和比较公平地(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分享发展的成果，并不能保证转型期政府确立其合法性。 因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中间层”，或者乾脆叫做“中产阶级”。 这一阶层在经济上正是“人力资本”(生产知识)的载体，他们最直接地(在收入再分配以前)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在政治上，这一阶层足以调和最上层的权势集团和最下层的边缘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从而能够提出和维护各方都可能接受的“社会正义”并且建立理性对话渠道(或者如哈贝马斯所谓的“对话理性”)，而不是使社会分裂为“谁之正义？何种理性？”的战争状态。
最近国内几位社会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旧体制中的权势集团通过新体制下的权力寻租活动，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资本权势”关系，或者用研究者的术语，叫做“总体资本”。由於这一资本权势关系的形成，根据这些研究者的观察，原本刚刚开始生长的“社会中间阶层”，正在被瓦解为依附於资本权势关系的附庸集团，或者沦落为社会边缘集团之一。 这一现象正表明了缺乏适当的道德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蜕变为腐朽的官僚垄断支配的经济活动。今年年初，由北京金融界一家刊物主持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资深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联合研讨会，著重讨论了这一现象及其可能的严重后果。 在中国，“节制资本”应当被赋予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新涵义，并且应当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支撑点。 。
我已经大致说清楚了“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我不认为理论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法权”只通过精神历史的中介展开其合理性。普遍的腐败，一方面是资本原始积累难以避免的“过程”( the thesis )，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对现实的否定过程(或批判，或 the antithesis )。 这两方面的“综合”( synthesis )，便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经典的也是核心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表述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看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在於理解“劳动—资本”这一轴心关系。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著市场体制的转型，在苏东各国都遇到由这一轴心关系的重建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危机，而意识形态的压力又反过来抑制著市场体制的发展。
“资本雇佣劳动”其实并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一般的经济关系。 在许多场合存在著有效率的“劳动雇佣资本”的经济制度(例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只要“劳动”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人力资本(智力)密集型的劳动。只是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分工与专业化不得不采取劳动的高度异化的方式——大机器生产将人当做生产流程的零部件。 随著资本(财富)的积累和由此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将被逐渐稀缺的劳动诱致去开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将劳动本身解放出来。如马克思说过的，市场蕴涵著巨大的解放力量。 哈贝马斯也正是由於看到了这一解放力量，才转而去修正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劳动的解放，与“利润权利”的合法性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 中国新左派方面的知识份子似乎不打算承认这个历史过程，於是才有了以“第二次思想解放”、“新进化论”、“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等等为代表的试图一步跨越经济发展的“万里长城”的社会方案。
我们承认“资本雇佣劳动”作为目前发展阶段的主流生产关系，但这并不等於我们不要批判这一生产关系。 恰恰相反，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相应的道德基础，这一道德基础就包括了对现实市场的永恒的批判。 而缺失了这一批判力量的市场经济(例如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终究难以发展为成熟市场社会那样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便是逐利，也正因此它才能够“专业化”为创新的物质载体。 为了追逐利润，资本腐蚀权力以达到寻租的目的。 资本倾向於勾结权力，倾向於勾结社会的强势集团，这在东方和西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倾向在西方受到神的(后来则是“法治”的)制约，而在东方则无制约地泛滥为马克思说过的“东方式的腐败”。
“劳动”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成为“自为”的，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动者不知道他们的权利(恰恰相反，旧的意识形态早就为他们灌输了这一权利观念)。 劳动从自在到自为需要下面两个条件：( 1 )生产技术从福特主义的向著后福特主义的转型；( 2 )在政治与社会体制中建立劳动与资本理性对话的渠道。对后一个条件来说，资本与权势集团的勾结直接威胁著理性对话渠道的建立，因为，政府必须把它的合法性基础从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和对“资本权利”的保护超越出来，而普遍的腐败正在迅速摧毁著这一超越的可能性。
这样就引出我所说的第三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转型期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我在这里强调了“转型期”的特殊性，因为转型意味著一个政府必须不断地同时从旧制度和新制度的道德共识中寻求建立临时的、过渡的合法性。 这是政治的艺术，它的失败则意味著社会动荡与革命。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坚持“体制内的变革”，坚持“静悄悄的革命”，理由在於他们希望和平地向市场社会过渡。
就目前中国社会而言，转型期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仍然在於发展经济，并使多数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 这一点在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中国的历史事变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仅仅满足於经济发展和比较公平地(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分享发展的成果，并不能保证转型期政府确立其合法性。 因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中间层”，或者乾脆叫做“中产阶级”。 这一阶层在经济上正是“人力资本”(生产知识)的载体，他们最直接地(在收入再分配以前)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在政治上，这一阶层足以调和最上层的权势集团和最下层的边缘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从而能够提出和维护各方都可能接受的“社会正义”并且建立理性对话渠道(或者如哈贝马斯所谓的“对话理性”)，而不是使社会分裂为“谁之正义？何种理性？”的战争状态。
