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什么“十万年轻貌美女兵”？太平天国存在“女营”时营中就充斥着老年妇女，而女营本身也只存在很短的年头——大约一年半，太平天国灭亡时早就没有什么“女营”了。
我曾在自己的三部曲说天国第一部中写过一篇长文，不怕长的请耐心看下去：
话说女营
太平军还只是一支穿得跟乞丐仿佛的山村造反队伍时，关于“太平女军”的传说就不胫而走，直到今天，几乎还没有哪一部跟太平军有关的文艺作品里没有女营、女兵，太平天国提倡妇女解放，讲究男女平等的说法，也一度成为这段历史相关领域的“标准答案”。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女兵文艺由来久
目前所能见到、描写“太平女军”英勇战斗最早的文艺作品，是广西桂平新墟人钟岱云所写的一首七律，其中有两句“促进旌旗看妇女，频呼羯鼓看儿童”，应写于1851年7-9月，这时不过是太平天国辛开元年；第二年太平军曾围攻桂林城，据说创作于当时的30首独秀峰题壁诗七律，有“疑阵纵横参妇女，战声远近杂儿童”的词句。这两首诗都是时人耳闻目睹所记所感，属于“新闻通讯”类型的文艺创作。
太平军失败以后，关于“太平女军”的事迹，仍然是茶余饭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盛极一时的《点石斋画报》上，就有“长毛女贼”戎装持刀的造型，而倾向清方的《清史演义》和同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演义》中，也都有洪宣娇率领女兵上阵搏杀、杀死清朝将领的生动描写，要说差别，无非前者认为女兵们是凭“妖术”取胜，而后者则咬定那是洪宣娇等能征惯战的结果。
但总得来说，建国以前关于女兵的传说，只是零星碎片，当年轰动全国的阳翰笙两部天国话剧，《天国春秋》里只提到洪宣娇“带领女兵”、“能征惯战”，但剧中的洪宣娇却一直忙着跟其他美女争风吃醋，纠缠不清，“女将军”的头衔更像今天某些“绿色食品”、“省优部优”的广告词；《忠王李秀成》里干脆就没有一个拿刀动枪的女角。
建国后随着太平天国被树为“妇女解放先驱”，五花八门的女兵女将也就层出不穷了。单田芳先生的长篇评书《百年风云》里，洪宣娇手舞双刀，与当年著名的狠角色张国梁大战100多回合（不过打输了），还一脚踢翻了悍匪大头羊张钊，而另一个女将苏三娘不但可以斗败太平军大将李开芳，还善使一杆洋枪，连张国梁都惧怕三分；60年代末的电影文学剧本《陈玉成》里，坚守安庆炮台的是太平军女营，苦大仇深的苦姐在天朝田亩制度的感召下与湘军水师大将杨载福浴血苦战，最终击退敌军，自己却壮烈牺牲，而陈玉成的战友中，也有个和名将吴如孝、吴定规平起平坐的女将洪三娘；凌力的小说《星星草》，西北太平军有女营，还有个“女二师”的副师帅卜寡妇，后来成了赖文光同生共死的亲密战友，书中说卜寡妇是副职，且是西北太平军女营的“一个首领”，言下之意，这首领肯定不止一个，女营的规模也决小不了。
此外，香港TVB的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大陆广西电视台的《石达开》、中央电视台的《太平天国》，以及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宋景诗、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大凉山传奇等，都有分量不轻的女兵女将桥段，一言以蔽之，但有太平旗帜处，便有女兵出没痕，只不过有些片子里她们只是点缀、龙套，有些则是重要角色，甚至主角。
女兵女将中除去那些“无名英雄”，最受青睐的是洪宣娇，其次大约要算石达开各种版本的干女儿，后者不但广泛出现在大陆、港台甚至日本野史小说的战争场面中，甚至可以在川剧、湘剧等地方戏中看到她们红装跨刀的飒爽英姿。
