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本来就是中国的,为什么还要“中国化”?事实上,当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西化了,这门西化的学科,正规的名称叫“中国文学批评史”。要谈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问题,必然要从这样的追问开始:“中国古代文论”(或称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国诗学、中国传统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在现当代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门学科?在“西方化”之前它又是以怎样的一种面貌现身?为什么要把中国文论中国化?沿着这样一条路子去摸索追寻,也许能寻找到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某些最坚硬的症结所在。毋庸置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产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思想倾向:一是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化进行空前深刻的质疑、检讨和反思。在对这一切文化现象背后的思想根基进行价值重估的同时,用一种革命性的激进态度审视中国文化的发展样态。二是“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的形成。随着对西方思想的大规模引介,中国学界开始在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对话中解构对传统文化既有的观念,开始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介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这个思想“内发自省”与“外在进攻”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是西方化还是东方化”这样的矛盾论争。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并发展的。
对文学理论的清理,最初产生于20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学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为代表。他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的历史(3卷本)在1900至1904年之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对文学批评史这一门学科的基本研究范式进行了初步的勾勒。森次巴力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影响,主要还是文学批评史这本书。正如罗根泽先生在其《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指出的:“近来的谈文学批评者,大半依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说法,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赏鉴的、审美的十三种。依我看是不够的。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①他认为,在中国本来没有文学批评这样一种称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学批评,而是说,从一种学理上进行系统清理,或者说,从学科理论高度进行观照的学术行为,还是在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影响下开始的。他把西洋的批评论理论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思想展开对比,认为“西洋所谓Criticism,中国古代名之曰‘论’。……由此知‘论’是‘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正是西洋的Criticism”②。
而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则是以陈锺凡1927年出版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标志的。他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将这个范畴理论化,并且运用西方知识体系去统摄中国古代的文论思想。后来者几乎都是按照这个路数去发展的。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郭绍虞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罗根泽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1943)、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大纲(1944)、蔡仲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史”的角度来进行清理的,按照时间线索来进行划分,把每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论思想从传统的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例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在三卷的论述中,其时间跨度涵盖了从《
尚书》到清代袁枚的各个时期的批评思想,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各个时期文学批评做出了系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归纳。虽然所涉及的批评家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基本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论思想家。他从学科对象的角度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研究范畴。