最近国内几位社会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旧体制中的权势集团通过新体制下的权力寻租活动，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资本权势”关系，或者用研究者的术语，叫做“总体资本”。由於这一资本权势关系的形成，根据这些研究者的观察，原本刚刚开始生长的“社会中间阶层”，正在被瓦解为依附於资本权势关系的附庸集团，或者沦落为社会边缘集团之一。 这一现象正表明了缺乏适当的道德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蜕变为腐朽的官僚垄断支配的经济活动。今年年初，由北京金融界一家刊物主持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资深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联合研讨会，著重讨论了这一现象及其可能的严重后果。 在中国，“节制资本”应当被赋予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新涵义，并且应当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支撑点。 。
原贴：90年代国内改革如何受？
Sandy博扬
经济学，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当它的“纯粹”形态的普遍原理被应用於具体社会的时候，总会引出“实践”形态的问题。现象学对纯粹科学的实证主义态度的批判，对中国经济学的意义在於：它一方面揭示出哈贝马斯( J ürgen Habermas )曾经强调的认知与兴趣之间的知识社会学联系，从而为经济学的话语权力划出合理界限；另一方面以批判的实践理
NEC百万象素手机1元拍 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
2004环球小姐总决赛 新浪招商引资征代理商
性为经济学提供了反思的基础，而只有在自身范围内具备了反思能力的经济科学才是黑格尔( G。 W。F。 Hegel )批评康德( Immanuel Kant )时所论述的“纯粹”的科学。在当代中国，对经济学的实践的反思引出了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改革面临著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这些政治经济学问题向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严重挑战，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一挑战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著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
九十年代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含义
90 年代初由邓小平首先加以肯定和推广的“南中国模式”在整个 90 年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不论这一模式有多少形形色色的版本，与传统国营企业的激励机制相比，它的制度经济学特征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对“分立的财产权利”( severance of property )的保护。 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 )晚年曾对这一产权形态如何根本性地改善著多数公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按照他的理解，这一产权形态以及围绕它而发展起来的一整套支撑体系，不应当误解性地遵循它在西方社会的特殊历史被命名为“私有制”或者叫做“资本主义制度”，而应当被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整个 90 年代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现实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实质上就是这一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结果。由於合作范围在人竤中的扩展，分工与专业化便得以深化，最终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和国民财富的增长。
为了在一个统一框架内理解国营企业、乡镇企业和纯粹私人企业的制度安排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率，根据西多夫斯基原理，我在附图( Scitovski diagram )中给出了三组曲线来说明这三种不同经济制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如何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效率的。
假定一切生产行为都可以描述为生产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缔结的契约关系规范下的行为，假定附图的纵轴方向指示了委托人利益增加的方向、横轴指示了代理人利益增加的方向，那么在代理人可以选择的各种行动方案中，有三类是与委托人利益和代理人利益密切相关的：( 1 )那些同时增进委托人和代理人福利的方案；( 2 )那些仅仅增进委托人福利的方案；( 3 )那些仅仅增进代理人福利的方案。 显然，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人类合作”的秩序可以得到扩展，当且仅当存在著第( 1 )类方案时。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第( 2 )和第( 3 )类方案的实现，那些旨在实现第( 2 )类方案的制度不妨叫做“奴隶制度”，而那些事实上极大地鼓励了第( 3 )类方案实现的制度不妨叫做“巧取豪夺制度”。 出於明显的理由，这两种制度都不可能有大范围的扩展；凡是违背个体自愿原则的制度，由於丧失了“合法性”，都是难以为继的制度。由於上述三类行动方案都是代理人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我们实际上假设了代理人是“有合作意愿的”。
如我在附图中作的解释，代理人的均衡行为模式在这里主要取决於两个因素：( 1 )委托人福利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敏感地依赖於代理人的努力；( 2 )代理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敏感地依赖於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 这两个条件的第一个已经包括了生产的技术结构(例如大规模以及新技术的使用，生产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第二个条件则主要反映了生产的制度结构(例如团队内部互相监督的成本，外部人监督的诸方式)。 代理人无差异曲线与行为约束的切点给出不同契约下的均衡——作为模式的典型行为，或者代理人的“行为模式”。 在附图所示的三个切点处，代理人的不同行为模式为他自己和为委托人生产了不同水平的福利。 对委托人而言，代理人行为约束的最高点代表了最大福利。可是由於存在著“代理人成本”，代理人的均衡行为通常不发生在最高点处，均衡点与最大福利点之间的差距就是代理人成本。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在经济效率方面的特征性的差异就在於它们表现出不同的代理人成本。
在“委托—代理”的各种可能形态中，“家庭”可以被视为是与委托人、代理人的利益关系最接近的形态。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由於具有较小的契约监督成本(给定生产的技术条件)，在附图所示的“委托—代理”诸关系中可以由最左边的那组曲线(具有较大的正的和负的斜率)描述。 50 年代出现过的规模最大的“人民公社”，拥有两万户农民，其监督成本极高，并且代理人的个体努力对“集体委托人”福利的边际贡献微乎其微。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由附图最右边的那组曲线(具有较小的正的和负的斜率)描述。 而所谓“南中国模式”，或乡镇企业的制度安排，或多或少可以由中间的那组曲线描述。
如果生产的技术条件一样，那么家庭或由最左边的曲线组描述的制度安排具有最高的代理人生产效率。 但是家庭经济能够容纳的生产的技术条件缺乏规模经济效益，而规模经济效益是诱致“人类合作”的秩序从家庭向外扩展的根本原因。国营企业固然使用了大规模经营的技术条件，但其制度安排下的监督成本太高，以致部分甚至完全抵销了规模经济效益方面的好处。 这两种极端的制度安排的利弊就突显出了为甚么乡镇企业或“南中国模式”可以成为 9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乎唯一有效的驱动机制。