文艺创作当然允许夸大甚至虚构，但对历史真相感兴趣的人，就更希望知道，这些“文学想象”的背后，究竟有几分“靠谱因素”。
女营与女军
太平天国的确有女营，而且从金田起义时就有了。
据广西通志馆的调查资料，金田起义之初，女营设在金田右面山边的平山、淋窦、甘皇、陈义四个村，而且“有女头目督带”；太平军前出至大湟江口，洪秀全驻兵江口墟，牛排、油榨两村据说都有女营驻扎。定都天京后，清方著名间谍张继庚、在天京城居住多时的文人胡恩燮、涤浮道人等，都在记载中称，太平天国编有女军，而素称翔实的湘军情报汇编贼情汇纂不但言之凿凿盖棺定论，称“贼素有女军”，且详细罗列了太平军女军的编制情况。
根据这些记载，定都天京后，女军最初编为中、前、后、右、左5个军，后来逐步扩大，最多时从中一至左八，共编了40个军。每个军设总制、监军、军帅各一人（都是女性），巡查一人（男性），军以下设25个卒，每个卒辖4个两，每个两辖5个伍，每伍5人，一个军除军官外，应有2500名“女兵”，40个军应有10万人。
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里提到，1853年天京城中有妇女14万人，1854年初约13万，到了夏天只有大约11万人，鉴于天京城中所有男女都“入营”，这些妇女当然都是“组织上的人”，而当时太平军中只有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六大家子人可以全家团聚，“家属”往多了说不会超过500，除“女军”外最大的女性组织“女绣锦营”只有8000人，女官数量充其量万把人（估计没这么多），由此可见，天京城内的女军编制十分充实，“齐装满员”，甚至可能超编，这和同时期男军“2500作10000”，甚至编制13125人的一个军，只有官兵100多人的情况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
问题是，这支“女军”根本就不是战斗部队，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是部队。
进入天京前的女营其实也不是什么战斗部队。太平军自金田起义起就实行全家随营、男女分营、禁止家庭团聚的措施，这样一来，就必须将随行的大量妇女组织起来以便管理，所谓“女营”，就是这样的组织；进入天京后，太平天国起初仍然坚持全民入营、男女隔绝的制度，这样一来，全城居民都被拆散，“男归男行女归女行”，自然要分别加以组织，而“女军”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至于使用军队番号、编制体制，这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中太平军同样用这套编制去建立城、乡秩序，可以说，太平天国辖区的任何一个人，都必然在某个“军”或者“营”里，但真正打仗的“军”却只占极少比例。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提到，天京城里的女军“不分老少”，而张继庚在写给已故清江宁布政司祁宿藻之子的信中称，祁宿藻的妻子在后二军、自己的母亲则在右七军当“伍卒”，这两位妇女都是老年缠足女性，她们显然不可能上阵搏杀，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
这些“女战士”既然被组织起来，当然不会无所事事。
她们通常所从事的，是军需生产。
太平军守城最注重工事，天京城里城外遍挖壕沟，沟中栽满竹签，这些竹签还要定期检查更换，以免日久失效，挖壕沟、削竹签的工作，基本由女军担负；修工事需要砖，洪秀全等大兴土木，修建宫殿、王府、官衙，也需要砖，搬砖的工作也由女军担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天京城里好几十万人要吃饭，但城里只有些菜园子，并没有粮田，只有去江边、河边码头上搬运从湖北、安徽、江西运来的粮食，或去城南稻田里抢割，城里人才能填饱肚子，搬米、割稻的光荣使命，自然也归于编制庞大的太平女军。
