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时代背景不同
宣宗时,尚处于大明王朝早期,且借成祖威势,皇权强而臣势弱。
正因如此,明史•后妃传中记载的皇后废立经过才会那么顺利。宣宗“令后上表辞位,乃退居长安宫,赐号静慈仙师,而册贵妃为后”时,“诸大臣张辅、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不能争”。最终的结果不过是“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
神宗时,已是大明王朝的晚期,且经张居正改革和清算的反复,皇权弱而臣势强。
如果神宗不是出于极其正当的理由敢于做出同样的事情,后果则不可想象,估计不是“天下闻而怜之”,而是“天下闻而谏之”了。
二、前提条件不同
宣宗的胡皇后和神宗的王皇后,都可算是贤后,特别是王皇后史称“性端谨”, “以慈孝称”。还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均无子。作为皇后,这几乎算是封建时代最大的“错”了。
明宣宗之所以可以立他心爱的女人孙氏为皇后,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会贵妃生子”。不管是真有子,还是“阴取宫人子为己子”,有一个长子可立为储,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真正一锤定音的是,皇太后谓上曰:“既有子为储,其从众请。”
这实际上也是为英宗正嫡长子之名,这几乎是所有皇亲国戚文武大臣所乐见的。如果英宗还原为宫人之子,如同朱常洛一样,虽然英宗继位为帝没有疑问,但后来的“南宫复辟”能否发生却很难说了。
而神宗要想立郑贵妃为皇后,最大的障碍就是恭妃王氏已经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有祖宗家法在,这是跨不过去的坎。因此,当时神宗只是拖延立储,而没有明示要立朱常洵为太子,就已经受到指责,从皇太后到几乎所有大臣皆持反对意见。
三、采取方法不同
宣宗采取的方法虽然是干脆利落,但也做出了看起来完美的合适安排。明宣宗实录卷之三十九中,明宣宗立孙贵妃为皇后,皇帝、皇太后、胡皇后、孙贵妃以及文武大臣均有合符礼制的完美表演,这里就不细说了。
神宗无疑也是想立郑贵妃为皇后的,但神宗显然不能硬刚,只能采取迂回拖延战术:
一是优先提高郑贵妃的地位。神宗对郑氏的晋封(贵妃、皇贵妃),都是先于生下皇长子的恭妃王氏,使得郑氏的地位仅次于王皇后,而高于恭妃及其他嫔妃。
二是拖延以待变。神宗的理由是朱常洛体弱、等待王皇后生下嫡子。虽然王皇后的嫡子无影无踪,但不管大臣怎么叫,神宗就是迟迟不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拖到19岁),迟迟不让朱常洛出阁读书(拖到13岁,当然不代表朱常洛没有读书),甚至迟迟不让朱常洛举行冠礼婚礼(拖到20岁),迟迟不让福王朱常洵之国就藩(拖到28岁)。这就是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的万历“国本之争”。
三是试图进行“三王并封”,模糊三子地位的差别。
历史的发展说明,神宗的迂回拖延战术是无效的。直到进入神宗统治的最后一年——万历四十八年,任何一种立郑贵妃为后的机会都没有出现。比如:王皇后的不良表现或者寿命不长,朱常洛的某种意外等。
不对,应该说机会还是出现了。毕竟“正位中宫者四十二年”的王皇后还是早于神宗几个月逝世了,这为神宗临终前留下遗诏立郑贵妃为后创造了条件(最终因为大臣抵制不了了之),只是此时形势已非,皇三子朱常洵已经失去了继位的机会和可能。
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神宗一直强调的一个理由即朱常洛体弱是确定无疑的。朱常络年少时体弱,这是当时大臣是所共见的。而光宗继位前生了很长时间的病,继位仅一个月即病亡(虽有医药不慎的原因),光宗生七子、十女而仅有两子三女成年,也多少说明了这一点。从恶意的角度,神宗都不用什么迂回拖延战术,只要让朱常洛正常时间成婚,估计某种不可预知的事情都发生了。
最后,顺便吐槽一下:
大明风华出品和制作方把丑化明太祖朱元璋当有趣,哗众取宠,博取眼球,是完全错误的、不恰当的。明太祖朱元璋有再造神州之功,当代人没有任何理由强加丑化。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需要跟着已经灭亡100多年的大清指挥棒走吗?建议有关部门重视处理。
《明史》记载十分清楚无误的朱元璋样貌都这么处理,那《史记》中记载更为夸张的秦始皇要找谁来演?难道要借用《山海经》中的图样找人或者还需要特效制作?
丑化已有定论历史名人的行为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