乡镇企业(比家庭具有大得多的技术规模)之所以具有较低的监督费用，除了因为依靠本地联系和血缘联系能够提供的支持外，还由於它主要地实行了保护企业主管人员的“利润权利”的制度。 乡镇企业有比较明确的追求财富增长速度的目标，所以由乡镇地方政府提供的对代理人利润权利的保护导致了企业(计入“代理人成本”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以上分析也表明，“南中国模式”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产业升级”，也就是如何发展和取代国有企业具有的那种大规模经济的技术条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与投资机制的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
改革面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甚么是代理人的“利润权利”呢？为著经济效率而定义的“利润”，也就是熊比特( Joseph A。 Schumpeter )所说的创新的利润或“价值剩余”。 在奥地利学派(包括其左派人物熊比特)和芝加哥学派的奈特( Frank Knight )看来，企业家(为追逐利润而发生的)创新行为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 所以哈耶克认为，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的能力归根结柢取决於这个社会是否保护企业家的“利润权利”，是否“鼓励一切个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创新”，是否把创新者的利润权利当做宪法的核心条款来实行。 经济自由是其他各项自由的基础，创新者的利润权利於是成为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所谓“保护匿名的少数”原理)。
但是在那些从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经济中，“利润权利”没有如同成熟西方市场社会里那样的“传统的合法性”(对“剥夺者”的剥夺已经摧毁了这一合法性的基础)。 另一方面，任何创新都首先需要对创新所必须的经济资源实行调配，在这一意义上，熊比特曾经说过两句话：( 1 )“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纯粹意义上的借贷行为”；( 2 )“银行家是资本主义的守门人”。 即是说，创新者必须说服银行家出借他们控制著的经济资源(在货币经济里，资源可以通过货币来调配)。 而资源控制权的转让或出借，归根结柢是“财产权利”的转让或出借。 90 年代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些风云人物，往往必须通过政治权力转化出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利，这在“南中国模式”中也表现得清清楚楚。 於是经济学家们从“效率原则”的立场提出“生产性寻租”的概念(或“官商合理”论，或“南韩模式”)来为这样的权力寻租行为辩护。
效率原则在“南中国模式”里，并且几乎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在整个 90 年代(以及 80 年代后期)同“公平原则”发生著冲突。 这种基於“经济增长是医治一切社会问题的最好药方”的理念，即“南韩的增长方式”，是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普遍地无视这一模式下出现的公平问题的原因。
我们必须承认，就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中国社会而言，以及就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而言，发展总比停滞好些，并且“发展”始终是逼迫到中国人头上来的(“西力东渐”以及人口生育率转移产生的人均资源恶化)；因此，我们必须为创新者找到“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必须提出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这样三个(不同但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1 )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 2 )劳动与资本之间经济关系的合法性基础；( 3 )政府身份及其合法性或确当性问题(我把韦伯的“ legitimacy ”叫做权利或权力的“合法性”，而把道德共识所提供的权利或权力的基础叫做“确当性”)。
我已经大致说清楚了“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我不认为理论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法权”只通过精神历史的中介展开其合理性。普遍的腐败，一方面是资本原始积累难以避免的“过程”( the thesis )，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对现实的否定过程(或批判，或 the antithesis )。 这两方面的“综合”( synthesis )，便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经典的也是核心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表述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看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在於理解“劳动—资本”这一轴心关系。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著市场体制的转型，在苏东各国都遇到由这一轴心关系的重建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危机，而意识形态的压力又反过来抑制著市场体制的发展。
“资本雇佣劳动”其实并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一般的经济关系。 在许多场合存在著有效率的“劳动雇佣资本”的经济制度(例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只要“劳动”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人力资本(智力)密集型的劳动。只是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分工与专业化不得不采取劳动的高度异化的方式——大机器生产将人当做生产流程的零部件。 随著资本(财富)的积累和由此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将被逐渐稀缺的劳动诱致去开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将劳动本身解放出来。如马克思说过的，市场蕴涵著巨大的解放力量。 哈贝马斯也正是由於看到了这一解放力量，才转而去修正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劳动的解放，与“利润权利”的合法性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 中国新左派方面的知识份子似乎不打算承认这个历史过程，於是才有了以“第二次思想解放”、“新进化论”、“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等等为代表的试图一步跨越经济发展的“万里长城”的社会方案。
我们承认“资本雇佣劳动”作为目前发展阶段的主流生产关系，但这并不等於我们不要批判这一生产关系。 恰恰相反，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相应的道德基础，这一道德基础就包括了对现实市场的永恒的批判。 而缺失了这一批判力量的市场经济(例如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终究难以发展为成熟市场社会那样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便是逐利，也正因此它才能够“专业化”为创新的物质载体。 为了追逐利润，资本腐蚀权力以达到寻租的目的。 资本倾向於勾结权力，倾向於勾结社会的强势集团，这在东方和西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倾向在西方受到神的(后来则是“法治”的)制约，而在东方则无制约地泛滥为马克思说过的“东方式的腐败”。