据时人记载，“女战士们”的工作十分辛苦，每天早上不到四更（1-3点）就起床开工，天黑才能休息。有时工作较清闲，上级领导还会“没事找事”，如杨秀清曾让女军每个馆（两司马）都要上缴一斗臭虫，或若干只小老鼠，好事者分析认为，这是怕“女战士”们闲极生事，影响安定团结。
此外，运盐、舂米、搓麻绳、埋死尸，这些体力活也多由女军担负。
“选秀”也是女营必须承担的义务。据金陵癸甲纪事略、金陵癸甲新乐府等记载，长期在女军担任领导工作的洪秀全亲信大臣、后期一度主掌朝政的蒙得恩，在前期负责“选秀”，每逢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四人生日，各女馆都要进行一次“海选”，获胜者由蒙得恩复选，最终挑出15名入围者，按照6：6：2：1的比例送进四人府第做娘娘、王娘（也有说谁的生日就给谁送，每人每年就送一回的），其中除石达开经常推辞不受外，其他几位都照单全收，称为“天父赐来美女”。
当然，选秀不一定是选“娘娘”，各王府内需要许多工作人员，但女眷众多，太平军男性又“实质性鳏居”太久，男女混杂显然很不保险，因此早期太平天国主持过多次选拔女簿书——就是女秘书的测试，被讹舛为“中国第一个女状元”的伏善祥，就是在这样的测试后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在杨秀清身边工作的重要人物。
有作战性质的工作有没有呢？有。
金陵癸甲纪事略中称，在1853-1854年期间，太平军从天京城出击，进攻清江南大营阵地时，有时让女军派人挑着装满糠的大箩筐远远跟着，一旦得手，太平军乘胜追击，女军就用糠填埋废弃营地的壕沟，同时用空箩筐把战利品挑回去。
此外，许多记载都说1853-1854年间杨秀清曾安排女兵上城守城，据金陵癸甲纪事略称守城的都是“大脚蛮婆”即广西、湖南客家和少数民族女子，这未必确切，因为守城又称“守铺”，是带有放哨性质的“防守”，职责是发现敌人进攻时呼叫主力上城，当时和太平军作战的清方，在被长围久困时也会动员妇女“守铺”，如怀庆、六合都如此，而太平军又素有“守险不守陴”，即只在城墙上留少量兵力，将主力用于把守隘口和充作预备队的传统，所谓“女兵守城”，实在既不特别、也不重要。
女军不打仗 打仗非女军
那么，有没有真正上阵杀敌的女兵女将？其实也还是有的。
《百年风云》里提到洪宣娇、苏三娘两位女将，洪宣娇的事迹是杜撰，但苏三娘可是如假包换的女英雄。
她是广西灵山人，丈夫参加天地会被团练害死，愤而起兵替夫报仇，后投入太平军中，从广西一直转战到天京。灵山籍的清朝状元龙启瑞写过一首苏三娘行，说她“猩红当众受官绯，缟素为夫断仇首。两臂曾经百战余，一枪不落千人后”，这固然是借渲染苏三娘的“舍生忘死”讽刺清廷同僚的贪生怕死，但对这位女同乡的惋惜敬佩溢于辞表。她后来和同为天地会出身的罗大纲合队，并在罗妻死后改嫁给他，但并没有记载表明她和罗大纲一起战死，电视剧中让她殉情，还让曾国藩给他们二人合葬，实属荒诞不羁，因为罗大纲本人并非战死沙场，而是负重伤撤回后因疼痛难忍、吞金自毙的，而苏三娘的事迹就此泯灭，并无记载称她也一并死去，即使死去，也是太平天国方面给予安葬——这两人的人头十分值钱，“曾剃头”要是真拿到，不管自杀他杀，那是绝不会浪费的。
记载中她曾经“聚众二千”，但这二千并非女军，而是以男兵为主，当时广西、湖南天地会中同样有一些女首领，如邱二嫂等，她们同样也是“女将男兵”。
在广西、湖南、湖北，太平军女眷都曾“妆牌刀手出战”，永安州突围时，洪秀全还亲自下达了“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的诏旨，这常常被人引用，以证明太平军有所谓“男女平等并肩杀敌”的制度；在定都天京之初的1853、1854年，太平军也曾派“女队”出战过。
但在定都天京前，太平军时刻处于围剿、转移过程中，并无稳定后方，经常要打遭遇战，同为“贼党”的女营在遇险时必须殊死作战，否则只能玉石俱焚；永安突围时太平军已濒临山穷水尽，为了生存，只要能拿起刀枪的都得充当“战士”，这只是特例，且这样的特例清方更多：南京陷落后守卫明故宫“满城”的八旗妇女大多战死、累死，扫北军逼近沧州时，当地驻防八旗城守营的妇女先是出城送饭送军需，继而闭城死守，最后也几乎无一幸免。
太平军早期多客家人，女眷中也大多为客家和少数民族妇女，她们都是天足，且耐奔波劳作，让她们行军、打仗，都不难做到；进入中原地区后，大多数妇女都是缠足，平时走路尚且不能疾行、不能及远，打仗更是勉为其难。一直坚决主张全家随营的太平军，在离开客家地区之后，在桂北、湖南转战时就改以招募壮丁为主，直到攻克岳州，获得大量可以容纳老弱、女眷的船只，才重新改为全家随营，并非没有原因。
因此到了天京，尽管由于主力四出征战，城中兵力仍然空虚，但太平天国并未让编制多达10万的“女军”出城作战，只偶尔派遣少数女性助战，这些女性，金陵癸甲纪事略和张继庚等人都说是“广西女人”、“大脚蛮婆”，而据前书记载，到1854年夏秋，总数10万以上的天京女性中，广西女人总数最多不过2400人，刨去无法作战的老妇、“娘娘”等，剩下的人数不过千余，仅为女兵比例的1-2%。
许多记载都指出，到了天京后，广西妇女全部出任女官，有的甚至称没有一名广西妇女的职位低于女军帅的，这也许有些夸张，但足以表明，定都天京后的确还有女性出战，但出战的却不是号称10万的40个女军，而是太平军领袖最可信赖的广西“女军官”们。
这些女军官也和男性一样，封有从军师直到两司马的各级官衔，但她们的提拔往往不是因为自己的功劳，而是因为丈夫、儿子的功劳，据记载，如果一名男性总制战死，他的遗孀就可以封为女总制，以此类推。天父下凡诏书三中记载，官拜女军师的杨长妹、石汀兰长期在天王府上班，连探亲权都需要杨秀清玩天父下凡“特批”，这二位已经是太平天国最高职位的女官，她们尚且要依附男性，无权独立开府办公，那些女丞相、女将军们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造成一个怪现象，女军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派出去打仗的女人又往往不是女军的。
甲寅四年（1854年）八月二十四日，杨秀清托天父下凡，宣布废除男女隔绝的禁令，在天京城内恢复家庭，40个女军就此解散，此后再未成立。
故事并未结束
女军解体了，但故事并未结束。
后期仍然有“女营”的纪录。太平军攻占常熟、无锡、丹阳、苏州，都一度设立过女馆、女营，但最长的常熟不过半年，最短的据说只有半天，从李秀成给儿子李容发、侄子李荣椿的谆谕，和石达开在攻打四川涪州前的准备部署看，此时的“女营”，是破城后保护妇女免遭乱兵伤害的一种临时性措施，一旦社会恢复安定，“女营”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因此苏南一些迅速安定的城市，女营只存在一天或半天，而常熟因主将黄文金不注重军纪，秩序恢复缓慢，女营存在的时间就要长一些。
这时太平军中女眷数量仍然不少，但大多成为军官眷属，在一些时候，这些眷属也会集中居住，如1863-1864年，太平军李秀成、李世贤部大部开往江西作战，军中几十个王的眷属就都留在广德，由黄文英照料，因为“王娘”实在太多，黄文英不得不向负责天京粮食供应的林绍璋借粮，方才避免饿死几口。
到了中后期，太平军随军女性中，广西籍的已经不多（有记载后期广西男女总共只有700多人的，似乎失之过少），她们大多已经是王爵家属，年纪渐长，出战的频率也变得更低了；“新姐妹”中固然也有大脚的（如秦日纲的妻子就是安庆大脚姑娘），但绝大多数是缠足，从保留下的兵册、家册看，她们要么不在编制，要么就在牌尾行列中，而不再单独编组成军。