“劳动”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成为“自为”的，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动者不知道他们的权利(恰恰相反，旧的意识形态早就为他们灌输了这一权利观念)。 劳动从自在到自为需要下面两个条件：( 1 )生产技术从福特主义的向著后福特主义的转型；( 2 )在政治与社会体制中建立劳动与资本理性对话的渠道。对后一个条件来说，资本与权势集团的勾结直接威胁著理性对话渠道的建立，因为，政府必须把它的合法性基础从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和对“资本权利”的保护超越出来，而普遍的腐败正在迅速摧毁著这一超越的可能性。
这样就引出我所说的第三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转型期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我在这里强调了“转型期”的特殊性，因为转型意味著一个政府必须不断地同时从旧制度和新制度的道德共识中寻求建立临时的、过渡的合法性。 这是政治的艺术，它的失败则意味著社会动荡与革命。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坚持“体制内的变革”，坚持“静悄悄的革命”，理由在於他们希望和平地向市场社会过渡。
就目前中国社会而言，转型期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仍然在於发展经济，并使多数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 这一点在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中国的历史事变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仅仅满足於经济发展和比较公平地(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分享发展的成果，并不能保证转型期政府确立其合法性。 因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中间层”，或者乾脆叫做“中产阶级”。 这一阶层在经济上正是“人力资本”(生产知识)的载体，他们最直接地(在收入再分配以前)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在政治上，这一阶层足以调和最上层的权势集团和最下层的边缘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从而能够提出和维护各方都可能接受的“社会正义”并且建立理性对话渠道(或者如哈贝马斯所谓的“对话理性”)，而不是使社会分裂为“谁之正义？何种理性？”的战争状态。
最近国内几位社会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旧体制中的权势集团通过新体制下的权力寻租活动，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资本权势”关系，或者用研究者的术语，叫做“总体资本”。由於这一资本权势关系的形成，根据这些研究者的观察，原本刚刚开始生长的“社会中间阶层”，正在被瓦解为依附於资本权势关系的附庸集团，或者沦落为社会边缘集团之一。 这一现象正表明了缺乏适当的道德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蜕变为腐朽的官僚垄断支配的经济活动。今年年初，由北京金融界一家刊物主持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资深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联合研讨会，著重讨论了这一现象及其可能的严重后果。 在中国，“节制资本”应当被赋予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新涵义，并且应当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支撑点。
由於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改革理念中的核心地位，由於新左翼知识份子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评，由於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出路问题，我在下一节简要讨论这一问题以为这篇文章的结语。
“中国自由主义”的出路
感谢 90 年代后期国内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与“新左翼”知识份子之间的对话，使我们认识到自由主义在中国正处於双重的困境之中。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正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著市场社会转型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宪法精神”里面，还缺乏对利润权利的尊重，并且由於利润权利的不受保护，整个经济的创新能力受到摧残，这也就相应地鼓励了权力寻租的能力和腐败行为。 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才提倡和坚持了苏格兰启蒙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这一立场视“产权”——由洛克( John Locke )定义的广义产权，即生命权利、基本自由权利、财产权利——为个人自由的最根本保障，视个人自由为最高的价值，视自由市场为文明演进的最可宝贵的制度遗产。 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社会”是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市场社会，这里极容易发生资本与权势的勾结，从而腐蚀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合法性基础)。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坚持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的疏离和批判的态度，坚持福柯( Michel Foucault )所阐释的“启蒙”——对权力的(包括作为权力的“传统”本身)永恒的批判态度。 这样，自由主义在中国就一方面要对旧体制对人的奴役进行抗争，一方面又要对新体制对劳动的异化加以批判。由於这一双重的任务，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西方当代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在“中国自由主义”这里变得格外复杂，而根据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对中国的自由主义加以分类便显得没有意义。 也由於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这一双重的冲突与困境，我把它叫做“中国自由主义”。
我在另外几篇文章里已经讨论了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出路，这里简要总结和发挥一下我的结论。在我看来，若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中国自由主义”就必须提倡下列三件事情：( 1 )演进的普遍主义( evolutionary universalism )；( 2 )作为对话的逻各斯( dialogue as shared logos )；( 3 )交往的个人主义( communicative individualism )。
这三件事情当中，第一件关涉到苏格兰自由主义及“哈耶克—波普”传统的演进理性与康德普遍主义理性之间的某种打通或者某种中国式的折衷，以便在中国语境里讨论诸如“正义”和“自由”这类基础问题；第二件事情关涉到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基础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发展要求培育“科学”精神，另一方面，缺乏希腊科学传统的中国科学很容易蜕变为“科学主义”从而破坏了科学精神本身。 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尤其是赫拉克立特阐释过的大众“分享著”的和通过对话揭示自身的逻各斯，这在我看来是一条适合中国科学精神培育的思路；第三件事情关涉“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这两个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 交往的个人主义不再是孤立的西方古典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通过对话展开了对话伦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这一主体间关系(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 )为人格形成基础的个人主义。 在我看来，这三件事情都与中国人的本性有某种亲密联系，因此不难在中国社会确立其话语传统。
至於加上了这三件事情之后的自由主义是否还算是“自由主义”，我不能回答，不妨就叫做“中国自由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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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经济学提供了反思的基础，而只有在自身范围内具备了反思能力的经济科学才是黑格尔( G。 W。F。 Hegel )批评康德( Immanuel Kant )时所论述的“纯粹”的科学。在当代中国，对经济学的实践的反思引出了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改革面临著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这些政治经济学问题向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严重挑战，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一挑战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著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
九十年代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含义
90 年代初由邓小平首先加以肯定和推广的“南中国模式”在整个 90 年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不论这一模式有多少形形色色的版本，与传统国营企业的激励机制相比，它的制度经济学特征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对“分立的财产权利”( severance of property )的保护。 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 )晚年曾对这一产权形态如何根本性地改善著多数公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按照他的理解，这一产权形态以及围绕它而发展起来的一整套支撑体系，不应当误解性地遵循它在西方社会的特殊历史被命名为“私有制”或者叫做“资本主义制度”，而应当被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整个 90 年代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现实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实质上就是这一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结果。由於合作范围在人竤中的扩展，分工与专业化便得以深化，最终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和国民财富的增长。
为了在一个统一框架内理解国营企业、乡镇企业和纯粹私人企业的制度安排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率，根据西多夫斯基原理，我在附图( Scitovski diagram )中给出了三组曲线来说明这三种不同经济制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如何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效率的。
假定一切生产行为都可以描述为生产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缔结的契约关系规范下的行为，假定附图的纵轴方向指示了委托人利益增加的方向、横轴指示了代理人利益增加的方向，那么在代理人可以选择的各种行动方案中，有三类是与委托人利益和代理人利益密切相关的：( 1 )那些同时增进委托人和代理人福利的方案；( 2 )那些仅仅增进委托人福利的方案；( 3 )那些仅仅增进代理人福利的方案。 显然，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人类合作”的秩序可以得到扩展，当且仅当存在著第( 1 )类方案时。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第( 2 )和第( 3 )类方案的实现，那些旨在实现第( 2 )类方案的制度不妨叫做“奴隶制度”，而那些事实上极大地鼓励了第( 3 )类方案实现的制度不妨叫做“巧取豪夺制度”。 出於明显的理由，这两种制度都不可能有大范围的扩展；凡是违背个体自愿原则的制度，由於丧失了“合法性”，都是难以为继的制度。由於上述三类行动方案都是代理人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我们实际上假设了代理人是“有合作意愿的”。
如我在附图中作的解释，代理人的均衡行为模式在这里主要取决於两个因素：( 1 )委托人福利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敏感地依赖於代理人的努力；( 2 )代理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敏感地依赖於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 这两个条件的第一个已经包括了生产的技术结构(例如大规模以及新技术的使用，生产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第二个条件则主要反映了生产的制度结构(例如团队内部互相监督的成本，外部人监督的诸方式)。 代理人无差异曲线与行为约束的切点给出不同契约下的均衡——作为模式的典型行为，或者代理人的“行为模式”。 在附图所示的三个切点处，代理人的不同行为模式为他自己和为委托人生产了不同水平的福利。 对委托人而言，代理人行为约束的最高点代表了最大福利。可是由於存在著“代理人成本”，代理人的均衡行为通常不发生在最高点处，均衡点与最大福利点之间的差距就是代理人成本。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在经济效率方面的特征性的差异就在於它们表现出不同的代理人成本。
在“委托—代理”的各种可能形态中，“家庭”可以被视为是与委托人、代理人的利益关系最接近的形态。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由於具有较小的契约监督成本(给定生产的技术条件)，在附图所示的“委托—代理”诸关系中可以由最左边的那组曲线(具有较大的正的和负的斜率)描述。 50 年代出现过的规模最大的“人民公社”，拥有两万户农民，其监督成本极高，并且代理人的个体努力对“集体委托人”福利的边际贡献微乎其微。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由附图最右边的那组曲线(具有较小的正的和负的斜率)描述。 而所谓“南中国模式”，或乡镇企业的制度安排，或多或少可以由中间的那组曲线描述。
如果生产的技术条件一样，那么家庭或由最左边的曲线组描述的制度安排具有最高的代理人生产效率。 但是家庭经济能够容纳的生产的技术条件缺乏规模经济效益，而规模经济效益是诱致“人类合作”的秩序从家庭向外扩展的根本原因。国营企业固然使用了大规模经营的技术条件，但其制度安排下的监督成本太高，以致部分甚至完全抵销了规模经济效益方面的好处。 这两种极端的制度安排的利弊就突显出了为甚么乡镇企业或“南中国模式”可以成为 9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乎唯一有效的驱动机制。
乡镇企业(比家庭具有大得多的技术规模)之所以具有较低的监督费用，除了因为依靠本地联系和血缘联系能够提供的支持外，还由於它主要地实行了保护企业主管人员的“利润权利”的制度。 乡镇企业有比较明确的追求财富增长速度的目标，所以由乡镇地方政府提供的对代理人利润权利的保护导致了企业(计入“代理人成本”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以上分析也表明，“南中国模式”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产业升级”，也就是如何发展和取代国有企业具有的那种大规模经济的技术条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与投资机制的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
改革面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甚么是代理人的“利润权利”呢？为著经济效率而定义的“利润”，也就是熊比特( Joseph A。 Schumpeter )所说的创新的利润或“价值剩余”。 在奥地利学派(包括其左派人物熊比特)和芝加哥学派的奈特( Frank Knight )看来，企业家(为追逐利润而发生的)创新行为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 所以哈耶克认为，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的能力归根结柢取决於这个社会是否保护企业家的“利润权利”，是否“鼓励一切个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创新”，是否把创新者的利润权利当做宪法的核心条款来实行。 经济自由是其他各项自由的基础，创新者的利润权利於是成为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所谓“保护匿名的少数”原理)。