正因为此，后期太平军女性出战的记载更少，1860年江南大营围城最急时，清军幕僚萧盛远还从望远镜中看到，一群大脚妇女打着蓝旗出城，对着大营的方向摇旗呐喊，充作疑兵；而此后湘军围城，直至破城，就只有天王宫殿女官坚守岗位，不放洪天贵福乱跑，和大批女眷投池、赴火殉国的纪录，而并无“男将女将尽持刀”，与敌人作最后搏战的记载了。
那些渲染太平军推崇“男女平等”、废除缠足，解放妇女的自然是过誉：太平天国任何官书里都不曾说男女平等，相反，幼学诗里多处提到“妇言慎勿听”、“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明确主张男女不平等；太平军废除缠足，首先是因为起自广西，骨干多为客家，而客家女子不缠足（同样，八旗妇女也没有缠足的，这不意味着八旗也“解放妇女”），其次，缠足妇女不便劳作、更无法出战，行军速度迟缓，容易妨碍军情。同样，如果说太平军组织了一支女军（尽管根本不是打仗的军队），也有女性参战的纪录，如果说他们允许（或干脆说强迫）女性参加劳动、参加社会工作，那是因为需要：1854年秋，天京城里男性只有两三万，而女性尚有10多万，在敌情紧迫，粮食又不充足时，让女性“解放”，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也正因为“解放”是权宜之计，一旦觉得这样做得不偿失，就会立即废止。1854年后，太平军首脑发现，江南女性的确不适合做大规模重体力劳动，而十多万劳动效率低下的妇女集中在城里，反倒造成供应紧张，便立即采取各种办法（把女营移到城外、派女营去远郊捡柴、割稻，然后关闭城门），纵容、甚至强迫“女战士们”逃走。等敌情减缓，供应逐渐充实后，许多妇女又自然而然地回归家庭，重新变成“全职太太”和“全职二奶”。
认为太平天国设立女军是苛待、虐待妇女，也未必客观。大多数太平军领袖见识不高，习惯于用客家妇女的“吃苦耐劳”衡量所有妇女，结果造成大批江南妇女“不堪虐待”；对于太平军而言，供应始终是个大问题，除去个别领袖，大多数官兵的供应定量，是和其担负职责挂钩的：不打仗的喝稀粥，打仗的喝稠粥，去城外打仗的吃干饭，当敢死队的吃大块肉。同样，当他们觉得女营“工作效率低下”时，待遇自然也层层降格，最后弄到每天每人六两（还是1斤18两的“六两”）带壳糙米的“菲薄待遇”。
天京陷落后，几支余部中，只有赖文光的一路有较多妇女活动的痕迹，但这些“女眷”似乎主要是丢失了皖北老家、不得不全家随军流动的捻军家属。这些皖北女性中也有“大脚婆”，偶尔也能看到她们呐喊助威、甚至上阵搏杀的记载，但似乎与太平天国“嫡系”关系不大，时人记载中，赖文光倒是直到最后都有“女人”，但根据那个未必可靠的记载，这女人是“裹挟”的，且正是她的指认，淮军才在一片混乱中盯住并最终捕获了赖文光。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军“女军”存在了约一年半时间，这支并非战斗部队、甚至并非部队的“部队”虽然编制基本模仿男军，但在细节上有变化，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没有师，也没有旅的编制，而由军帅直辖卒长，一个军的编制人数，只相当于男军一个师。明白这个道理，就该知道《星星草》错在哪儿了——就算把那支混杂老太婆和幼女的“女军”算作“女子部队”，也不可能有什么“女二师”、什么“女副师帅卜寡妇”——因为太平天国从来就没有“女师帅”、“女旅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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