但是在那些从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经济中，“利润权利”没有如同成熟西方市场社会里那样的“传统的合法性”(对“剥夺者”的剥夺已经摧毁了这一合法性的基础)。 另一方面，任何创新都首先需要对创新所必须的经济资源实行调配，在这一意义上，熊比特曾经说过两句话：( 1 )“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纯粹意义上的借贷行为”；( 2 )“银行家是资本主义的守门人”。 即是说，创新者必须说服银行家出借他们控制著的经济资源(在货币经济里，资源可以通过货币来调配)。 而资源控制权的转让或出借，归根结柢是“财产权利”的转让或出借。 90 年代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些风云人物，往往必须通过政治权力转化出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利，这在“南中国模式”中也表现得清清楚楚。 於是经济学家们从“效率原则”的立场提出“生产性寻租”的概念(或“官商合理”论，或“南韩模式”)来为这样的权力寻租行为辩护。
效率原则在“南中国模式”里，并且几乎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在整个 90 年代(以及 80 年代后期)同“公平原则”发生著冲突。 这种基於“经济增长是医治一切社会问题的最好药方”的理念，即“南韩的增长方式”，是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普遍地无视这一模式下出现的公平问题的原因。
我们必须承认，就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中国社会而言，以及就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而言，发展总比停滞好些，并且“发展”始终是逼迫到中国人头上来的(“西力东渐”以及人口生育率转移产生的人均资源恶化)；因此，我们必须为创新者找到“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必须提出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这样三个(不同但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1 )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 2 )劳动与资本之间经济关系的合法性基础；( 3 )政府身份及其合法性或确当性问题(我把韦伯的“ legitimacy ”叫做权利或权力的“合法性”，而把道德共识所提供的权利或权力的基础叫做“确当性”)。
我已经大致说清楚了“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我不认为理论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法权”只通过精神历史的中介展开其合理性。普遍的腐败，一方面是资本原始积累难以避免的“过程”( the thesis )，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对现实的否定过程(或批判，或 the antithesis )。 这两方面的“综合”( synthesis )，便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经典的也是核心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表述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看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在於理解“劳动—资本”这一轴心关系。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著市场体制的转型，在苏东各国都遇到由这一轴心关系的重建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危机，而意识形态的压力又反过来抑制著市场体制的发展。
“资本雇佣劳动”其实并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一般的经济关系。 在许多场合存在著有效率的“劳动雇佣资本”的经济制度(例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只要“劳动”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人力资本(智力)密集型的劳动。只是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分工与专业化不得不采取劳动的高度异化的方式——大机器生产将人当做生产流程的零部件。 随著资本(财富)的积累和由此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将被逐渐稀缺的劳动诱致去开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将劳动本身解放出来。如马克思说过的，市场蕴涵著巨大的解放力量。 哈贝马斯也正是由於看到了这一解放力量，才转而去修正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劳动的解放，与“利润权利”的合法性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 中国新左派方面的知识份子似乎不打算承认这个历史过程，於是才有了以“第二次思想解放”、“新进化论”、“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等等为代表的试图一步跨越经济发展的“万里长城”的社会方案。
我们承认“资本雇佣劳动”作为目前发展阶段的主流生产关系，但这并不等於我们不要批判这一生产关系。 恰恰相反，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相应的道德基础，这一道德基础就包括了对现实市场的永恒的批判。 而缺失了这一批判力量的市场经济(例如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终究难以发展为成熟市场社会那样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便是逐利，也正因此它才能够“专业化”为创新的物质载体。 为了追逐利润，资本腐蚀权力以达到寻租的目的。 资本倾向於勾结权力，倾向於勾结社会的强势集团，这在东方和西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倾向在西方受到神的(后来则是“法治”的)制约，而在东方则无制约地泛滥为马克思说过的“东方式的腐败”。
“劳动”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成为“自为”的，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动者不知道他们的权利(恰恰相反，旧的意识形态早就为他们灌输了这一权利观念)。 劳动从自在到自为需要下面两个条件：( 1 )生产技术从福特主义的向著后福特主义的转型；( 2 )在政治与社会体制中建立劳动与资本理性对话的渠道。对后一个条件来说，资本与权势集团的勾结直接威胁著理性对话渠道的建立，因为，政府必须把它的合法性基础从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和对“资本权利”的保护超越出来，而普遍的腐败正在迅速摧毁著这一超越的可能性。
这样就引出我所说的第三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转型期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我在这里强调了“转型期”的特殊性，因为转型意味著一个政府必须不断地同时从旧制度和新制度的道德共识中寻求建立临时的、过渡的合法性。 这是政治的艺术，它的失败则意味著社会动荡与革命。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坚持“体制内的变革”，坚持“静悄悄的革命”，理由在於他们希望和平地向市场社会过渡。
就目前中国社会而言，转型期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仍然在於发展经济，并使多数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 这一点在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中国的历史事变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仅仅满足於经济发展和比较公平地(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分享发展的成果，并不能保证转型期政府确立其合法性。 因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中间层”，或者乾脆叫做“中产阶级”。 这一阶层在经济上正是“人力资本”(生产知识)的载体，他们最直接地(在收入再分配以前)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在政治上，这一阶层足以调和最上层的权势集团和最下层的边缘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从而能够提出和维护各方都可能接受的“社会正义”并且建立理性对话渠道(或者如哈贝马斯所谓的“对话理性”)，而不是使社会分裂为“谁之正义？何种理性？”的战争状态。
最近国内几位社会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旧体制中的权势集团通过新体制下的权力寻租活动，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资本权势”关系，或者用研究者的术语，叫做“总体资本”。由於这一资本权势关系的形成，根据这些研究者的观察，原本刚刚开始生长的“社会中间阶层”，正在被瓦解为依附於资本权势关系的附庸集团，或者沦落为社会边缘集团之一。 这一现象正表明了缺乏适当的道德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蜕变为腐朽的官僚垄断支配的经济活动。今年年初，由北京金融界一家刊物主持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资深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联合研讨会，著重讨论了这一现象及其可能的严重后果。 在中国，“节制资本”应当被赋予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新涵义，并且应当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支撑点。
由於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改革理念中的核心地位，由於新左翼知识份子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评，由於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出路问题，我在下一节简要讨论这一问题以为这篇文章的结语。
“中国自由主义”的出路
感谢 90 年代后期国内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与“新左翼”知识份子之间的对话，使我们认识到自由主义在中国正处於双重的困境之中。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正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著市场社会转型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宪法精神”里面，还缺乏对利润权利的尊重，并且由於利润权利的不受保护，整个经济的创新能力受到摧残，这也就相应地鼓励了权力寻租的能力和腐败行为。 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才提倡和坚持了苏格兰启蒙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这一立场视“产权”——由洛克( John Locke )定义的广义产权，即生命权利、基本自由权利、财产权利——为个人自由的最根本保障，视个人自由为最高的价值，视自由市场为文明演进的最可宝贵的制度遗产。 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社会”是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市场社会，这里极容易发生资本与权势的勾结，从而腐蚀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合法性基础)。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坚持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的疏离和批判的态度，坚持福柯( Michel Foucault )所阐释的“启蒙”——对权力的(包括作为权力的“传统”本身)永恒的批判态度。 这样，自由主义在中国就一方面要对旧体制对人的奴役进行抗争，一方面又要对新体制对劳动的异化加以批判。由於这一双重的任务，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西方当代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在“中国自由主义”这里变得格外复杂，而根据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对中国的自由主义加以分类便显得没有意义。 也由於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这一双重的冲突与困境，我把它叫做“中国自由主义”。
我在另外几篇文章里已经讨论了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出路，这里简要总结和发挥一下我的结论。在我看来，若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中国自由主义”就必须提倡下列三件事情：( 1 )演进的普遍主义( evolutionary universalism )；( 2 )作为对话的逻各斯( dialogue as shared logos )；( 3 )交往的个人主义( communicative individualism )。
这三件事情当中，第一件关涉到苏格兰自由主义及“哈耶克—波普”传统的演进理性与康德普遍主义理性之间的某种打通或者某种中国式的折衷，以便在中国语境里讨论诸如“正义”和“自由”这类基础问题；第二件事情关涉到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基础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发展要求培育“科学”精神，另一方面，缺乏希腊科学传统的中国科学很容易蜕变为“科学主义”从而破坏了科学精神本身。 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尤其是赫拉克立特阐释过的大众“分享著”的和通过对话揭示自身的逻各斯，这在我看来是一条适合中国科学精神培育的思路；第三件事情关涉“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这两个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 交往的个人主义不再是孤立的西方古典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通过对话展开了对话伦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这一主体间关系(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 )为人格形成基础的个人主义。 在我看来，这三件事情都与中国人的本性有某种亲密联系，因此不难在中国社会确立其话语传统。
至於加上了这三件事情之后的自由主义是否还算是“自由主义”，我不能回答，不妨就叫做“中国自由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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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贴：90年代国内改革如何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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ぶたの麦子~~
摘要:2013英语四六级试卷改革名师解析新东方在线英语四级网络课堂特价优惠班全部英语四级课程卢根:今天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解析一下最新的关于四六级试卷改革
回忆的沙漏
谢谢邀请。
根据题主的问题，我推荐几本书：
张墨爱吃鱼十二镜面，不断反转的情节，意料之外的结局。真相远不止“眼见为实”那么简单。
东野圭吾《恶意》，杀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何马暗黑神探，反转反转再反转。
卡伦·克利夫兰按需知密，中情局分析师高智商犯罪小说，剧情平均10页一个反转。
这类的书我读的比较少，只能推荐这几本书。
嫩嫩猪
以下皆为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东野圭吾前期的书很值得一看，建议从较温情的一些看起，个人觉得最好的是祈祷落幕时，其中的主题非常鲜明，叙事手法也极具东野的特色。
之后可以看几本加贺系列的例如《红手指》（很符合你所说的反转与悬疑）。还有汤川系列的，《嫌疑人X的献身》，《盛夏方程式》如若喜欢道理深刻的，可以选择《恶意》。另外《白夜行》与《幻夜》当然是必读的代表作，这两本都是凸现人性的经典，也是两部姊妹篇。强反转的还有一部《假面山庄》，结局真的很出乎意料。写法很新颖的有《悲剧人偶》，这本书也很好的体现了社会与人性。
若是对当今的一些社会的普遍现象有兴趣，可以看《黎明之街》，书中虽然有一个悬疑的故事线，但我觉得其中最出彩的还是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年男性的心理描写。与这个主题相关的，还有《秘密》，这也是东野的较少的没有涉及杀人的。另外，还推荐东野的几部关于当今科技热点的结合悬疑的书，《白金数据》，《拉普拉斯的魔女》，《分身》。其中分身个人认为是最好的。
东野之外的作者个人较推崇的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与《无人生还》还有国内的清华高材生所著的《暗黑者》系列。这几部较为精彩，但个人觉得其中的内涵较为单薄，但情节和设计的手法依然是非常精彩的。但像是东野圭吾的祖师爷江户川乱步的书中的亮点，个人认为仅是在于案件本身。但由于柯南的缘故，若是喜欢柯南的朋友就会对这些手法习以为常（并不是喷柯南抄袭[捂脸][打脸]），欧美系列的优秀作品有失踪的总统与《消失的爱人》都不错。
其实不只有侦探小说才能悬疑，例如马伯庸。当下正火的《长安十二时辰》就是他的代表作，另外还有马亲王的古董江湖——四部《古董局中局》，这个系列其实也被拍成了电视剧，还是乔振宇演的（贼帅[爱慕]），另外还有《三国机密》也非常好看。像亲王这样的利用正史与野史的灰白部分展开联想的作品，真的很好看！
再强调一遍，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记忆已在不经意
按照你的要求 我所看的书还真没基本，我只能给你推荐一个有悬疑剧情，内容比较反转的小说（诡神冢）不知道是不是喜欢看，个人建议，不喜勿喷
五枪客
提起悬疑大反转的小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东野圭吾的《恶意》和钱雁秋的《神探狄仁杰》。
《恶意》杀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比起黄金周期间东京的高速公路，《恶意》有更多的纠结、变道和反转。这本书讲述了畅销书作家日高惨死在家中，朋友野野口修发现并报警。在警察加贺的追查下，凶手很快落网，但凶手的杀人动机一直不清楚。凶手为何杀人？线索纷至沓来，似乎案情逐渐明朗，嫌疑人已经认罪伏法，但加贺感到事情没有表面上看去那么简单，依然坚持调查。随着案件的抽丝剥茧，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真正的杀人动机竟然是没有动机！读罢此书，你会感到不寒而栗。也会感到人性的丑恶会到达什么样的地步。
《白夜行》为爱粉身碎骨，《恶意》因恨万劫不复。《神探狄仁杰》系列相信大家都看过电视剧版的《神探狄仁杰》，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还有小说版本。作者正是电视剧的导演、编剧钱雁秋。
《神探狄仁杰》系列每一个案件都充满了各种反转，叛徒和间谍总能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尤其是神探狄仁杰||中的“蛇灵”系列，几乎除了主角，每一个曾经出场的人物看似正直，其实是内奸，看似改邪归正，其实是碟中谍。就如大结局中短短千字，剧情就反转了三次，让人摸不着头脑。等到揭示真相的时候，如同拨云见日一般。
作者钱雁秋在《神探狄仁杰》系列中摆脱了高罗佩《大唐狄公案》的束缚，写出了不一样的狄仁杰。也不得不佩服钱导的才华和缜密的罗辑思维。
除了这两本还有如东野圭吾《嫌疑人X的献身》、《白夜行》，蔡骏《生死河》，喜欢悬疑的朋友，都值得一看。zybkgb
倘若以文学是否具有“轰动效应”这一标准来打量，那么，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兴起、持续十多年才由盛而衰的“文化大散文”，无疑是近三十文学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如果考虑到“文化大散文”所涉及的问题、渗透的领域，以及此类散文的阅读范围等，我们又可以说“文化大散文”不是一个纯粹的散文问题，而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个文化事件或者潮流。
湛蓝地中海
如果只反映正面高大全，报喜不报忧，岂不又回到几十年前；那去看新闻联播好了。
伟大的文艺作品，很多都深刻反映了国民性，如《阿Q正传〉甫一横空出世，许多人便以为鲁迅是在骂自己。《红楼梦〉正因其入木三分地反映了社会的不可救药而更加伟大。《复活〉、《高老头〉、《汤姆叔叔的小屋〉等也是如此。
社会没有达到高度文明，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端，怎能强求文艺作品只是向前看，一味写理想主义呢？而且文艺作品暴露社会阴暗面，才能引起人们反思、醒悟，进而奋起反对，提高全社会的精神文明。中国人讲真话是很难的，往往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中国的良心”巴金先生在垂暮之年一字一血写出《随想录〉更加令人感佩。
小说写什么未必便是提倡什么，很多时候情况恰恰相反。比如鹿鼎记，为什么人言与其说是武侠小说，毋宁说它是历史小说。就是因为鹿鼎记写中国的官场，中国人的国民性，真实，丰富，深刻，中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韦小宝。鹿鼎记是继《阿Q正传〉之后反映国民性最伟大的杰作。
因为是武侠小说，大多以男性为主，何况故事是发生在古代，所以几个女子争夺一位男子的情况比较多见。况且金庸已经用现代思想大力改造了武侠小说，恋爱自由是主流，而且除了更加写实的《鹿鼎记〉，其他主人公都是一夫一妻。
伟大的文艺作品，很多都深刻反映了国民性，如《阿Q正传〉甫一横空出世，许多人便以为鲁迅是在骂自己。《红楼梦〉正因其入木三分地反映了社会的不可救药而更加伟大。《复活〉、《高老头〉、《汤姆叔叔的小屋〉等也是如此。
社会没有达到高度文明，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端，怎能强求文艺作品只是向前看，一味写理想主义呢？而且文艺作品暴露社会阴暗面，才能引起人们反思、醒悟，进而奋起反对，提高全社会的精神文明。中国人讲真话是很难的，往往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中国的良心”巴金先生在垂暮之年一字一血写出《随想录〉更加令人感佩。
小说写什么未必便是提倡什么，很多时候情况恰恰相反。比如鹿鼎记，为什么人言与其说是武侠小说，毋宁说它是历史小说。就是因为鹿鼎记写中国的官场，中国人的国民性，真实，丰富，深刻，中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韦小宝。鹿鼎记是继《阿Q正传〉之后反映国民性最伟大的杰作。
因为是武侠小说，大多以男性为主，何况故事是发生在古代，所以几个女子争夺一位男子的情况比较多见。况且金庸已经用现代思想大力改造了武侠小说，恋爱自由是主流，而且除了更加写实的《鹿鼎记〉，其他主人公都是一夫一妻。
月亮女神
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指反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并以这一改革对旧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强烈冲击为基本主题的文学。发表于1979年的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是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 1. 概述 《平凡的世界》 改革文学在它的发展初期，侧重揭示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强调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感应着时代的节奏，改革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叱咤风云、大刀阔斧的“开拓者”与保守势力的尖锐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改革文学作品的基本框架。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作家们反映改革的视野更加阔大、眼光也日益深入；在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作品更注重剖析在
原贴：改革文学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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